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筆下的章、羅之爭

在章詒和記述父輩們的回憶中，為羅隆基寫了兩篇長文，一篇是《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收入《往事並不如煙》），一篇是《淚祭羅隆基》（收入《順長江，水流殘月》），兩文均用大篇幅敘述了章伯均與羅隆基的關係。

眾 所周知，民盟的兩大支柱章伯鈞和羅隆基一向不和，從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江山雖易手，但章、羅並未因投奔新政權而和解。毛澤東的陰險和惡毒在於：他很清楚 章、羅的長期不和，二人不可能結為「聯盟」，但毛偏要將兩個冤家欽定為「章羅聯盟」，為的是通過這種亂點鴛鴦譜，來戲耍和羞辱章、羅二人，看看兩人如何用 揭開舊傷疤來洗刷自己中共統戰部、各民主黨派、特別是章伯鈞所在民盟和農工民主黨連續召開會議，揭發、批判以章、羅為首的右派反黨聯盟。據章詒和《順長 江，水流殘月》中記錄，從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民主黨派共召開過64次大小會議，其中，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召開的會議就有23 次，主要的整肅對象就是所謂的「章羅同盟」。

在章詒和筆下，「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維敏捷，縱橫 捭闔，可性格外露，喜怒於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長文擅辯；也度量狹窄，錙銖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他是坦蕩蕩君子，也 是常慼慼之小人。中國官場的秘訣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羅隆基終身從政，卻口無遮攔。」儘管羅隆基的性格中有著這樣那樣的弱點，但在事關民主黨 派對中共的獨立性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章伯鈞的雙面、機會主義和羅隆基的清醒、堅持底線。反右時期，在民主黨派的大人物中，在1949年前歷盡滄桑和風險 而不失豪氣和堅韌的章伯鈞，卻在被毛澤東欽定為頭號右派的打擊下陷入從未有過的消沉、惶恐之中，最早認錯認罪，而二號右派羅隆基堅持抗辯，堅決否認「章羅 同盟」這項莫須有的指控，並與已經認罪的章伯鈞發生激烈爭執。所以，毛澤東才會說：「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

1957 年6月8日反右正式開始，6月13日的《光明日報》上就發表了章伯均的《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但作為被毛澤東欽定的頭號大右派，他在認錯認罪的同 時，還說自己的言行「為右派份子所利用」。怪不得，被毛澤東斥之為「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章乃器嘲笑章伯鈞「沒有骨氣」。

章詒和女 士在《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的訪談中為父親的「沒有骨氣」做瞭解釋。她說：「他（章伯鈞）說這輩子面對共產黨，他問心無愧。但面對數十 萬右派，數百萬知識份子，他的理智備受煎熬，他的情感處在永無休歇的歉疚之中。」「反右運動中，與羅隆基、章乃器相比，父親認錯、認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 著指定的調子去檢查。為此，他反覆思忖，最終很快下了決心，他對媽媽和我說：‘難道讓上面認錯嗎？我不認錯，這個運動能收場嗎？再不收場，擴大蔓延下去， 到了鄉鎮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殺頭，老羅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在我看來，章伯鈞以為自己的認錯認罪能夠減輕反右災難，實在是再次高估了 自己和錯看了毛澤東。儘管，章是毛欽定的頭號右派，但反右運動如何收場，不會取決於章是否低頭；迫害範圍的大小，也不會取決於他低頭的早晚。毛決不會因為 章的早認錯早認罪就提前結束反右和赦免其他人。事實上，章的最早認錯認罪，並沒有阻止反右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也沒有縮小民主黨派中右派的數量。

反 右時期，章詒和筆下的父親陷入前所未有的消沉和惶恐中：「終日無事可做。鬱塞落拓之情、隱約浮上心頭的恨意，無時不在。平淡而乏味的人生裡，從哪兒去獲得 力量？面對時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給自己留下的陰影，父親仍然缺少心理準備，同一個世道啊！國民黨打擊他多少次了，通緝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這樣。」 （《順長江》P87）在《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的訪談中，章詒和也談到變成頭號大右派後的父親：「劃右以後，他從一個忙碌的政治家變為孤獨的思想者。從 此，靈魂在自己軀殼裡無法安放。以至那副軀殼對於靈魂似乎都是‘異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攣腳。肉體的不自由，伴以心靈的不自由。人作為‘人’被有形、無 形的外在力量所剝奪。……除了被批判和被拋棄之外，父親一無所有。」

章伯均的這種狀態，大概與他的一貫左傾、一直認同中共並對毛澤東抱有幻想有關,章詒和記述的章羅之爭，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印證這一點。

