楊銀波蜀行記：天網人權中心

◆第三站：天網人權中心

我與陳雲飛趕往住在成都武侯區康華醫院的黃琦家。陳雲飛談及個人歷程，從物理系的學生，到參與六四，再到從政、經商。他說："我承認我的軟弱，我不敢像持不同政見者那樣，與當局叫板。我只是為了個人的權利，我要鬥爭，我要吶喊。我軟弱，我有很多缺點。去年，我在《成都晚報》刊登六四廣告，沒錯，那就是我做的事情。我已經死過一次了，十九年前就死過一次了，軍人和警察沒把我打死，我活下來了。我多活了十九年。"這確實是一個看上去非常普通，沒有任何強者色彩的人。我們初次見面，他卻能如此熱情，令我感動。他的語言中有悲傷，有讓人忍不住哭泣的衝動，雖然很多人都在勸他忍，但他總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不會自舔唾沫。

黃琦還沒回來，正在接受香港記者的採訪。這幾日，黃琦受《中國天網》讀者及朋友（包括姚寶華、莊秀鳳、袁天放、瀋阿珍、吳荷娣、魏道華、何小成、曾志揚、魏洪南、徐志明、盛林忠、李卓芸、章寶善、朱士青、吳全力、昝愛宗、趙京等人）的委託，一直在衝破阻力，到災區送物資給災民。我去時，黃琦運送的物資已是第三次成功送達。先交代背景--

黃琦，今年45歲，四川內江人，畢業於四川大學無線電子系，1998年成立"天網尋人事務所"，1999年設立"天網"網站。2000年6月3日黃琦被捕。在被捕近三年後，黃琦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是中國網際網路獲罪的最早期公民之一。五年之間，黃琦受到海內外廣泛聲援，而他自己也在做著多種反思。2005年6月4日，黃琦獲釋。在獲得第二屆網際網路自由獎、中國人權青年獎、赫爾曼·哈米特獎、自由文化獎之"新聞自由獎"的同時，黃琦重操舊業，調整方式，改組《六四天網》為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中國大陸第一家綜合性人權組織），並於2007年6月在美國成功註冊該組織。非常淒慘的一個事實是，黃琦患有腦萎縮，壽命在五年以內。令人欽佩的另一個事實是，這是一個工作狂，實幹家。在很多方面，我們之間都有著巨大的相似之處，這一點，曾被廣西的戚欽宏記述。

接著，概括一下《中國天網》在那幾日的努力及見聞。僅自由亞洲電臺、希望之聲電臺、臺北中央廣播電臺就有大量訪談連線，其中臺灣名嘴楊憲宏，可謂最深入交流的一位，此處不贅。

◎天網組團救災速記（簡略）

5月17日，天網第一次組團，前往什邡市湔底鎮，向100餘戶受災村民直接發放救災物資。湔底中學70餘名學生遇難，龍居小學120餘名學生遇難，另有20多位村民遇難。一戶村民每天只能得到兩瓶純淨水、一袋速食麵，生活十分艱難，急需帳篷、純淨水、藥品等救災物資。

5月18日，天網第二次組團，前往崇州市，向500名村民分發救災物資，並現場聽取部分災民的投訴。在崇州市懷遠鎮，天網走訪了崇州市懷遠中學，懷遠中學當時正在為在地震中因救護學生犧牲的該校英語教師吳忠紅老師舉行悼念活動。整個懷遠鎮場鎮上的數百幢房屋在此次地震中都沒有實質性的損害，可是懷遠鎮中學一棟教學樓，僅修建不久就在此次地震中倒塌，造成了吳忠紅老師與另外三名學生的死亡。崇州市懷遠鎮楓楠村四組、七組，基本全部報廢，村民目前生活極其艱難，他們全部靠在空地裡用塑料布搭簡易棚居住，沒有電，買不到燃料生火做飯，水井裡打出來的水極其渾濁不能飲用。

地震災情發生以後，當地政府除指派村委幹部對四組被損毀房屋進行了初步勘察外，再沒有對受災民眾表達過關心。而七組村民則說：地震發生已經六天了，政府從來沒有派人來過問過他們的災情。在街子鎮白象村三組，災民投訴：基層組織上報災情時，存在嚴重的厚此薄彼現象（5月 19日，懷遠鎮陳書記迅速親臨一、四、七組察看村民房屋受災情況，當天下午便通知三個村民小組派人到鎮上登記災民人數）。

5月20日，天網第三次組團，前往都江堰市青城鎮石橋村。該村大部分農宅垮塌。隨後，抵達都江堰市中心鎮紅旗村二組，走訪了王偉等村民家中。受部分江蘇人士委託，天網又前往崇州市街子鎮白象村三組黃碧春家中。黃碧春是一個啞巴，其丈夫於兩個月前去世。黃碧春女士聽說天網趕到後，隨即趕回臨時搭建的窩棚，收下了江蘇人士捐助的2,000元人民幣救災款。

