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出版社的《人文隨筆》，篇篇有聲有色，這裡推薦的是其中幾篇有有淚的文章。
我手中有一本隨筆的文集《人文隨筆》（下稱《人文》，二OO六年七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林林總總刊載了近三十篇可讀性極高，題材極為廣泛的文章，實在令人愛不釋手。
彙集在《人文》裡的隨筆是從內地出版的《上海文學》、《雜文選刊》以及《散文》等眾多雜誌篩選出來的，因此應該感謝《人文》的編輯獨具慧眼。在《人文》刊載的隨筆，可以說篇篇有聲有色，有的卻是有血有淚。
當知識份子任人笑罵時
由胡文輝撰寫的隨筆《當知識份子成為小丑》，全篇充滿黑色幽默的語言不僅吸引了我，同時勾起了令人寒心的回憶。二十多年以前，我特地訪問了曾經風靡上海和南洋的流行歌曲《何日君再來》原作曲者，已被遺忘了半個世紀的音樂家劉雪庵（已故）。當時在他已雙目失明的眼眶，含著淚水述說他在「文革」期間，音樂學院的造反派讓他夫婦（老伴系印尼泗水老歸僑）扮狗爬，被醜化了的往事。而馬思聰頭頂廁所衛生紙筐的小醜化，更是登峰造極了。
《當知識份子成為小丑》的作者寫道：「知識份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知識份子都不在乎面子，可以任人笑罵，成為跳梁小丑，那麼，一定是知識份子受到時代和環境無可抗拒的重壓。」作者在文中舉了幾個大知識份子的例子：俞平伯被抄家，向造反派追問被抄走的數萬元的存摺：「汝等持去，有利息乎？」著名的老教育家趙景深成為小丑的遭遇，讀後更令人心酸而欲哭無淚。
趙老被關進牛棚，「看守」想暫時離開一下，但又擔心被看管的對象逃跑，於是，便用繩子將先生綁在床上，鎖上門揚長而去。先生痛苦難耐，又不敢呼救，於是便哀聲作牛鳴。路過的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叫門不應，便破門而入，這才發現牛鳴者竟是先生。問他為何這樣？答曰：「我是牛鬼蛇神」……。這種悲慘的滑稽，實是一種迂曲的抵抗。作者不禁向讀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曾經有過的那種時候，跟那些知識份子一樣可憐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對我來說，我倒要向蒼天問一句：「當年醜化知識份子的造反派，今天是否心安理得？踩著被侮辱、被損害者的血跡爬到權貴寶座，你何曾懺悔過？」
關於弱勢群體的篇章
在《人文》一書中，反映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的文章有不少，具有震撼性的，是一篇《寫在一個女工淬死之後》。
該文是從二OO五年在廣州出版的《南方都市報》的一則新聞勾起的。三十歲的四川女工何春梅，因連續加班四天，疲勞過度而陷入昏迷，經搶救無效，摔死醫院。作者陳璧生悲憤地寫道：「在密如蜂房的珠三角工廠、車間裡，一個生命的逝去，便如走失了一個工蜂、一隻工蟻，並無半點風響；對大街小巷湧動的人潮而言，只如滄海之去一 粟，不見微瀾。」有人到東莞對十家玩具廠作了實地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十一至十五小時，連禮拜天也搭進去。著名作家夏衍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雜誌發表了一篇名叫《包身工》的報告文學，而他所反映的，與今天珠三角的新「包身工」又何等相似乃爾！
作者又引述了兩樁強勢者剝奪弱勢群體權益的案件。一是包工頭拖欠寧夏一叫王斌余工人的工資，工人上門追討反遭辱罵為「狗」還被一陣毒打。「在極度踐踏一個年輕人的尊嚴」之下，這位寧夏工人便忍無可忍地將包工頭等四人殺死。他「到河邊洗乾淨血跡，從容自首，被法官一審宣判死刑。」另一件令作者震撼的新聞發生在廣東的潮陽。二十歲的工人阿星因醉酒曠工，被主管開除不算，還給扣壓工資，由於被主管罵得難聽憤而殺人，最後在傳媒陪同下向公安部門自首。作者認為：「這兩個案件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強勢者、上等人不但剝奪了弱勢的合法權益，而且出口傷人，從人格、尊嚴上侮辱弱者，正是這種對尊嚴的侮辱，徹底衝垮了王斌余、阿星們理性的最後防線，當他們拿起武器的時候，他們捍衛的不是自己權益，而是自己的生命尊嚴。」作者繼續認為，在今天「沒有任何機構有效地為弱勢群體說話」。