章 伯鈞與羅隆基皆為著名政治家，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兩人都活躍中國政治舞台上，是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的確，兩人都有政治野心和對權力 的嚮往，但這種野心的目標是發展和壯大在野黨勢力，以求在中國建立多黨競爭、權力共享的民主政治。從上世紀40年代民盟創建之初，章、羅同為民盟的臺柱 子，兩人當然都希望不斷加大自己在民盟內的權重，免不了磕磕碰碰，這對於有政治報負的人來說是正常的。但是，長期以來，由於中共宣傳，章、羅二人被妖魔化 野心家和陰謀家，外界對章、羅糾葛的真正原因也不甚了了，人云亦云的說法是源於民盟內的權力之爭。

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 中，章詒和筆下的羅隆基，既才華橫溢，又風度翩翩；雖不拘小節，卻不虧大節。但章、羅之間的政治關係並不美妙。她說：「似乎父親對他（羅隆基）並無好感。 他也不常來找父親，要等民盟在我家開會的時候，才看得見他的身影。會畢，他起身就走，不像史良，還要閒聊幾句。」反右中，對毛澤東欽定的「章羅反黨同 盟」，兩人都無法理解。章伯鈞讀過《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對文中提到的「章羅同盟」大為吃驚。羅隆基讀此文，最受不了的一個 名詞就是「章羅聯盟」。為此，他兩次去章家質問：「伯鈞，憑什麼說我倆搞聯盟？」章詒和回憶說：「對羅隆基來說，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羅 聯盟’。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決絕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所有的話都是站在客廳 中央講的，整座院子都能聽見咆哮之聲。父親則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為‘章羅聯盟’之於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臨走時，髮指眥裂的羅 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 拂袖而去。」

兩人之所以都無法接受這個「章羅聯盟」，源於兩人從四十年代就開始的分歧。章詒和說：他父親「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 間，他一方面明顯靠攏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堅持搞軍事活動（另文敘述）。而羅隆基則是堅守、積極宣揚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 識分子身上。父親覺得努生（羅隆基字）的做法太虛，某些主張在中國只能是空談。上了台面，羅隆基總是備受矚目、贏得掌聲一片；回到盟裡，父親得到的是吸收 盟員、建立機構的實際收穫。一個在政治理想的天空裡展翅，一個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務實。兩人各把持一攤（羅隆基負責宣傳、父親主管組織），二人作風迥別， 性格各異。」

也就是說，1949年前，章伯均是民盟掌管組織的實權派，在盟內的對立面就是以羅隆基為首的「無形組織」，包括潘光旦、曾昭 掄、範樸齋、張志和、劉王立、周鯨文、葉篤義、羅德先、張東蓀十人。羅隆基曾明言，這個「無形組織」主要是針對章伯鈞的，為的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 委員會。由此，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章、羅對峙的局面。與此同時，代表第三黨的章伯鈞與救國會的史良關係密切，自稱民盟內的左派。但是，「對立歸對立，但 民盟卻是生龍活虎的。那時的中國民主同盟，也還真的給中國政治帶來一絲新風。許多不滿國民黨，也不滿共產黨的人，以為有了出路，有了依靠。」

而 在1949年以後，中共建政之初為了政權的穩定，曾經與民主黨派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但在權力穩固之後，立馬露出順者昌、逆者亡的霸主面目，將民主黨派置於 政治花瓶的擺設地位。對民盟這個最大的民主黨派，中共統戰部支持章伯均、史良等左派聯手的當權派，排擠以羅隆基、張東蓀為首的非當權派。羅、張都是具有英 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的知識人，自然被外界視為右派。章、羅之爭，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周恩來就說：他倆碰面就吵，什麼事情也談不出結 果。

如果說，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中，章詒和筆下的羅隆基是位雄心勃勃、才華橫溢、倔強耿直、脾氣火爆之人，他在情人、秘 書、護士、警衛員、同道、老友的輪番上陣的揭發批判面前，表現出一種寧折不彎的倔強，那麼，《淚祭羅隆基》中，章詒和憑藉紮實的史料讓章、羅之爭的深層原 因得以凸顯：在如何定位民盟乃至民主黨派與中共的關係上，章、羅之間曾經有著巨大的分歧。

