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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黨""團派"坐大是末世徵兆

2008-01-02 07:20 作者:楊光 桌面版 简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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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朋黨政治

自秦漢以來,朋黨政治史不絕書。如漢有「戚黨」、「宦黨」、「清流黨」,唐有「武黨」、「韋黨」、「牛黨」、「李黨」,明有「閹黨」、「東林黨」,清康熙初年有「鰲拜黨」、晚年有「子黨」、「皇四子黨」、「皇八子黨」,清光緒戊戌年有「帝黨」、「後黨」。

史載:東漢宦官亂政,單超等「五侯宗族、賓客黨羽虐遍天下」,張讓等「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構陷明賢,專樹黨類」(《後漢書-宦官列傳》);中唐后妃專政,武氏臨朝稱制、韋氏竊權酖夫,「有司選士,多是親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資治通鑒》);明朝王振、劉瑾等「閹黨」肆虐,大貪污犯劉瑾公然宣稱「滿朝公卿,多出我門」(《明史紀事本末》);到了「九千九百歲爺爺」魏忠賢的時代,「閹黨」聲勢登峰造極,從中央六部到地方督扶皆由魏的走卒把持,朝廷官員依附於閹豎者不計其數,「列卿爭相獻媚」,為太監建生祠,將文盲與孔夫子並祀(《明史》);清康熙初年,權臣鰲拜欺負年幼弱主,把持朝政、排斥異己,「相好者薦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盡出伊門」(《康熙政要》)。

在專制帝制之下,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州撫縣令,為了能夠在官場上站穩腳跟,更為了「在政治上有所進步」,依靠單打獨鬥總是行不通的。所以,但凡為官者,總免不了要巴結權貴、阿附恩主,也總忍不住會提拔親信隨從、栽培門生故吏,以便上有靠山、下有跟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險惡的專制環境中獲得更大的政治優勢。不僅嚴嵩、高俅、劉瑾、魏忠賢一類的「姦佞小人」在官場中結朋聚黨,就是飽學之士、名流賢達,也往往難以脫俗。漢之清流黨、明之東林黨,其黨人首領皆是當世公認的正人君子。甚至德高望重的宰執大臣如張居正、王安石,也有過私交內侍太監、任用親隨小人的不良記錄。即便是千古流芳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稱帝之前也做過收買眼線、拉攏后妃、安插黨羽、蓄養死士的陰險勾當。可見,朋黨政治與專制政權不可分離,二者相伴而生、相輔相成,乃是根在制度,事出必然,無可避免。

朋黨政治多黨政治相去萬里

朋黨政治的興盛,根源並不在於朝中有黨、黨中有派,而在於權大法小、權力失範、「立黨為私」。其要害之處,首先在於人事權力、「幹部制度」的幫派化、朋黨化--即選拔任用官職的機制脫出了選賢任能的顯規則,而以血緣、婚姻、私交、故舊、鄉黨、同門之私下交易為潛規則。要而言之,所謂「朋黨」,無非是以官位的私相授受而拉幫結派,扶植親信、任用心腹、網羅黨羽、互相提攜、朋比為姦、結黨擅權、上下呼應、黨與攀援、彼此庇護、沆瀣一氣之謂也。

朋黨政治與多黨政治只一字之差,但二者相去萬里。前者是專制政治之贅疣,後者是民主憲政之特產。唯有後者,才是前者的對症剋星。二者主要的差別有三:其一,朋黨專以血緣、裙帶、私人關係網為相互勾結的紐帶,而民主政黨則以理念、綱領、政策之差異為相互區別的前提;其二,朋黨政治多為私下串聯、黑箱操作、暗盤交易,?面底下的功夫遠比?面之上的為深,而民主政黨則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結社、公開運作;其三,朋黨政治是「立黨為私」,專以黨同伐異、一黨獨大、竊國弄權為目標,而多黨政治則以遵憲守法、服從民意為依歸。

中共政體下的朋黨政治

中共建政以來,已隨帝制俱亡的朋黨政治又沉渣泛起、死灰復燃。毛澤東時代屢有所謂「宗派主義」、「獨立王國」、「反黨集團」,除去那些子虛烏有的蓄意栽贓之外,其餘者,也不無陰結朋黨之嫌。到文革時期,中共的朋黨政治蔚為大觀,終於氾濫成災、一發而不可收。此為變形帝制下朋黨復辟的第一個大高潮。

文革驟起時,中共「黨天下」的權力結構便急劇家族化、朋黨化。毛林二家竊據大權、通家富貴。不但江青、葉群的地位迅速竄升(事實上,文革期間江青一度權傾朝野,她的實權不亞於林彪、周恩來而居「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就連毛家的黃毛丫頭肖力(毛女李訥的別名)、毛頭小夥子毛遠新、林家公子林立果等「太子」「公主」也官居省軍級,甚至成了「革命群眾」狂熱崇拜的對象。一些缺乏廉恥的黨國功臣不惜自矮身段,對毛林的家人走卒巴結投靠、競相尾隨。以「文革小組」和「軍委辦事組」這兩個非正式權力機構為依托,毛林家族各自網羅親信、廣佈黨羽,結成了兩個先是盟友、後成仇敵的大型朋黨集團。幸運的是,兩派朋黨惡勢力均尚未鞏固,就因雙方為權惡鬥,導致兩敗俱傷。