染血的巫峽高崖頌毛大標語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郭沫若自重慶去宜昌。當小輪駛進巫峽口時，山崖上一個碩大無朋的「毛主席萬歲！」的標語出現在眼前。郭沫若詩性大發，並以對「偉大領袖」拍馬屁的本能寫下《過巫峽》的五律，其中有「奇峰十二座，領袖萬斯年」的詩句。他為五律又寫了個小序做了說明：「山上豎刻『毛主席萬歲』五字，途以白堊，甚為顯著，估計字徑當逾十米。」
作家陳仁德在他撰寫的《巫峽之巔的驚世大標語》一文中是這樣來描繪巫峽大標語的：「壯闊磅構，好似從天上飛落，五字相連，差不多佔去了半座山的高度。」「那幅標語何止『字徑當逾十米』。準確的數據是：每字長寬各十丈（約三十二米），每筆寬一丈（約三米），每個字佔地一千平方米，五字和一個感嘆號相連，外加字間距，超過了六千平方米。」
其實除了這五個字之外，還有一條更大的標語：「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奮勇前進！」十三個字總長為十三華里，「用肉眼很難同時看到兩個字，乘船逆江而上，要一個多小時才能把整幅標語看完。」
這兩條大標語是一九五九年巫山縣委為了「反右傾」而製作的。由什麼人來完成這一任務呢？作者是這樣描述的：「在令人生畏的險峻陡峭的巫峽絕壁上執行這項任務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一般人是不願幹。於是，右派份子成為最好的人選……。縣裡舉行了一次右派份子評查摘帽的會議，一百四十多個誠惶誠恐的右派份子被集中到縣政府的招待所裡，主持者要求他們充分反省自己的反動思想，加強勞動改造，爭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陣營裡來。」緊接著當場宣布有七人摘掉右派的帽子。縣領導這一甄別與分化的小動作，果然在右派中「引起很大震動……。右派份子們看到了摘帽的希望，那正是他們最大的渴求。」接下來有七十多名右派份子被組織起來，參與製作超大型標語的「光榮任務」。
這長達十三華里的大型標語的製作過程，作者陳仁德對在天險澆注標語的右派們寄予巨大的同情，他寫道：「那實在是太危險了，而且勞動強度之大為一般的人所難以想像。更難以忍受的是，右派們是在飢餓中堅持著這樣高強度的勞動，那時他們每天的糧食定量只有兩百克！……在右派們抱著認真改造的信念，忍著飢餓，忍著勞累，每天起早摸黑地埋頭苦幹，一個月後，一條曠古未見的大標語出現在巫峽的群峰之中。」
十三華里的標語完成後，又在懸崖上刻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字。當時「空前大飢荒正愈演愈烈地席捲而來，『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與日俱增，這些苦戰在巫峽之巔的右派份子豈能倖免。由於營養太差，勞動強度太大！精神負擔太重，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五個右派份子慘死在天寒地凍的巫峽裡。」
最朦昧恐怖的時代
作家陳仁德在文中列舉了一串在生的或已不幸死亡的右派的名字以志紀念，其中真實地記載了幾個右派慘死的過程：
陳文清，「兌槳組」的成員，「從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艱難的日子，他也硬挺著。那一天他對同伴們說：『加油干，爭取早摘帽！』誰知這竟成了他的遺言，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飢餓死去了。他直挺挺地僵臥在冰涼的地鋪上，被人發現時已死了很久了。他最終也沒有實現摘帽的願望，戴著右派的帽子去了另一 個世界。」
縣衛生局，外號叫謝胖子的右派，因過度飢餓而病倒，「一些人說他裝病，拉起來毒打。謝胖子本來命在旦夕，怎禁得住如狼似虎的毒打，當時他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連求饒的力量都沒了。……打手們俯身一 看，謝胖子已死去，於是便拖出草草地埋在山坡上。那天晚上巫峽裡北風淒厲，嗚嗚的風聲在漆黑的夜裡像鬼哭狼嚎。」
