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訪村紀事——暴政的縮影和見證(組圖)

即使是老北京人，也很少知道東莊這個地名，但說起上訪村，幾乎無人不曉。二零零八年到來的前幾天，這個有著二十多年歷史的北京上訪村終於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在遠處觀望當局拆村的訪民陳先生感嘆說：「一段歷史過去了！ 」

北京市長下令拆除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距離中國新年只剩四天了。在北京市市長辦公室裡，日理萬機的王岐山市長還在專注地處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朱明德擔任學術顧問的「關於‘上訪村’」的調研報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報告上寫道：「吉林同志：對此上訪村劉淇同志有過明確指示，如何拔掉這個‘頑症’，請牽頭研究」，北京的雜誌《北京紀事》這麼寫到，北京市副市長吉林則批示說：「摸清違章底數，上訪村是一重點，請與有關部門核實報告中提到的上訪村、公園的地點，納入拆違、整治範圍。」

關於官方下決心要拆除上訪村的原因，該雜誌描述說：「上訪村的負面效應是不言而喻的：已經成為境外媒體報導的熱點，它的存在與規模的擴大，已經形成了氣候，這裡上訪人員的情緒偏激、乃至手段趨向極端，這裡環境髒亂的程度，正在以滾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脹，的確成為首都形象與穩定的後患，而且治理難度相當大。 」

「上訪村展示的全是貧窮、愚昧、落後、冤屈和精神變態。到上訪村一看，簡直「不忍卒睹」，絕望、無助、憤懣充斥著這個地段，難怪不少境外媒體漸漸向這裡聚攏，他們在離北京市中心這樣近的地方搞到這樣多的活資料，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正是出於維護偉大首都光輝形象的需要，徹底拆除上訪村的計畫，在這幾個北京市最高官員的批示下制定出來了。

「通過對大康鞋城、北京南站規劃建設治本，徹底解決環境的髒亂問題。根據中國鐵路沿線整治法、老舊社區整治法、綠化整治法、土地開發法等法律內容，盡快治理；對無理訪、鬧訪和蓄意破壞信訪秩序的要嚴肅處理。」

北京市作出的五條措施包括：打擊「上訪非法產業」；加強出租房屋的管理；加強對黑旅社的管理；加強公共場所管理；高法信訪接待站已經不適於在這個地區，建議易地設置。

十二月二十七日，距離北京市下令整治上訪村最後期限的三天之前，東莊上訪村的最後一棟建築被徹底鏟除。


上訪村的天時地利

「上訪，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從縣鄉到中央，哪一級政府門前都坐著上訪群眾，哪一級信訪機關的院子裡都人滿為患。在號稱「首善之區」的北京，居然還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上訪村。」談到北京上訪村，長期關注民生和上訪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何天先生有著自己的見解。他告訴新紀元記者，北京這個上訪村從默默無問到揚名世界，跟中共的獨裁暴政息息相關。上訪村是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要人權的視窗，同時也是幾十年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人民，在遭受中共迫害和不斷反抗獨裁的縮影和見證。

上訪村坐落於北京南站附近，由不同的區塊形成的。從北京南站以西到開陽橋、從南站往北邊就是東莊，方圓大約一公里的區域。人數最多的時候，這裡住著最少近萬名來自中國各地的上訪民眾。

根據北京市政府的調查資料，北京南站附近的東莊、南站鐵道北一百間左右的平房；開陽橋南側的平房和小樓房、花南旅店、東高地兒；甘家口附近的平房，約有四十間左右；木樨園、中紀委附近一片七十戶左右的平房區；前門大街兩側胡同裡的平房和小旅館及開陽橋下和陶然亭橋下、與東莊僅隔著一個鐵道口的「上訪公園」 等。

以上這些地方都是長期滯留在北京的老上訪戶集中居住的地方。還有一種有趣的現象是：東莊、甘家口、木樨園、中紀委等地的部分樓房單間，已被上訪戶以每月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租下，然後在屋內打上通鋪，再招租上訪人留宿（相當於「二包」)。租金以每人每天四∼五元不等，每間可容納十五∼十八人，出租人平均每天收入七十元左右。

何天介紹說，最初北京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眾多的信訪機構，當時在南站只有一個國務院信訪接待站。從全國各地來的訪民都是坐慢車到北京，而且南站離上訪接待站也就是後來的兩辦和高法比較近，上訪人回家買車票坐車方便。