到了文革後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重返政壇。這些文革受害者們同樣也是朋比陰附、相與為黨,他們一面對時日無多的毛氏家族虛與委蛇,一面暗中糾結伺機翻案奪權。這一「老幹部」幫派,即為一九八○年代「八老政治」之濫觴。在毛去世之後,中共的朋黨政治也並無一日消停:前有所謂「凡是派」與「實踐派」、「保守派」與「改革派」之互相頡抗,今有所謂「上海幫」、「太子黨」、「團派」之權力分贓。

以上林林總總的中共幫派體系,雖曾有局部權力制衡之政治功能,卻與歐美多黨競爭、日本派閥政治的制衡機制大不相同。一言以蔽之,拉幫結派乃專制政治之弄權伎倆,終究是姦佞小人謀權奪位之道,而非良法善政長治久安之途。

中共人事體制高度朋黨化

十七大前後,以「太子黨」和「團派」的全面掌權為標誌,中共的朋黨政治又達到了一輪新的高潮。所謂「太子黨」,指的是一群與「元老」、「高幹」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前朝權貴子弟、本朝現職高官。在中共官場上,這群人以「革命血統」為其主要的政治資本,近水樓臺先得月,憑種群優勢起家,依父輩關係結黨,靠相互提攜陞官。而所謂「團派」,指的則是一群曾經在共青團系統任職,與「當今天子」有座主門生之情、上下隸屬之誼的高階官員(仿如當年蔣委座手下之「黃埔系」)。「團派」之間大致相同的官場歷練、或深或淺的同門交情、惺惺相惜的宦海攀附,使他們獲得入主中樞、拱衛「團派共主」的優先資格,並依此脈絡而相互拔擢、相互聚結。

中共素有「立黨為私」的傳統,夫榮妻貴、子弟弄權、秘書得寵、故舊優先之類的醜事,在中共官場不足為奇。當今所謂「太子黨」與「團派」,本來也算不上是什麼新生事物。然而,當今「太子黨」與「團派」的崛起與坐大,其社會背景、政治意義卻已經非同往昔,我們不容小視。

從中共十七大我們看到,「太子黨」與「團派」二夫當關,幾乎完全壟斷了下級官員進入中共高層的所有機會,「凡所晉級,悉為朋黨」。站在中共的立場,這當然是一件蠢事。眾所周知,「團派」精於「務虛」,盛產華而不實之徒,其權威只能建在沙基上;「太子黨」素來驕狂,不乏紈絝不肖之輩,且群龍無首、各懷鬼胎,又幾乎人人都是惹事生非的高手,當朝胡溫們恐難以約束。這兩哨人馬居然合夥堵塞了八千萬基層黨員的正常陞官路,成為碩果僅存的「高幹搖籃」與「常委基地」,這說明,中共的人事體制已高度朋黨化。面對朋黨勢力,中共陷入了維持主義、綏靖主義的僵局。這也說明,中共的人事體制已徹底淪為維護和瓜分既得利益的工具,它已喪失掉吸納黨員精英、更換新鮮血液的再生能力。

朋黨坐大 勢不能禁

胡錦濤不是毛鄧,他並沒有運用和制約大型朋黨的能力:既沒有拉一派、打一派的權謀手腕,也沒有樹一黨、滅一黨的至上威權。昔日,毛鄧之於朋黨,是可用則用,無用則棄;凌駕其上,而不受制其下;游刃有餘,而不羈糜其中。當今的情形卻遠遠不是這樣:一方面,胡之依賴於「團派」,顯然超過了「團派」之依賴於胡 --若不任用「團派」,「天子」帳下哪裡還有可靠、可信的可用之人,豈不真就成了孤家寡人?另一方面,胡之畏懼於「太子黨」,顯然超過了「太子黨」之畏懼於胡--若「太子」聯合逞威、權貴集體發難,豈是「當今聖上」能夠擺得平、鎮得住的?看來,除了綏靖朋黨、維持僵局,任由「太子黨」與「團派」瓜分席位,中共高層並沒有其他的人事選擇。以此觀之,「太子黨」與「團派」坐大,豈非末世之徵兆?

民主是個好東西,朋黨是個壞東西。朋黨之害,史有明鑒。清康熙帝曾嚴令門生故吏不得在恩主轄下任職--以防出現今日「團派」之類的壞東西。清嘉慶帝曾規定高官「子弟不准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以防出現今日「太子黨」之類的壞東西。中共難道不知:朋黨坐大,勢不能禁,到了尾大不掉、請神容易送神難的那一天,他們的「江山社稷」,還能有好日子過嗎?

(《爭鳴》雜誌2008年1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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