作為在野政治家的章伯鈞與羅隆基，兩人都一心要 發展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羅隆基只注重發展、壯大民盟，章伯鈞在注重民盟的同時，還特別在意他一手創立的農工民主黨。在中共對國民黨取得節節勝利的局勢 下，章、羅在如何定位民盟與中共的關係上出現原則性分歧。章伯鈞具有左右逢源的性格，1945年後與國共兩黨都保持密切關係，比如，章既與周恩來等中共要 人來往，也與陳誠等國民黨要人保持著私人情誼及交往。無奈，蔣介石對民盟恨之入骨，對民盟的核心人物甚至使出盯梢、跟蹤、通緝、暗殺等打壓手段，而蔣的打 壓正好為中共的統戰提供了絕好的時機。自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以來，中共就很看好民盟的政治號召力和思想活力，在統戰民盟上很下功夫，何況，章伯鈞早年曾經加 入過中共，思想左傾，一直信守鄧演達留下的第三勢力遺訓。在重慶舊政協開會的前後，中共統戰高手周恩來百般拉攏章伯鈞等民盟核心人物。章詒和寫道：「周恩 來總是主動上門，到國府路300號民盟總部來商談。……那時，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來爬上走下地來走訪，與父親協商問題。林彪在重慶負責統戰工作只 有數月，他也曾探望父親。」所以，1948年中共邀請民盟共建聯合政府的誘餌一拋出，章伯鈞便立刻上鉤，發表一邊倒的宣言。而羅隆基性格中的書生氣更濃， 畢生堅持英美政治理念，堅持在國共之外民盟的獨立，反對章伯鈞的一邊倒。到了反右，「黨派獨立」便成為羅隆基的主要罪狀之一。又因為羅隆基的拒不認罪且態 度惡劣，反右時對羅的批鬥會最多，時間也最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黨派聯合起來反對國民 黨政權。5月1 日，毛澤東致電民盟瀋鈞儒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建立新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 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三黨聯合聲明，從速召開政協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當時在香港的瀋鈞儒、章伯鈞等民盟的左派馬上聞風而 動，召開民主黨派負責人會議，討論成立新政協的問題。5月4日，章伯鈞、瀋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人聯名通電，響應中共籌開新政協的號召，並將民盟中央響 應中共「五一」號召的決定，迅速通知了在上海的張瀾和羅隆基。羅隆基堅決反對民盟的一邊倒，不同意章伯均等人的立場，遂以民盟主席張瀾的名義寫信給在香港 的民盟中常委瀋鈞儒、朱蘊山、章伯鈞、周鯨文四人，要求在發表通電時注意兩點：1，成立的政府必為聯合政府；2，必須強調民盟是絕對獨立的政治集團。此 後，羅隆基又與張瀾、黃炎培商議，由羅隆基執筆起草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三項要求：1，實行協和外交，莫倒向蘇聯；2，民盟盟員和中共黨員不要彼此交叉 滲透；3，民盟要和中共訂立協議，如果政綱不同，民盟隨時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

於是，民盟四大支柱瀋鈞儒、章伯鈞與張瀾、羅隆 基之間出現重大分歧，導致了滬、港兩地民盟的左右對峙。為了遏制瀋、章的一邊倒，羅隆基甚至中斷了給香港民盟匯款，引起章伯均的極端不滿，認為羅隆基用的 是小人手段。但章詒和在評價兩人的分歧時說：「在一片混聲合唱中，羅隆基堅持獨唱，發出了絕不作偽的聲音。」「當年羅隆基堅持‘黨派獨立’的罪行錄，今天 看來就是一本功勞簿。」

早在1948年，民主黨派的眾多名流已經上了中共的統戰賊船，章伯鈞等人也從香港前往中共解放區東北。但他到了東 北不久，就萌發了上當受騙之感。好在，中共剛掌權時，還多少做了些權力分享、聯合政府的樣子。比如，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未 強調中共的領導地位，也沒有「執政黨」與「參政黨」之分。那時的中央政府委員，非中共人士約佔半數，有三人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 長，兩人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二十人出任政務委員和部長職務。然而，在1954年中共召開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中共與民主黨派的關係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會 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第一次出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 線」的提法。與此同時，擔任國家副主席、副總理和最高法院院長的民主黨派人士全部轉任人大副委員長，民主黨派作為花瓶黨的歷史由此開始。

盡 管，這種轉變讓民主黨派頗為不滿，但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鈞對毛澤東還抱有一定的期望，所以他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間致力於民主黨派的夾縫中求生存。何況， 那時的章伯均也足夠風光，職務橫跨朝野兩界，在朝是交通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在野是民主黨派內的實權派，既是民盟第一副 主席又是農工黨主席。更重要的是，在民盟內部，中共支持以章伯均、史良為首的左派。

與章伯鈞的風光相比，羅隆基的處境就有些落寞。雖然， 羅的職務也橫跨朝野兩界，在朝是森林工業部部長、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在野是民盟副主席，但他性格耿直，無論是對外與中共官員打交道，還是在民 主黨派內的作為，他所堅持的仍然是「黨派獨立」——民盟的獨立性。為了擴大民盟在民主黨派中的權重，他曾經勸說章伯均把農工黨並入民盟。他對中共操控民盟 和民盟內的左派掌權極其失望，他在民盟中的地位越來越邊緣化，他的合理建議無人理會，在政治上變得消沉。