5月21日，天網第四次組團，將姚寶華、魏道華、莊秀鳳等人及作家昝愛宗捐給災民的款項，送到四川崇州市懷遠鎮楓楠村災民（房屋垮塌至今沒有得到任何幫助楓楠村村民駱才剛、李學明妻子張淑君、趙有軍）的手中。

5月22日，天網第五次組團，前往彭州市磁峰鎮發放物資。這是周鈺樵、陳雲飛、李棟柏、陳濤、李德銘與我及妻子共同參與的一次救災行動。由於當地距離地震震中較近，整個磁峰鎮幾乎沒有完整建築，死亡人數在100人以上。當日，天網又前往距離地震震中僅十公里的彭州市銀廠溝景區，並向銀廠溝深處進發，抵達了銀廠溝的謝家店地區。由於地震造成了嚴重的山體滑坡，謝家店地區數十家為旅客提供服務的農家樂全部被摧毀，有數十戶農家樂的經營戶全被在山體滑坡中喪生。整個謝家店地區僅餘部分倖存，很多家庭只有一兩人在災後倖存。由於山體滑坡情況非常嚴重，被掩埋的50餘農戶已無生還可能，遺體也無法找到。

5月23日，天網第六次組團，與成都市太平村遭受野蠻拆遷的村民一起，前往什邡市、綿竹市等，向部分受災民眾發放救災物資（我與黃琦分別的當日，這幾位非常善良的村民我見過，其中兩位是劉忠林、劉勇瓊。他們希望災民能夠直接搬到他們家中居住。不料，5月30日，300 多名成都警察和施工人員開著挖掘機，趕到劉勇瓊家，開始強行拆遷。滑稽的是，參加強拆的車輛還標有"抗震救災"標識）。

（一）死難學生楊丹的父親楊木順說："這次前氐鎮中學死難的學生，大多是學習成績較好的初三實驗班學生，在即將進行的中考中很有希望考入高中。農村人撫養孩子都很不容易，現在孩子死了不知道以後的日子還怎麼過。孩子死了以後，我們去大隊要救濟物資，大隊居然說死了就死了嘛，你們怎麼能想全部靠救濟？最後在我們強烈要求下，才發一點方便麵和帳篷給我們。而我們看到大隊裡面堆積了很多救災物資，他們就是不發給我們。而且我母親知道我孩子被壓死後第二天就被氣死了，我們一家在短短几天死了小孩又死了老人，這個日子完全沒有辦法過了。"

（二）死難學生王兵的父親王真富說："這次死這麼多學生，完全是人禍。地震以前學校的教學樓早就成危房了，可是教育局兩次下發建設費，學校都不管，只是把教學樓重新粉刷了事。而且尤為惡劣的是，地震發生時，我們孩子班上的老師喊學生們不要動，自己反而跑了。"

（三）死難學生吳小亮的母親趙延芝說："地震發生後到現在，學校和鎮政府都沒有管過我們，還把學生的書包以及課本全部銷毀。他們說只有20個學生死亡，我們認為這個數字的水份很大。實際數目要大得多。我們去問死亡情況，他們也不告訴我們。"

在離開前，太平村村民向死難學生家屬王真富、楊木順、陳先銀、吳應兵、賴維聰等五人捐款1,000元，黃琦也代表趙京向他們發放5,000元人道慰問金。

5月26日，天網第七次組團，前往彭州市九峰村10組、11組，594位村民發放一萬斤大米。前往途中，遭遇塌方，又巧遇解放軍某上將考察災區。

5月29日，天網第八次組團，《丹麥消息報》記者馬丁先生等隨行，前往什邡市湔氐鎮、八角鎮、紅白鎮，以及都江堰市蒲陽鎮等地。天網報導了災民的遭遇後，多名村民都接到了匿名電話，質問為什麼接受記者的採訪，並指責死難者家屬別有用心。5月27日，多名家屬在準備集體前往什邡市政府上訪時，當地政府不僅沒有積極處理問題，反而威脅搭載家屬的巴士司機。（完）

◆黃琦很忙，忙得必須以忙來減低痛苦

5月21日這一夜，我與黃琦從夜間十時，談到次日凌晨五時。首屆自由文化獎之"新聞自由獎"的獎匾，放在簡陋居室的電視機上，閃閃發亮。這個中國首批網路受難者，高大挺拔，剛毅坦然，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一邊繁忙工作，一邊與我攀談。他的四川話已經有些生硬，代之以習慣成自然的普通話。他的助手，溫和善良的女律師溫霞已經疲憊至極，睡去了。陳雲飛強打著精神，也與我們一起天馬行空，如入無人之境--當然，這一切都是能夠被竊聽到的，因為黃琦那臺裝著神秘的、不知名的、技術精湛的某種軟體或程序的筆記本電腦，能夠得知我們的任何細節。

