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年齡劃線與黔驢技窮(圖)

港媒:2012年十八大是"習李"體制。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政權的權力更迭,儘管殘暴性有所下降,但黑箱政治傳統並未有實質改變。華國鋒等人以軍事政變的手段搬倒毛的傳人"四人幫",鄧小平先用非程序手段搬倒華國鋒,繼而又非程序地廢除兩任接班人。換言之,意識形態破產導致道統失敗,強人政治凋謝導致政統失靈,而紙面的權力運作規則(比如民主集中制)從來就沒有正式運轉過,執政集團非但不尊重《憲法》,而且連《黨章》都不尊重。所謂的黨內民主,也不過是黑箱權鬥決定所有的規則遊戲。與此同時,機會主義的計算和政治強人的離去,使高層權爭無法採取極端手段,否則的話,很可能帶來魚死網破、一起玩完的最壞結局。

即便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共的獨裁執政方式也沒有實質性進步。鄧小平以來的歷屆中共政權,雖然不乏機會主義的小聰明,但最缺乏遠見卓識的大氣魄和大智慧,在中國未來的關鍵性政治議題,缺少籌劃和決策;對跛足改革所積累的深層社會危機,拿不出治本的解決辦法,而只能堅持僵化的政治體制,默守鄧小平的跛足路線,使得中國多次錯過政治變革的機會。在社會心理上,人們對個人和國家的未來缺乏明確的預期,深層矛盾的積累使社會轉型風險不斷加大。所有寡頭都不願在富有挑戰性的政治議題上冒險,維持現狀成為寡頭們的共同選擇。

一句話,這個不負責任的政權將越來越沈重的政治負資產轉嫁給未來。

胡溫政權上臺以來,提高執政能力變成口頭禪,但沒有核心價值觀的政權不可能具有道義凝聚力,利益至上的執政黨也無法實施有效的治理。一方面,在道義上,中共現政權不但失去民眾的認同,也失去了中共成員的認同,地方政權各自為政,黨組織本身的綱紀不斷潰散,黨員的自我約束日趨弱化,龐大統治機器上的各個部件離心傾向不斷加強,甚至,許多公權力機構走向黑社會化。另一方面,中共政權對社會各界的勸誘力趨於瓦解,黨魁的講話和衙門的號召在民間的反應,要麼是一片批評之聲,要麼淪為政治笑話。君不見,胡錦濤在台上一本正經地宣示"八榮八恥",老百姓在台下嬉皮笑臉地調侃黨魁。

這種政治意願上的僵化保守和執政能力上的平庸低能,也充分表現在十七大的權力分配方式上。十七大是中共掌權以來第一次強人空缺的大會,高層人事安排的年齡劃線再次生效,甚至讓強勢人物曾慶紅不得不"自願出局"。這種以年齡劃線的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絕非現任黨魁主觀意願所致,而是政治強人死後的客觀形勢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十七大的權力分配和利益爭奪,使習近平和李克強進入最高決策層,顯然是寡頭們討價還價的結果。

以年齡劃線的制度化,在中共掌權58年的歷史上還沒有先例可循。所以,有人說,這是一種進步。但我看,與欽定接班人相比,也許是一種進步,但並非是真正的進步,因為,迄今為止的政治史證明,就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而言,只有通過平等競爭公眾選票的自由選舉,才是最具合法性的公共授權;只有每人投出的一張選票,才是最具道義說服力的標準。而在自由選舉已經成為普世化制度的今天,一個國家的最高掌權者,居然可以不通過自由競選來產生,不通過選票來檢驗其人品、智慧、能力,而僅僅以年齡劃線,在我看來,不僅是政治上的黔驢技窮,而且是極為蠻橫的標準,把嚴肅的人事安排變成荒謬的鬧劇,很難產生出被公眾認可的傑出領導人。

這種年齡劃線的交接班機制,仍然是一黨的私家授受而非通過自由競選。因為,在寡頭體制中,政治強人的空白,讓欽定接班人的傳統被迫中斷,只能通過眾寡頭之間的討價還價來分配權力。而當眾寡頭之間的力量對比旗鼓相當之時,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績的綜合標準來劃線,肯定給不出量化的標準,爭來爭取,誰也無法擺平誰,弄不好還會惡鬥得魚死網破。所以,為了避免爭得魚死網破,總要拿出一個為寡頭中的多數所接受的標準,於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齡劃線。年齡劃線的好處是,由於其量化標準的簡單明確,誰也無話可說。但這是中共現政權的無奈選擇,更是獨裁製度的怪胎,只適用於一時,而無法久遠。

在五年之後的十八大上,如果年齡劃線仍然有效,那麼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習、李二人沒有過線,未來五年裡的習、李之爭,將是胡錦濤接班人之爭,也將決定十八大的高層人事布局,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機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齡劃線還是採用其它標準,將成為十七大後的五年裡胡溫體制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關鍵問題。

胡溫政權在未來五年內不會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動作,但沒有了絕對權威的高層寡頭之間的相互爭鬥,會形成不成文的權力中樞內的制衡規則,客觀上為其他政治力量的參與提供一定的空間,既可以擴大了黨內的參與面,也有利於非黨精英的政治參與和民意表達,有利於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社會的漸進轉型。

這種有利,決不是中共統治集團的主觀意願,而是客觀存在的國內外大勢使然,所謂"形勢比人強",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將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變化,寡頭們被動順應民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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