追溯上訪村的歷史，何天表示，據他所知，上訪村的形成大概始於七零年代末。到一九九九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開始後，形成全國上訪高潮。江澤民執政後造成全國普遍的貧富懸殊和貪污腐敗，從而出現大量弱勢群體上訪，直到今天。

「那時我剛開始談戀愛，在北京天壇公園附近，經常看到外地到北京上訪的民眾，因為沒錢，他們自己在靠路邊或小樹林裡搭窩棚住，說難聽點，真跟狗窩差不多，出入的人蓬頭垢面。在永定路附近和北京南站往東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當時北京人都習以為常地叫他們是‘上訪的’。」何天回憶道。


早期上訪者多為政治受害者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否定文革，全國開始所謂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很多當地得不到妥善處理的案件，當事人直接到北京上訪。這些人多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和無辜受到衝擊的人。「像五零年代錯劃的右派、被打倒的走資派、叛徒、被扣上地、富、反、壞、右人帽子的‘階級異己分子’，以及文革中製造出的冤假錯案受害人，他們要求平反，恢復名譽。」

那時這部分上訪人之中，當官的和知識份子、學者比較多，老百姓很少。政府總是要作出點姿態，所以也沒有趕走他們，還允許他們在北京申訴。但是很多人直到死也沒有得到平反。八零到九零年代中以前，上訪的人多是受到共產黨政治迫害的人。

隨後，中共政府的黑社會化導致冤案叢生，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促使上訪民眾大幅增加。

「各地共產黨官員開始利用職權瘋狂搜刮民財，出現大量社會不公。人們在一切向錢看的信條指引下，拋棄信仰、拋棄做人的良心，導致社會道德下滑、黑社會猖獗，特別是江澤民執政期間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造成社會混亂。越發不可收拾。‘新圈地’運動令全國農村農民失地，官商勾結、城市的非法強制拆遷，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家園，無家可歸，淪落為城市貧民、乞丐，企業改革造成大量產業工人丟掉飯碗。法院失去正義和良知，法官們竟然直接參與製造一起起冤假錯案，」何天的總結，可以說是指出了北京上訪村在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大為「興旺」的根本原因。

鎮壓法輪功 引發全國上訪大潮

自從江澤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鎮壓法輪功以後，引發全國法輪功人員大規模上訪北京，同時也帶動各地訪民上訪大潮的出現。「這些年因鎮壓法輪功，各地公、檢、法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迫害法輪功上，造成大量冤案無人處理。這些被黑社會、貪官、地痞、流氓剝奪了生存權的最下層百姓，無奈只能上訪北京申冤找青天。」

上訪人數近年激增，九九年以後上訪的都是真正的冤民。訪民成分也非常龐雜，幾乎包括全國各個民族、各個行業、各個階層，但最多的是貧苦階層被稱為弱勢群體的人。「他們都是被共產黨搶劫了個人所有、被剝奪了生存權的下層民眾，」何天解釋說。

在南站附近的幸福路一段有很多農轉非的農民房，九零年代，這些房子陸續被訪民租用。索性農民把這些房子打成隔斷，像鴿子籠一樣，租給上訪人。上訪村面積不斷擴展，住的人也越來越多。農民不用種地，就靠租金過活。馬路邊、圍牆下到處都是簡易房屋。立交橋洞也成為訪民棲息地。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據訪民說，上訪村有住過萬人的記錄。

自成一體的上訪村生活

長年往返於北京上訪村和瞭解訪民生態的何天先生認為：二零零零年以後，隨著上訪大潮的出現，上訪村人滿為患，達到飽和。上訪村形成規模，上訪村不僅是房價低廉，上下兩層大通鋪，每人每天三至五元不等。每間可以住十多人，上訪人潮洶湧的時候，每間要擠二十多人，晚上睡覺人擠人。

訪民的增多給當地帶來一些商機，小餐廳、成立打字室、複印室、照相室、理髮室，都在上訪村擁擠黑暗的雜院中出現。小餐廳一般炒菜都是幾塊錢，很少十元以上。小餐廳熬的羊骨湯三塊錢一碗，特受訪民稱讚。訪民也一傳十，十傳百，把北京上訪村的名字傳遍全國。由於它得天獨厚的條件，使中國的訪民都來到這裡駐紮。