讓我抄錄作家胡文輝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知識份子固然不能壟斷知識和理性，但如果一個時代竟以壓迫、蹂躪知識份子為樂，則表明那個時代是反知識、反理性的，那必定是最朦昧、最恐怖的時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我手中有一本隨筆的文集《人文隨筆》（下稱《人文》，二OO六年七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林林總總刊載了近三十篇可讀性極高，題材極為廣泛的文章，實在令人愛不釋手。
彙集在《人文》裡的隨筆是從內地出版的《上海文學》、《雜文選刊》以及《散文》等眾多雜誌篩選出來的，因此應該感謝《人文》的編輯獨具慧眼。在《人文》刊載的隨筆，可以說篇篇有聲有色，有的卻是有血有淚。
當知識份子任人笑罵時
由胡文輝撰寫的隨筆《當知識份子成為小丑》，全篇充滿黑色幽默的語言不僅吸引了我，同時勾起了令人寒心的回憶。二十多年以前，我特地訪問了曾經風靡上海和南洋的流行歌曲《何日君再來》原作曲者，已被遺忘了半個世紀的音樂家劉雪庵（已故）。當時在他已雙目失明的眼眶，含著淚水述說他在「文革」期間，音樂學院的造反派讓他夫婦（老伴系印尼泗水老歸僑）扮狗爬，被醜化了的往事。而馬思聰頭頂廁所衛生紙筐的小醜化，更是登峰造極了。
《當知識份子成為小丑》的作者寫道：「知識份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知識份子都不在乎面子，可以任人笑罵，成為跳梁小丑，那麼，一定是知識份子受到時代和環境無可抗拒的重壓。」作者在文中舉了幾個大知識份子的例子：俞平伯被抄家，向造反派追問被抄走的數萬元的存摺：「汝等持去，有利息乎？」著名的老教育家趙景深成為小丑的遭遇，讀後更令人心酸而欲哭無淚。
趙老被關進牛棚，「看守」想暫時離開一下，但又擔心被看管的對象逃跑，於是，便用繩子將先生綁在床上，鎖上門揚長而去。先生痛苦難耐，又不敢呼救，於是便哀聲作牛鳴。路過的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叫門不應，便破門而入，這才發現牛鳴者竟是先生。問他為何這樣？答曰：「我是牛鬼蛇神」……。這種悲慘的滑稽，實是一種迂曲的抵抗。作者不禁向讀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曾經有過的那種時候，跟那些知識份子一樣可憐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對我來說，我倒要向蒼天問一句：「當年醜化知識份子的造反派，今天是否心安理得？踩著被侮辱、被損害者的血跡爬到權貴寶座，你何曾懺悔過？」
關於弱勢群體的篇章
在《人文》一書中，反映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的文章有不少，具有震撼性的，是一篇《寫在一個女工淬死之後》。
何春梅的工牌
該文是從二OO五年在廣州出版的《南方都市報》的一則新聞勾起的。三十歲的四川女工何春梅，因連續加班四天，疲勞過度而陷入昏迷，經搶救無效，摔死醫院。作者陳璧生悲憤地寫道：「在密如蜂房的珠三角工廠、車間裡，一個生命的逝去，便如走失了一個工蜂、一隻工蟻，並無半點風響；對大街小巷湧動的人潮而言，只如滄海之去一 粟，不見微瀾。」有人到東莞對十家玩具廠作了實地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十一至十五小時，連禮拜天也搭進去。著名作家夏衍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雜誌發表了一篇名叫《包身工》的報告文學，而他所反映的，與今天珠三角的新「包身工」又何等相似乃爾！
作者又引述了兩樁強勢者剝奪弱勢群體權益的案件。一是包工頭拖欠寧夏一叫王斌余工人的工資，工人上門追討反遭辱罵為「狗」還被一陣毒打。「在極度踐踏一個年輕人的尊嚴」之下，這位寧夏工人便忍無可忍地將包工頭等四人殺死。他「到河邊洗乾淨血跡，從容自首，被法官一審宣判死刑。」另一件令作者震撼的新聞發生在廣東的潮陽。二十歲的工人阿星因醉酒曠工，被主管開除不算，還給扣壓工資，由於被主管罵得難聽憤而殺人，最後在傳媒陪同下向公安部門自首。作者認為：「這兩個案件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強勢者、上等人不但剝奪了弱勢的合法權益，而且出口傷人，從人格、尊嚴上侮辱弱者，正是這種對尊嚴的侮辱，徹底衝垮了王斌余、阿星們理性的最後防線，當他們拿起武器的時候，他們捍衛的不是自己權益，而是自己的生命尊嚴。」作者繼續認為，在今天「沒有任何機構有效地為弱勢群體說話」。
