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奧運，愛國主義的中國變局

2008-04-29 06:30 作者:顧則徐 當七年前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時，2008年即被注定了將成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關鍵年份，在這一年，中國是向前開放還是向後保守？按照中國習慣的政治性術語來說，就是向左轉，還是向右轉？左轉還是右轉的話語存在著一種思維陷阱，如果從理想化的角度說，不左不右最好，但是，實際並不存在不左不右的問題，中國幾十年來從來沒有做到過不左不右。不左不右理想實質上就是不前不後的幻想，不搞政治改革，只搞經濟改革，踏步走，這是今天所試圖堅持的。但地球在轉，世界在前進，踏步走只是幻想。

奧運是一個全球開放的盛會，它的和平性、非政治性使它成為了人類最大的交流平臺，但是，當從泛政治的角度說，和平、非政治本就屬於一種政治，奧運的政治不過是以非暴力衝突的、妥協的、包容的、避讓的方式進行的。有兩個基本因素強化了2008年奧運的泛政治意義：一，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在社會主義國家舉辦的第一次奧運會，圍繞著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問題的政治自然將升溫；二，這是中國的第一次奧運，圍繞著這個東方第一大國和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政治自然將成為熱點。因此，七年前當中國人為獲得奧運主辦權歡呼的時候，全世界各種政治力量則開始冷靜地把眼光投向了2008年。這種意義更由於中國政府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思維而強化，中國政府試圖把這屆奧運會辦成奧運史上最成功的一屆奧運會，這種心理在海內外不少力量中刺激出了一種"決戰奧運"衝動，這種衝動最強烈的則是中國政府自身。

對現有政權穩固來說，中國大陸在海外的民主力量被當然地看作了頭號威脅，因此，大陸政府給予了持續、沈重的打擊。不管陳水扁政府如何主張，骨子裡終究不能擺脫臺灣人作為中國人的認識，因此，也越來越深地捲入了大陸在海外的民主活動，客觀上起到了分化其力量的作用。支持程度決定於被支持者的強大和努力程度，乃是政治特別是西方政治的普遍原則，因此，大陸在海外衰弱的民主力量並不能夠得到足夠支持，加以奧運的愛國主義困境，海外民主力量只能在虛弱中彷徨，在彷徨中虛弱。於是，西藏問題便凸現了出來，成為2008奧運政治的引子。

中國中央政府在達賴問題上有著一貫的君臨心態或老大心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定缺乏政治智慧，這種心態只是限制了政治智慧的發揮。中國古代"天子"在處理邊緣地區和民族政權問題上並不乏智慧的例子。達賴早就拋棄了他的獨立主張，而主張自治，並主張非暴力。但這並不等於中央政府能夠接受，達賴的藏人治藏在西藏已經存在著大量非藏族人口情況下難以實現，達賴的大藏族區設想也是不正視現狀的要求，從這個角度說，中央政府君臨心態下拒絕談判並不算不明智。問題在於，靈童權的爭奪已經或部分終結了達賴的繼承體系，從而形成了一種絕望，這種絕望刺激了藏青會的興起和壯大。也就是說，達賴體系已經分解，以達賴本人為代表的老派的力量爭取著與中央政府進行談判的機會，而名義上仍然承認達賴為精神領袖的藏青會少壯力量則要擺脫達賴走向暴力。雖然中央政府不懼怕暴力，但是，暴力道路一當主導西藏問題，西藏問題就將惡化，後人將為此付出沈重的代價。很難想像達賴死亡之後將會出現怎樣的糟糕情況？繫於達賴的年齡問題，其實留給中央政府調整策略和政策的時間已經不多。如果說2008奧運獲得的第一個政治成果是什麼，那麼，就是中央政府終於"醒悟"了過來，接受了達賴的談判要求。談判，也只有談判，才是眼前最妥當的選擇。談判能不能達成基本一致的成果？沒有任何可能。即使中央政府願意接受達賴的自治和大藏區要求，但有一點則是現有中央政府所寧死不會接受的，那就是達賴要在西藏組建的是一個民主的普選的自治政府，這是達賴更重要的底線。西藏不是可以容易封鎖的殖民地回歸化的香港、澳門，西藏民主制度的建立一定將是中國大陸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其效應有如辛亥革命的武昌暴動。眼前除了談判，只能談判，永遠地談判，一切等待將來的歷史解決。進行談判唯一要承擔的，是從妖魔化達賴轉變為樹立達賴的威望，讓達賴的理念壓抑藏青會的壯大，理想的話甚至是改造藏青會。

