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個人檔案和一個歷史時代

《又見昨天》杜高／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各位朋友：

走進這個會場，和朋友們在這裡相聚，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靜的。

儘管有些人強制我們忘卻，甚至禁止我們回憶，我們還是在這裡相聚了，這表現出了一種歷史精神和一種歷史態度。我是懷著一顆真誠的心，懷著一種對後代的責任感，來出席這個研討會的，雖然回憶五十年前的那場災難，對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來到這裡，不是為了悲悼我那被毀滅了的青春年華，而是為了我們的後代人的青春年華不再被毀滅。

我想起了悲慘死去的難友們，想起他們，我會止不住流淚。不僅為不幸的死者，也為我們不幸的民族。

就我個人的政治遭遇來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以及長達十二個年頭的勞動教養，直到1979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我經歷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歲月，經歷了整整一個時代的磨難。而在上世紀末，奇蹟般出現的一部《杜高檔案》，也就成為我在那個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歷史遺產了。

在中國，一部這樣完整的個人政治檔案流落到了民間，在文物市場上出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為中國的檔案制度是極其嚴密的，「文革」結束後，右派改正，所有運動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銷毀。沒有想到獨獨留下了我的這部檔案，不但沒有燒掉，十八年後，居然出現在北京的一個著名的文物市場當作商品出賣。它被年輕學者李輝發現並購得了。這當然是令人震驚的奇蹟。這部檔案跟隨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它對於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當我第一次面對這部帶著厚厚的歷史塵埃的檔案時，我的靈魂的確顫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運動後面的「機密」。項目組向上級的秘密報告，領導人的批示，反右運動中項目組預先設定的批判發言的提示等等，我這才真正懂得了這些運動是怎樣有預謀地、殘酷地毀滅著一個人，一個無辜的青年人，怎樣地製造著冤案。

2004年，李輝先生把檔案的原始文本以《一紙蒼涼》為書名，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我又寫了《又見昨天》一書，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入《百年人生》叢書出版。這兩本書引起了海內外知識界的關注。

我要坦誠地說，為了這部個人檔案的公之於眾，我盡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願意坦露我所有的難堪，連同我有過的屈辱、過錯和醜惡，把五十年前那個歷史環境中的真實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還原歷史的真相。

感謝人們，並沒有因這兩本不堪一讀的書嘲笑我和蔑視我，人們理解了我，甚至憐憫我，因為他們從我而認識了一個歷史時代。當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動著我。

但我沒有想到，已經出版的檔案文本還不是我的檔案的全部，還遺落了一冊，這一冊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語言學者麗江先生在上世紀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園文物市場發現並收藏，帶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國內出版的那兩本書以後，在2007年春節回國時找到我，給我看了那冊檔案的目錄和部分複印件的。

這冊檔案裡收有九十七份勞教時期的各種材料，二百五十多頁，十餘萬字。內容包括1958年4月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從文聯機關帶走後，在一張囚犯登記表上印下的手掌紋和手指紋，以及公安局當時拍下的標號「0115」的我的一個頭像。還收存了檢舉揭發我的材料21份，批判會和改造評比會的記錄18份，其他材料10多份。最後一份材料是1969年11月4日我被勞改農場遣送回原籍後，寫給當地派出所請求勞動的報告。

這冊檔案記錄了我的整個勞教過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檔案》遺落下來的重要一冊，其中有幾份告密材料對我的打擊是致命的，我沒有想到五十年後還能看到它們的原件。