染血的巫峽高崖頌毛大標語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郭沫若自重慶去宜昌。當小輪駛進巫峽口時，山崖上一個碩大無朋的「毛主席萬歲！」的標語出現在眼前。郭沫若詩性大發，並以對「偉大領袖」拍馬屁的本能寫下《過巫峽》的五律，其中有「奇峰十二座，領袖萬斯年」的詩句。他為五律又寫了個小序做了說明：「山上豎刻『毛主席萬歲』五字，途以白堊，甚為顯著，估計字徑當逾十米。」
作家陳仁德在他撰寫的《巫峽之巔的驚世大標語》一文中是這樣來描繪巫峽大標語的：「壯闊磅構，好似從天上飛落，五字相連，差不多佔去了半座山的高度。」「那幅標語何止『字徑當逾十米』。準確的數據是：每字長寬各十丈（約三十二米），每筆寬一丈（約三米），每個字佔地一千平方米，五字和一個感嘆號相連，外加字間距，超過了六千平方米。」
其實除了這五個字之外，還有一條更大的標語：「高舉總路線偉大紅旗奮勇前進！」十三個字總長為十三華里，「用肉眼很難同時看到兩個字，乘船逆江而上，要一個多小時才能把整幅標語看完。」
這兩條大標語是一九五九年巫山縣委為了「反右傾」而製作的。由什麼人來完成這一任務呢？作者是這樣描述的：「在令人生畏的險峻陡峭的巫峽絕壁上執行這項任務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一般人是不願幹。於是，右派份子成為最好的人選……。縣裡舉行了一次右派份子評查摘帽的會議，一百四十多個誠惶誠恐的右派份子被集中到縣政府的招待所裡，主持者要求他們充分反省自己的反動思想，加強勞動改造，爭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陣營裡來。」緊接著當場宣布有七人摘掉右派的帽子。縣領導這一甄別與分化的小動作，果然在右派中「引起很大震動……。右派份子們看到了摘帽的希望，那正是他們最大的渴求。」接下來有七十多名右派份子被組織起來，參與製作超大型標語的「光榮任務」。
這長達十三華里的大型標語的製作過程，作者陳仁德對在天險澆注標語的右派們寄予巨大的同情，他寫道：「那實在是太危險了，而且勞動強度之大為一般的人所難以想像。更難以忍受的是，右派們是在飢餓中堅持著這樣高強度的勞動，那時他們每天的糧食定量只有兩百克！……在右派們抱著認真改造的信念，忍著飢餓，忍著勞累，每天起早摸黑地埋頭苦幹，一個月後，一條曠古未見的大標語出現在巫峽的群峰之中。」
十三華里的標語完成後，又在懸崖上刻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字。當時「空前大飢荒正愈演愈烈地席捲而來，『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與日俱增，這些苦戰在巫峽之巔的右派份子豈能倖免。由於營養太差，勞動強度太大！精神負擔太重，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五個右派份子慘死在天寒地凍的巫峽裡。」
最朦昧恐怖的時代
作家陳仁德在文中列舉了一串在生的或已不幸死亡的右派的名字以志紀念，其中真實地記載了幾個右派慘死的過程：
陳文清，「兌槳組」的成員，「從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艱難的日子，他也硬挺著。那一天他對同伴們說：『加油干，爭取早摘帽！』誰知這竟成了他的遺言，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飢餓死去了。他直挺挺地僵臥在冰涼的地鋪上，被人發現時已死了很久了。他最終也沒有實現摘帽的願望，戴著右派的帽子去了另一 個世界。」
縣衛生局，外號叫謝胖子的右派，因過度飢餓而病倒，「一些人說他裝病，拉起來毒打。謝胖子本來命在旦夕，怎禁得住如狼似虎的毒打，當時他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連求饒的力量都沒了。……打手們俯身一 看，謝胖子已死去，於是便拖出草草地埋在山坡上。那天晚上巫峽裡北風淒厲，嗚嗚的風聲在漆黑的夜裡像鬼哭狼嚎。」
讓我抄錄作家胡文輝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知識份子固然不能壟斷知識和理性，但如果一個時代竟以壓迫、蹂躪知識份子為樂，則表明那個時代是反知識、反理性的，那必定是最朦昧、最恐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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