◎黃琦口述速記（簡略）

我主要與社會底層打交道，逐漸獲得民間及官方尊重。我們的《天網》，已經成為另類內參，非常有影響力。我在這裡住，是因為我幫助過一個人，這個人為了感謝我，只收我一個月一元錢的房租。我遇到過很多威脅，被跟蹤，被監視，包括我的電話、電腦，全被監視。今天你在這裡，每一句話都是能夠被知道的。官方為了《天網》，每天投入七萬元來監視。他們的手段非常高明，我們傳資料到《天網》網站的難度，是讀者看《天網》難度的五倍。有人一直在暗中保護我們，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們有危險時，會被送走，離開現場。在工作中，我們才會感覺到不會越活越小。

有人提倡民間串聯，其實沒必要串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這個對象是底層人，是具體的事，不是寫文章，不是學術，而是最真實的維權。國民黨當年的失敗，就是因為是一群雜牌軍，不是鐵打的兵。鐵打的兵是誰？是工人和農民。有四個字，你以後會在文章裡消失--"民粹主義"。我是堅持民粹的。這次地震，躺在路邊帳篷的，多是小資、白領，而不是農民和工人。那些高喊素質、文明、民主、自由的，反而不如這些工人和農民。民運有許多都是從文學之路開始的，但大都不成氣候，其原因就是他們沒有與底層人緊密結合，變成了空喊和想像。我不搞"自由領導人民"那一套，30年民運，最能推動民主運動的，是民間維權運動，而不是文章、文化或者其它。草根一旦成為精英，他們的路就狹窄了，逐漸脫離了民眾。我看你就有這個過程，從你最近的文章來看，你想重新回到那個底層去，不去當精英，繼續當草根，回到實幹家的身份。

六年前，我不怕共產黨。六年後，我也不怕民間。有人整郭飛雄、高智晟，現在來整我，我不怕。我們既獨立於官方，也獨立於海外，我們可以自己做自己。反共不能證明什麼，只有歷史和人民才能作出判斷。大浪淘沙啊，隨著時間的流逝，該淘汰的都會淘汰，最後留下來的才是金子。坐牢的時候，我抗爭過，我恨那些人。可是，他們也讓我警醒到自己：難道我真是一點責任都沒有嗎？"認識你自己"，自己就是自己，需要自己的內省。如果什麼都對著幹，因為仇恨而仇恨，以仇恨來判斷一切，那麼就喪失了判斷力，也做不成事情。人是容易善變的，我不會隨流，我只會想到民眾需要什麼，那麼我就盡力提供什麼。天網能夠贏得體制內的尊重，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是真真正正為民眾做事情。

民眾為大，其利益為最大，如果中共能夠順應民意，那就表揚它，肯定它。不是一味地對著幹。歷史是會重演的，文化人的夢想，原來就有過，東林黨就是其中之一嘛。有沒有成功？沒有。我覺得人需要反諸自身，不要讓仇恨代替一切，要拋棄小圈子思維，真正走向民眾。是不是在反共立場之下，一切都是天然的、理直氣壯的？真實，是最重要的，不能有虛假。如果我今天去嫖妓被抓了，我絕不會說這是政治迫害，事實就是事實，不能拿來掩蓋自己，推脫自己。我有錯就要承受，就要懺悔，是我錯了就是錯了，這很鮮明。我不希望把矛盾激化，那樣只會壓縮自己的空間。文化人很難集合起來，很難形成牢固的凝聚力。比如陳雲飛他們的散步遊行，多是文化人參加，沒有工人和農民，為什麼？因為與底層民眾的切身利益相隔太遠。人的利益性就是人的本性，為人民，就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

談到民間維權，我拋出兩個問題：律師收費打官司是不是維權？為自身利益、本群體利益抗爭，是不是維權？我認為都不是。維權是免費，是超越自身利益的。同時，維權的領域也有金子塔結構，越往上走，成了精英，就越脫離民眾，就越來越不是維權，而是"維我"了。得到新聞自由獎，我的第一反應是有錢了，可以辦更多實事。以前我也得過其它獎，這次這個獎不一樣，它有推選的過程，有審核評議的過程，搞得非常正規。