不接受跟達賴談判的中國中央政府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自然是全世界所難以理解的。西藏問題雖然是中國內部問題，但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任何地區性的安全問題、人權問題也都同時有著世界性、人類性，涉及到更廣泛的利益和影響，這是一個內部問題外部化、外部問題內部化的過渡時代。即使沒有西藏問題，甚至沒有奧運問題，在這樣一個時代，特別是在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的西方，一部分政府人士、輿論人士乃至政府機構對中國進行批評也是自然的。在這種批評中，一些人不予以分析地使用集體性概念也是自然，雖然這並不妥當，但中國人並不能逃避發生這樣情況。當CNN主持人等這樣做的時候，中國人覺得受到侮辱，激發出愛國主義熱情，進行抗議，也是自然的和正當的情緒，雖然這並不具有理性的公平，因為，幾十年來，中國無論是官方言論還是官方理論家，以及教育、文化上的話語，都是充分侮辱著他國，而他國政府和人民並沒有因此而激烈地抗議中國。最近幾年他國政府和輿論人士僅僅只是對中國的發展從構成威脅角度作了些有限批評，中國很多人就已經認為是在妖魔化中國了，至於對中國一貫妖魔化他國則並無反省。這是理性的不公正，但是，就個別事件來說，也即就不作類比的孤立思維說，中國人對CNN主持人等進行抗議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問題在於，這種愛國主義熱情的言論表達和行為發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誘導性，從而造成了泡沫化的愛國主義浪潮。就如反對奧運的言行被限制甚至被法律懲罰情況下的中國民眾支持奧運的熱情具有泡沫一樣，在言論和集會不自由的前提下，忽然為愛國主義浪潮打開了一個可以奔放的缺口，人們的情緒便被誘導到了一個集中的方向奔騰了起來。如果僅僅這樣並沒有什麼問題，而且可以把它作為社會情緒的一次緩釋運動，以舒張民眾已經被壓迫到十分緊張了的神經，但是，愛國主義是一種持久的並可以因為一個偶然因素不斷升溫的情緒，浪漫、狂熱而脆弱，特別是當中國很多商人以及一些勢力試圖藉助於人們的愛國熱情掀風作浪時，進行誘導時打開的缺口就很可能隨時發生崩潰，形成氾濫的洪水。愛國主義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是一國立國的自然情感，也是一種革命性的原始衝動。中國政府有著控制民眾情緒的豐富經驗和手段，長期以來養成了縱橫捭闔的自信，但是，奧運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聚會，時機已經不同，這種自信恰可能成為犯錯的主觀因素。

這種犯錯已經開始並正在進行中。就國內而言，抵製法國商業企業佳樂福已經不只是言論，而是成為了一些地區發生著了的行動，並正在醞釀全國性的"五一"抵制大行動。在一些地區已經發生了的行動基本沒有受到限制，更成為了"五一"大行動的強烈刺激性因素。就"五一"抵制一天來說，只是象徵性的行動，但關鍵不在這裡，即使抵制一個月、一年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佳樂福大股東是否資助西藏獨立的證據對於一個運動的發動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沒有這個理由還可以有別的理由，現實的是中國很多民眾已經被鼓動出了強烈的情緒和行動約定，必須要從現實的角度看待這一抵制行動。由於中國政治的不改革，民眾所受到的民主運動訓練幾乎空白，而"文革 "經驗則得到遺傳，因此，大規模的抵制行動就存在著強烈的暴力化因素和極端意識，抵制者隨時可能會與顧客、工作人員發生暴力性衝突，並形成規模化蔓延和擴張，在這種情況下一當政府加入進行強力干涉，人們憤怒的情緒便隨時可能轉向現場政府人員，與政府進行暴力衝突，演變為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政府願不願意承受這一後果？如果不願意，就只能按照一貫的模式進行控制，在示威人群聚集階段就進行驅逐甚至鎮壓。無論政府願不願意，"五一"都極可能釀出人權事件，只不過是規模程度問題。那時候，被拘捕的"愛國者"們將享受到西方社會人道呼籲和援助的好處，而中國政府則處於尷尬的境地，就整體上肯定人們的愛國熱情，被拘捕的"愛國者"們則將被稱為一小撮暴徒和壞人。