另一方面，由於上訪村中住著不少長年上訪的民眾，他們對北京的地形、交通，對各個上訪部門的情況都十分熟悉，成了久病成醫的上訪輔導員。許多初來乍到的上訪民眾，會首先到這裡上課補習，然後才展開他們的上訪旅程。

為了嚴防政府人員搗亂，上訪村村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規則。二零零四年，山東的作家高先生想到北京上訪村一探究竟，花了兩天時間在上訪村附近詢問，卻始終無法找到「上訪人員」。

在一個用瓦楞板搭建的簡陋的小屋門口，一個面帶菜色的婦女正在收拾東西。心有不甘的老廖（廖亦武）又走過去詢問，但不一會兒，便回來對我說：「那個女人把我們當成密探了，說我是間諜，你再過去問一下吧。」於是我走了過去，用半開玩笑的口氣給那女人說：我們不是共軍的密探，也不是國軍的間諜，我們只是想瞭解一些上訪者的情況，做個社會調查。女人問：「你們是記者嗎？調查了能報導嗎？」我說，我們不是記者，我過去也上訪過，所以同情上訪者，想瞭解一下現在的上訪者的情況。女人說：「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實話？」我說：「我沒辦法證明自己說的是實話，這要看你的眼力了。」那女人上下瞅了瞅我說：「反正我死都不怕了，還害怕啥？」

但她還是忍不住又問：「那你們不是記者，調查這幹什麼？」我說：「希望能幫上點忙吧。」老廖、回地兩人見我和這女人聊上了，都走了過來。老廖說：「我們不是記者，算是研究者吧。」那女人又說：「不是記者調查這幹啥？你們能把我們的事報導出去嗎？有些記者也來過，其中也有密探間諜裝扮的，他們把我們的話全套去了也沒報導出來。有的假記者還把我們的證據材料都偷走了。不過反正我也被抓了好幾回了，什麼也不怕了，你們看吧。」接下來，女人的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滔滔不絕地從她的口中湧了出來。

高先生在他的《高氏兄弟：尋訪上訪村》一文中描述說，隨後的幾個小時，一百多位不知從哪裡鑽出來的訪民開始排起了長隊，輪流給他們講述自己上訪的故事。「門外聚集的人確實越來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們每人手中都拿著寫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訴狀。有些人則直接穿著‘上訪服’，手裡拿著狀子站在人群中。他們的情緒異常激動，一陣陣地高聲吆喝著，希望我們出去為他們拍照，傾聽他們的訴說。」直到高先生離開的時候也無法聽完訪民的訴說，只好把訪民的資料帶走。

鎮壓手段法西斯化

訪民的戒備是有原因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天表示，訪民一直被中共視為是對政權和統治的衝擊和威脅。政府多次出動公安突襲上訪村，抓走村民。這些年對訪民的迫害手段也花樣翻新，政策指令條例紛紛出籠，都是沖訪民來的。

曾經多次目睹訪民在北京挨打的他舉例說：「河南老太太王金英的腿就是被截訪人打斷的，北京七十多歲李藍英老太太的腰被警察像趕牲口一樣，驅趕、毆打後野蠻地被塞入警車時活生生折斷的！」什麼非正常上訪、擾亂政府工作秩序、誣陷國家工作人員、衝擊國家機關等，一頂頂大帽子、莫須有的罪名扣向上訪民眾。冤民被打死、打傷、遭遣返、關看守所、拘留等事情都不絕於耳。

政府為逼迫訪民離開北京，二零零五年中國新年到二零零六年期間，上訪村多次被黑社會流氓搗毀，簡易窩棚、大通鋪、爐子、玻璃、門窗被損毀，人為縱火。事實上，在北京市，上訪民眾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比到北京找工作的外地民工還要低得多。

訪民在北京被打死，北京警察根本就不予立案。

在中共十七大前，對全國訪民上訪行為的鎮壓已經完全非制度化，就是隨心所欲。按照一些訪民的話說，鎮壓訪民完全「法西斯化」。一位訪民介紹說，當時中央政法委通知各地，如果發現有到北京集體上訪的，那個地區的政法委書記就地免職；如果發生惡性案件，直接追究當地省政法委書記。政法委成為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犯罪集團。一位山東負責截訪的警察就公開說 ：「我不抓他，我就得沒飯吃。」