我們這次去災區，政府的態度不是默許就是置之不理。我們遇到阻力的時候，就是說我們要把物資直接給災民，就直接帶我們去跟災民接觸。他們懂這些。我們把組織化的東西拋掉，直接與民眾的需求對口。有的NGO，包括反對黨，說打他們的旗號，我看都不必，只要災民受益就行，這是根本目的。我們去了三次，送了兩萬多元的物資，礦泉水、牛奶、麵包、方便麵。（這時，湖北潛江的姚立法打來電話，談稿件問題）我們要樹立一個品牌形象，那就是我們的服務對象就是民眾，可以直接與民眾一道來辦事。

"反共就是正義，反共就高於一切"，這是非常狹隘的。貶低他人，抬高自己，也是非常卑鄙的手段。邊緣化的話題應該包括兩種，一種是流行圈子的邊緣化，一種是民間的邊緣化，怎麼去判斷這個邊緣化，要人民說了算。每個人只能做自己所處時代的事，只有做得多與少、好與壞的區分。歷史在進步，我們在成長，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歷史。民間的力量，一是傳統民運，二是文化人組織，三是腳踏實地的維權者。雖然是群雄逐鹿，但最後還是由老百姓作出選擇。主義，常常是打棍子的把戲。其實，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既然做了，就要承擔責任，承受代價，不用給自己披上外衣，加上標籤。面子是雙方給的，不要弄得別人下不了臺。

這次，我到了地震災區，到了現場反而沒有眼淚。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遠遠超過泰坦尼克號的悲劇。5月12日14時 28分發生地震時，我們立即下樓。然後，又立即衝上來，以最快的速度發稿，三分鐘以後稿件就發出來了，在14時39分，迅速發給各大媒體。我們去的某些地方，還沒有被報導出來，比如有個中學死了近80人。我是個民族主義者，這與以歐美文化為主體的異議圈恐怕不盡相同。政權不等於民族，民族不等於政權，民主化之後的俄羅斯同樣把目標對準了民主化的美國。我們的《天網》，在美國有人翻譯，中國的政府、軍隊、總政內部，都看得到《天網》。

業績是打拼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我不是那種"三天憔悴，七天崩潰"的人，是越干越有勁。郭飛雄為民眾維權，反而遭到文化人的指責，這是很悲哀的。我們《天網》是站在委託人的立場上，為委託人辦事，張揚委託人的利益。最終，老百姓的選擇比天大。發稿、照相，是很多人喜歡做的事情，但是有太多人都拒絕做事。留在《天網》的義工沒有一分錢的利益，有的走了，但留下來的都是了不起的人，堅持到了最後。按你的話說，有的青年義工，是有"維權的歷史感"，也就是"維權的長度"的。北京有位著名人士說：你們《天網》的人是最會打仗的人。

一般來說，只要海外已經介入的案件，我們都不再關注。我們關注無權無勢無名的人。"勢"是什麼？勢就是一群人的聚合。名嘛，肯定要有一定的表達能力。這些我們都不關注。六四事件，就是以學生和教師為主，工人、農民參加甚少。加之許多人的精英態度、精英路線，因此失敗。精英政治在中國是不可行的，李敖就不如阿扁，因為阿扁是維權出身，票數很高。1979年，阿扁擔任黃信介的辯護律師，名聲大噪。他是出身社會底層的貧民子弟，民進黨的建黨初期就是捍衛各種弱勢者權益。雖然共產黨採取暴力手段打土壕分田地，但農民畢竟有實惠，迎合了人的利益性需要。

《竊聽風暴》我知道，我覺得這部電影人為的痕跡太重了，太注重去追究這個歷史。《天網》是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因為未來看不清楚，每個群體都在張揚自己的主張。你沒有必要去故意激怒政府，否則你做不成事。我們介入報導了3,000餘起案件，堅持到現在，很不容易。

人類是善於進化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貶損他人，或者拔高與自己有關聯的人，都是不好的做法。我在監獄裡看《世界通史》，起碼看了20遍。得到許多援助，要感謝很多人。裡面有一件事，有一天一個獄警對我說："黃琦，你長胖了。"我很反感，獄警付之一笑。我有個反思，難道那種問候真的是惡意的嗎？我的心靈什麼時候被仇恨扭曲了？這時我發現，我需要審視自己，正確地面對周圍所有的人，調整心態。這是我這些年做人做事的態度。

我出獄以後看到，當時國內非常活躍的人，比如楊天水、東海一梟、你。你們走的路，與一些圈子化的路線有區別，是關注底層的努力。走民間道路一定會持續成長。我們當然需要搶救歷史，更需要關注現實，按照共產黨的話說，還要繼往開來。（完）

【編者註：據BBC 6月13日報導，6月10日晚上約七點後，黃琦同天網的義工蒲飛、前樂山師範學院教師左小環三人去成都一家餐館用餐，被幾名不明身份的人強行塞入一輛汽車帶走，至今下落不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