比如1961年4月，我已滿勞動教養三年，公安局又宣布給我繼續勞教三年的懲罰，管教幹部聲色俱厲地呵斥我，說有人揭發我罵他們是「沙皇時代的獄卒」。我無權申辯，只得低頭認罪，接受懲罰。現在我看到了這份可怕的檢舉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1966年8月，「文革」爆發後，右派勞教隊檢查物品，這次檢查的重點是有人檢舉右派隊裡正在傳閱著一本手抄的小說，作者張志華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學生，勞教後從農場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學林昭（林昭後來在「文革」中被秘密處決）。那時林昭正患重病，從監獄保外就醫。張志華和她有過最後的一次長談。不久張志華被公安局抓回農場。他關在禁閉室裡，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下了他的這一段驚心動魄的逃亡經歷。張志華是一個很有文學才能的青年，他的這篇作品在秘密地傳閱著。管教人員搜查物品的這天，全隊人員已出工勞動，只剩下幾個病號留在隊裡。我那時正在生病，沒有出工，隊部便交給我任務，要我寫一個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劇本。我趴在炕頭寫著，稿紙散亂地攤在炕上，稿紙下面就藏著張志華的那個筆記本。檢查躲過去了。我把筆記本悄悄還給了張志華。但沒有想到這天病號組裡還有一個病號，這件事沒有躲過他的眼睛，於是他寫了一個秘密報告交到隊部揭發我。這個報告我在這冊檔案裡看見了。看到這個報告，我的內心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深深的傷感，在那個殘酷的環境裡，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點，發動右派囚徒們互相揭發和互相廝咬，今天回想起來，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管制方法。

現在可以說，一部約有五十萬字的完整的《杜高檔案》留存了下來。它是迄今為止被發現的惟一的一部未經任何改動的右派份子的原始個人檔案。歷史是具體的，歷史的本質只能從人的命運中去認識。正因此，這部個人檔案也就成了人們認識一個歷史時代的最為可靠的文本根據。

《一紙蒼涼》和《又見昨天》出版後，我讀到了許多篇談論它們的文章。人們認為這部檔案為研究和瞭解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管治機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證詞」。比如人事檔案制度，一本檔案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命運，而他本人卻毫無知情的權利，只能隨「組織」評說裁決。又比如勞動教養制度，實質上與對罪犯實施勞動改造並無區別，但非國家司法機關的任何一個單位，大至黨政機關，小至所謂群眾團體、學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專政的權力，可以不經任何司法手續，就把一個無辜的人送進監獄。

人們從檔案中看到，1955年胡風事件爆發，凡是讀過胡風的書的讀者，無不被迫交代和檢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審查。僅僅因為我和胡風集團的作家路翎是同事，關係友好，就要把我關起來「隔離審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個月。搜查審看我所有的私人書信和日記，白天黑夜連番「追查批鬥」，項目組圍攻審訊，以「逼、供、信」強迫坦白認罪。任意把暴力專政手段引入個人的日常生活，用對付敵人的方式打擊普通人民。

人們看到「肅反」運動中厚厚的一堆機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幾個年輕朋友的友誼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個小集團，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來是青年人特別是從事藝術工作的年輕人最平常不過的生活內容，在那個極權時代恰恰是不被允許的。除了黨團組織，特別忌諱人們相聚一起。肅反中全國追查各種小集團，我和幾個朋友被指控為「小家族」集團，從追查我們的一言一行，追查我們寫作的作品，再擴大到追查我們的歷史，然後把它們都附會成反革命性質。檔案裡收存的那一冊反右運動中項目組編寫的在內部傳閱的《有關「小家族」的材料彙編》和《「小家族」辯論會發言提示》，就是強迫人們按照預定的意圖，把小集團歸入吳祖光的「二流堂」，而進行大批判的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人們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事實：在那個專制時代，一個人不僅可能因思想言論獲罪，連青年人最起碼最基本的生活權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個性遭到壓抑，友誼、親情、愛情、聚會--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為資產階級的腐朽行為。人們只能生活在一個模子裡，匯聚到一個組織中，只允許愛領袖一個人，只允許把思想統一到一個頭腦裡。這就是檔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個時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點。