十七大前，北京第一次允許外地警車不用挂車牌直接到北京上訪村抓人。以前都是半夜偷偷摸摸在北京警察配合下抓人，現在都是交給地方去做。

中國政府斥巨資控制訪民

在北京上訪的人成千上萬，而中國政府花在這方面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山東訪民錢麗麗幾次來北京上訪，當地政府每次派出兩、三輛警車和十多人來北京阻截，這些人一待就是十多天。何天說：「為一個訪民，政府出動這樣大的警力，算算全國有多少上訪的人？國家要支出多少財力、物力去擺平？浪費多少國家資源和納稅人的血汗錢？這些錢早已超出上訪人要求的獲賠數字了。請問世界上找得出第二個這樣的政府嗎？ 」

《北京紀事》雜誌的文章介紹說，假設「兩會」會期按十天算，每天有兩千人控訪，一百輛車配合，每人每天開支兩百元（含平均補助費一百元、住宿費五十元、飲食五十元)；每輛車日消耗八十元；十天總計約四百多萬元。如果加上常年駐京的控訪機構的經費，開銷最少要幾千萬元。按上訪量名列前六名的省份，每個省常駐北京的辦公人員十名，平均每人每天花銷兩百元，加上每月回家的往返車費、通訊費、車輛消耗費等，一年約五百餘萬元，這還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演演算法。

有人說，如果把花在在京控訪人員身上的補助費，用在解決確實有理上訪的人身上，也許就沒有這麼多上訪的了！然而，聽到這種議論，個別地方的控訪人員說，這是兩回事，兩筆帳。花在我們身上是控訪工作補助費，花在上訪人身上算什麼名堂？算上訪有理啦？

北方某省會市法院的閻某，已經在北京連續搞「截訪」三年。他說：「我已經在北京三年了。我們法院口上訪的，我百分之百全認識。這項工作每年在‘兩會’期間比較忙，但是，那時候力量也加強。待遇不錯，集體吃賓館、住賓館，額外每天每人補助一百元；回單位還享受單位的每天一百元補助，加起來每天得補助兩百元。按月算，一個月六千元。不客氣地說，我在北京三年來，已經裝兜裡十幾萬，給孩子買轎車的錢已經準備好了！說心裏話，我還真得感謝那些上訪戶……。」

中央、地方和訪民的三角遊戲

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天表示，無數事實證明北京各信訪部門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也沒有權利就填表蓋章。政府的不作為造成迴圈上訪、一次次、一層層上訪，一次次、一層層批轉，例行公事，衙門作風，終點又回到原點，不了了之，或者週而復始，無限迴圈重複上訪、越級上訪和集體上訪等亦由此而生。中央一級的信訪衙門口的辦事官員，面對蜂擁而至的各地訪民，早已亂了方寸沒有王法，搞起行賄受賄的腐敗行為。舊冤案未了反而增加新冤案，民怨連天。

「政府非常明白。一個人到北京上訪，後邊可能有十個人看著呢，如果給他解決了，馬上這十個人也會到北京。而且有冤情的人絕不止北京這些上訪人，敢到北京的可以說是上訪精英，都是當地起帶頭作用的人，全國有多少冤假錯案要解決呢？同樣如果處置一個法院或犯罪的官員，這些人背後又要涉及多少共同犯罪的人呢？關係網都揪出來，中共政權就面臨癱瘓。他們只能極力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採取高壓手段鏟除上訪村。」

那麼，為什麼訪民還要繼續到北京上訪呢？

根據中國政府內部的慣例，上訪量是上級政府及政府部門對下級考核的重要指標。如果上訪量高，特別是越級上訪和集體上訪的多，地方政府領導就會被追究責任。一位基層截訪的官員說：「集體訪、個人訪達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評，甚至換位子、摘帽子。」

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在「截訪」這條路被堵死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增加基層的上訪記錄，向上級信訪機關接待部門有關人員送禮拉關係應運而生。中部地區某縣一位接訪人員說：「請客送禮，登記了可以消掉；不請客送禮，一旦上級信訪部門登記上就沒有辦法補救了，或者說補救的難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訪接待人員不得不想辦法與上級信訪部門的人員拉關係，請客送禮。河南某地黨委下達正式檔稱，「銷帳是無奈之舉，是最後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錢買穩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者於建嶸，去年在上訪村對五百六十多名訪民進行了調查，發現有近60%的訪民表示，到北京上訪的目的是給地方政府施加壓力。