1949年後，羅隆基在民盟內部 爭權、想當有實權的大官，也是四十年代章、羅之爭的繼續，只不過，中共掌權後的民盟已經不再具有獨立性，即便章伯均還是盟內的實權派，羅隆基還是反對派， 但民盟的發展和作為絕非章、羅所能左右。羅自視甚高且是一根筋，對章伯均的大權在握和自己的邊緣化處境很是不服氣，經常在統戰部官員和其他人面前抱怨。他 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在盟內依然扮演反對派領袖的角色，就是不想讓章伯鈞等左派在盟內一手遮天，不想讓民盟徹底淪為中共的附庸。1949年年底民盟召開一 屆四中全會，章、羅兩派在人士安排上爭執不休，最後總是要周恩來出面方能擺平了雙方。比如，中共與盟內左派力挺章伯均出任民盟中央秘書長，羅隆基等人的強 烈反對導致盟內矛盾白熾化，周恩來不得不出面加以調節，急招瀋鈞儒、章伯鈞、張東蓀、羅隆基等人到中南海夜談。但不識時務的羅隆基和張東蓀卻拒絕出席，激 怒了一等再等、直等到半夜12點的周恩來，周派人把羅、張叫來，當面申斥二人。此事在當時是極為轟動，到反右時也成了羅隆基反黨的一大罪狀。

對 此，章詒和說：羅隆基「不是不能接受章伯鈞，而是他不能接受這種做法。原來民盟的副主席、秘書長等人事，早就是中共與民盟左派定下的。他說：‘這種做法， 我反對！排定一切，而且佈置好了，利用周恩來來念名單，那我何必去呢？民盟搞事先排定，這是民盟集體領導的失敗，變為三頭制（即張瀾——瀋鈞儒——章伯 鈞）……這是制度問題！政治局也不是政治局了，重大問題早商談好，才拿到政治局來討論。’」羅隆基還直率地向統戰部負責人於剛談及民盟的派系問題：「現在 明明是左派聯合起來對付右派了，卻偏要說這是進步與落後之爭。」「我在家裡請張東蓀、潘光旦談談盟內的事，就說我搞宗派。章伯鈞一個月請七百人客飯就不 說。如此下去，盟內任何會議都會變成若干人對付若干人。組織宣傳會議主持者胡愈之、辛志超完全是有計畫有佈置地鬥爭我，佈置人來如何對付我的發言。要知道 我是無組織，無佈置的。張東蓀、潘光旦又不是搞鬥爭的人。開會不是幫助我們，而是打倒、鬥爭、打倒。因此，我是相當消極。盟員說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後。無 黨派的朋友則同情我，說我怎麼不如1949年前了。」

在鳴放期間，羅隆基應邀參加中央統戰部舉行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他在5月22日會上 發言說：建議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委員會系統，這個委員會由人大、政協出面組建，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這個委員會專門檢討過去的「三五 反」、「肅反」等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公開鼓勵大家前來申訴冤情。反右中，羅的意見被認定為「平反委員會」，與章伯均的「政治設計院」和儲安平的「黨天下」 一起，並稱為右派的三大理論。

另據章詒和介紹，儲的「黨天下」之論，始作俑者也是羅，早在1929年羅隆基已經在其政論中提出「黨天下」。他寫道：「秦始皇、劉邦、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地‘黨天下’。」

經 歷過一系列整肅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運動，章伯鈞當年的上當感逐漸復活，意識到毛澤東的統戰政策不過是拿民主黨派當花瓶，對民主黨派的依附性和有職無權定 位的狀況越來越不滿，這是1956年－1957年鳴放時期章、羅走近的思想基礎，正如章詒和所言：劃右後，「羅隆基和父親成為無話不談、推心置腹的朋友， 二人結成真正的同盟。他是我家的常客。一屁股坐下來，就是幾個小時，談當下的新聞，談從前的故事，談中共，談民盟。談到反右的前前後後，可謂‘百感茫茫交 集也’。共產黨公開背信棄義，民主黨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背叛與變節的時代。這裡，有三點認識，章羅是一致的。第一：假如沒有反右運動，中 共搞掉民盟，是遲早的事。因為這是第三勢力的必然結局。第二：反右使毛澤東成功實現了一黨專制。這個成功的實現，靠眾多力量的合成。其中也包括來自民主黨 派的力量。中國是個多麼複雜而落後的社會啊！第三：也是最重要之點，1949年後，民主黨派從國庫開支經費，就開始喪失政黨的獨立性。」

讀1949 年後的一代知識名流的故事，不能不讓人感慨萬千。但時至今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以羅隆基的自由主義信念之堅定，特別是以儲安平在1949年前的明白， 為何國共權爭最終選擇了中共，而沒有像胡適那樣離開大陸。即便討厭國民黨而不去臺灣，起碼可以去歐美或香港定居。這代沐浴過歐風美雨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難道仍然是骨子裡的傳統士大夫，每遇重大的政治抉擇之時，脫不掉期盼明君、成王敗寇的政治人格？

2007年12月21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