最為人們悲嘆的，是檔案中輯錄的大量所謂「坦白材料」、「檢舉材料」、「交代材料」、「揭發材料」、「匯報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我和我的朋友們在壓力下無奈地寫的揭發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單位的一些同事為表現政治積極，對我的攻擊和陷害；有的是在勞教隊裡，囚徒們之間的互相攻擊和廝咬。看起來這都是一些個人的舉動，實質上都是在組織的驅使脅迫下進行的，普遍地運用在政治生活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樣淪為被整者。在我的檔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經是運動的領導人和積極份子們，到後來的「文革」中，幾乎無一倖免地遭受了更為悲慘的結局。人們會問：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之間搞得這樣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檔案中記錄的1959年「大躍進」以後的三年大飢饉歲月，勞教右派所經受的苦難、折磨和死亡的悲劇，使人們驚駭和心靈震顫。一些文章引用我經歷的那個「兩個窩窩頭事件」，來論述在那個殘酷的生存環境中對一個知識份子的精神人格尊嚴的踐踏和摧殘。那是在1960年冬天飢餓的日子裡，一次由我為大家打飯。恰好有一人沒來，多餘了兩個窩窩頭。我沒有把它及時送回伙房，我確實有過吃掉它們的念頭。但我又不敢吃。正在這時，管教幹部發現了這兩個沒有退回的窩窩頭，對我進行追問。我立即作了口頭檢查，他不罷手，又召開小組會，發動勞教犯對我揭發批判，再責令我寫出書面檢查。在那個大飢餓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監舍鐵門外站著荷槍的警衛，我便在昏暗的燈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撻自己的靈魂，坦白交代自己內心深處的犯罪苗頭，批判自己的「可恥」、「惡劣」、「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階級本性，再從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批判到剝削階級的剝削意識---小組會的批判記錄和我的這篇檢查，都作為罪證裝在我的檔案裡，我的這篇檢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了四頁，前三頁收在《一紙蒼涼》裡，最後一頁現在也在遺落的這冊檔案裡發現了。

一位評論家看了這些材料後寫道：「讀到這裡，人們怎能不為之悚然？從這個小小的荒誕劇，大致可以想像到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對於不曾在那個環境裡生活過的人，當然是不能真切體驗和想像得到的。所以當你們研究或評論這段歷史時，請對這些受盡苦難的人給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譏笑他們的軟弱和屈從，責難他們的無所作為。」1

這就是我在前面說過的使我深受感動的當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經過了長期的囚禁、摧殘和折磨，一個活生生的生命，一個有尊嚴的人，終於被扭曲、虐殺，被可怕的政治車輪碾成碎片。在我的檔案中，人們讀到最多的文字，是長篇累牘地「向毛主席請罪」、「求毛主席寬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這一類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們說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腳下，辱罵自己，表示悔改，頌諛天王聖明，感激領袖隆恩」的奴隸式的表白。這些文字是個人迷信時代的產物，只有當我發誓做一個奴隸，才賜給了我那張解除勞教的批示表。

我說過，經過了十二年高牆電網下的強制改造，我已經不再是「我」。我從一個生氣蓬勃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世故的人，一個學會了應付周圍環境的人，一個沒有表情的人，一個被貧窮折磨得衰老的人，一個外表顯得老實可憐而內心一直在用力壓抑著情感的人，一個虛假的人。」2

在當權者看來，這也許就是思想改造的「勝利」；而對於一個人，則是自我的徹底毀滅。

一個歷史時代的本質就是這樣決定著一個知識份子的人生命運。我不是五十五萬個右派中遭遇最慘的人，比我悲慘的人何止千萬？他們的檔案都被燒光了嗎？我們應該尋找更多的「歷史的證詞」，把它們留給後代。

五十年後的今天，歷史的天空仍在迴響著五十年前有識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聲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訴求更具有現代形態。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份子們，理應站在新世紀的高度深刻反思歷史，推動中國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進步。

但是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缺乏懺悔理性，中國的政治家們向來把懺悔看成恥辱，缺乏承認自己的歷史錯誤的勇氣，他們決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顯示出今天這個研討會的意義，我希望它對中國的歷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進步產生積極影響。

《又見昨天》出版後，一位很有見地的女作家張抗抗寫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寫了這樣一段話：「這本書尤其讓我們警覺：一個不善於在『今天』拷問『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

她說得多麼好啊，請允許我借用她的這段話結束我的發言。

謝謝各位。

──2007年6月29日在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注 釋

1 丹晨：《為了明天--關於杜高的〈又見昨天〉》。
2 杜高《又見昨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第193頁。

（選自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12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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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