一位來自河南的訪民直截了當地表示：「我知道上訪解決不了問題，但我就是要上訪登記，讓他們（指地方政府官員）難受，他們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能讓他們好過。」

顯然，上訪數字涉及到地方官員的政績，而訪民正是要通過上訪，以影響那些對他們不公的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表現。這種訪民通過上訪影響中央政府形象，中央向地方政府施加壓力，地方政府再採取非法的暴力和收買行賄手段截訪，形成了一種無法解脫的惡性循環。

絕望中的訪民

來自黑龍江的訪民劉女士對《新紀元》記者說，中共自己身上一個毒瘤，諱疾忌醫，讓他自己割嫌痛，不割毒瘤越來越惡化，只好想方設法掖著藏著，不敢面對。政府想借鏟除上訪村來抵制民眾上訪勢頭，只能愈演愈烈。

據海外和大陸媒體報導，這些年很多絕望的訪民做出了另一種選擇——自殺。由在家裡自殺發展到在大街自殺，由在大街自殺發展到在政府機關門前自殺，由在本地自殺又發展到上天安門自殺；同時，個體的自殺正在向著群體的自殺發展，動輒幾十人坐在樓頂揚言自殺。

北京訪民自殺事件比比皆是。上訪北京九年的遼寧訪民李世告訴記者，中共把人民已經逼到絕路。僅他知道的自殺事件就有一九九六年春，在天安門廣場引火自焚的張軍；西安被醫生偷摘器官的楊潔；不知來歷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藥「五步倒」後生死不明；北京順義張淑鳳跳地鐵尋死未遂；甘肅訪民畫家宋建民舍命沖中南海被毒打判刑；東北訪民集體跳天安門金水橋；葉國強跳金水橋遭判刑；不知名訪民在天安門公廁上吊；集體撞天安門旗桿子等。

李世表示，「這樣的事情太多啦。」訪民、冤民從家鄉一路訪到北京的各衙門口，無果，再繼續訪到中南海、新華門、天安門、玉泉山、使館區，明知希望渺茫，卻非得要一年四季不停地訪下去，訪民說我砸鍋賣鐵也不放棄我抗爭的權利，我們聯合起來的目的就是討個「說法」，讓共產黨還我們做人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種地的權利、工作的權利、看病吃藥的權利、上學讀書的權利、殘疾人社會保障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總之，就是向獨裁政權要人權、要生存權。「我們沒有給社會造成什麼動盪，我們也不是什麼社會不穩定因素，是誰造成我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陷入絕境？是誰讓我們無家可歸、到處流浪、四處奔走呼號？為什麼我們要不要命地上北京來告狀？難道這個社會就容不下我們這些人嗎？我們的失落、困苦、妻離子散、流落街頭還不是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造成的？和諧社會是不存在的，永遠也不會存在的，只要共產黨活一天，我們就要抗爭一天，任何人的甜言蜜語都是撒謊欺騙！警察曾經說，訪民被他們弄到死絕的一天，社會就和諧了呀！」

事實上，千千萬萬的上訪人員，特別是那些長期上訪的「釘子戶」、「專業戶」，絕大多數都有一筆不堪回首、觸目驚心的「血淚帳」，若不是他們的合法權益被肆意地侵佔，若不是他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但凡有一點出路可走，他們也不會走上信訪這條「獨木橋」！

上訪村記錄著一段沈重的歷史

歲末寒冬，雖然年關將近，滯留於北京的各地訪民大軍，幾乎要掩沒了北京各信訪衙門口。同時，各地派到北京截訪的也有增無減，甚至超過訪民的數量。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上訪村正式從南站地區消失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國內外遊客不會看到上訪村，北京市領導們終於可以為中共的面子得到了保護而稍鬆一口氣。然而事情並沒有真正結束。一位訪民表示：只要中共執政一天，訪民就不會休息一天，上訪村將與中共獨裁同存亡。他表示，各地的訪民目前都在策劃奧運期間到北京上訪的行動。

而北京上訪村作為中共暴政獨裁歷史見證，記錄了全國無數訪民血淚辛酸歷程，上訪村的歷史並不會因為它的消失而消失。「我相信，在明日，一個新的上訪村必將出現在北京某個角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何天最後表示，「這也是一段誰也抹滅不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