在國際戰略考察上，海外華人一直被一些研究家看作是中國整體力量的重要因素，但是，這一點也一直沒有鮮明的事例證實。這次海外華人規模空前的集會則證實了這點。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既然是一個戰略問題，那就必須要從戰略考慮。雖然這顯示出了華人的力量，但也同時是"暴露"了力量。在西方民主社會，並不在於華人集會，而在於整個西方世界華人進行行動的一致程度，這種行動一致性蘊涵著一種嚴密的"組織性"，暗示了中國政府對華人力量的影響乃至控制能力，而這則涉及到了西方社會難以容忍的戰略性原則。在民主社會以非民主的原則操縱民主的行動，似乎利用和擊中了民主社會的軟肋，但這只是一時的成功，現代西方國家並不是當年的蔣介石政府，一當其形成了"共識"，對那些宣過誓、獲得永久居留權的華人以及留學生來說，將意味著是一個深刻的戰略性災難，被集體歸到所在國家的"叛國者"、"姦細"或不可被信任者隊伍。不要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的美國籍日本人因為與母國的錯綜關係而不能被信任對美國的忠誠，集體被關進集中營的殘酷歷史。面對這次華人的愛國主義行動，西方國家政府不可能不進行戰略研究，不可能不設計相應的對策。為一個奧運會，海外華人以"中國"人的名義大規模集會，這樣的 "決戰"明智嗎？這不過是自我感覺強大起來了的弱者，出於自卑天性的愚蠢炫耀而已。

奧運會從來就是西方民間組織試圖藉以表達某些立場和觀點的平臺和機會，有著一邊參與奧運一邊進行集會的衝動。當中國不存在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情況下，人們對此有著"共識"，到2008奧運進行集會的激情較低，但現在中國的愛國主義集會和抵制佳樂福行動的似乎不被限制，則可能成為西方民間組織進行集會的強心劑，他們會認為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為了體現民主精神發生了政策性鬆動。此外，既然中國留學生在他們的國家可以自由集會，而且聲言中國是如何地好，請他們到中國看看，作為對等，西方民間組織到中國來集會既是正當的情緒，也是被"邀請"的。那麼，中國政府能允許西方民間組織在中國進行自由集會嗎？中國官員即使去西方國家訪問，遇到對自己的集會抗議就已經難以接受，甚至憤怒，更何況發生到自己管轄範圍來？因此，中國政府不可能允許西方民間組織到2008奧運上來自由集會。問題是，即使嚴格控制了簽證，這堵防火牆也不可能做到杜絕火種的竄入，西方民間組織以及個別人士的集會和抗議活動必然是要發生的，而在允許集會的香港則可能形成一定大規模，從而影響到內地。如果中國政府對進行集會的西方民間組織和人士採取強力措施，則就難以解釋愛國主義集會被放任的問題，不得不承擔被西方民眾判斷為是由中國政府組織的愛國主義集會的責任。同時，對自己國家的"愛國者"們政府可以輕易打擊，對西方民間組織和人士則不能輕易打擊，西方政府沒有權力指揮、約束他們，卻有著保護他們的責任和堅決的理念。一當發生衝突，在西方國家進行集會的"愛國者"華人、留學生們，面對責難將如何解釋？如果他們因此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將是什麼後果？

愛國主義的熱潮已經湧起，2008奧運這一世界的盛會注定了將成為一個愛國運動。政治智慧從未有過地貧乏，愛國主義這一雙刃劍輕易地被祭起，有如清末，有如北洋時期，有如蔣介石國民政府時期，卻是新中國建國以來所努力壓抑和避免的，明智的現代政府絕不會把愛國主義在非戰爭時期作為自己國家的建設綱領，但既然已經祭起，這把劍就很難被放入劍鞘。限制、取締乃至鎮壓是政府"清醒"後的必然選擇，但是，在言論控制為基本的各種因素交匯下形成的愛國主義波浪式湧動，更可能在2008年中就達到一個濫觴的高度，從而使2008年成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轉折年。向前，還是向後？危險而十分可能被選擇的，是向後，更強化極權，在極端左傾的勢力推動下，試圖把愛國主義熱情轉化為極端的國家主義狂熱。但是，今天的中國，還能製造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德國那樣的"輝煌"嗎？中國政府當下就亟需改變的一個理念是2008奧運未必要是最成功的，奧運會的成功與否本來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主要是一種話語，並且是國際奧委會必然呼應甚至主動定調為最成功的話語，有幾屆奧運會在當時不被說成是最成功的呢？

2008-4-26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