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重的翅膀
在中國人大教授、博士生導師余虹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後，本刊記者趕赴人大校園，試圖解開這個悲劇背後的謎底。
一時間，一篇題為"一個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傳誦，成為對生命禮讚的經典，因為它的作者以一種"非正常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跳樓自殺，更因為這位作者--余虹--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博導。時間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時，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橋世紀城小區10樓一躍而下，"在正午，一個尼採式的時間，他從高空墜落"。隨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發布公告："經公安部門現場勘察認定：排除他殺，高墜身亡。"
並非沒有徵兆
12月8日，當記者來到中國人民大學資料樓(文科樓)，這裡已經佈置起紀念堂，121室，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會議室如今菊花燦放，黃的、白的，弟子親友、他供職過的院校敬獻的花籃、花圈擺滿四周。一臺筆記本電腦藏在一個花籃背後，放出緩緩的哀樂。牆上懸掛的是一張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對大海、閑適而堅決地站立在天地之間，天很藍，海很藍。"天和海之間是我的余老師，這份現實和堅毅背後，今天我讀出的是老師為人的態度，生的態度，死的態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幾天裡，同事、友人、弟子陸續從全國各地趕來，站在這張大照片前憑弔，送花籃的人多得數不勝數，組織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籃。這時，紀念堂裡只有文輝從(化名)一個人，他哭得很傷心，不停地用手擦淚。"我是余老師在上海時帶的第一個碩士生，後來又考進人大跟他讀博士，非常震驚，不敢相信這個事實。"文輝從停頓片刻，繼續說，"但又不是沒有徵兆，之前他兩次叫我上博客讀那篇《一個人的百年》。"文輝從現在認為，這是為師向得意弟子發送的信號，而他竟沒有覺察出來。
9月13日，余虹親自將這篇文章貼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話被後來的紀念文章廣為引用："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裡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種活。"
"假如我能及早覺察，余老師就不會......"30來歲的文輝從無比懊悔，無比悲痛。
無法公開的遺書
12月9日晚10點，記者在人大校園內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個人。她是一名對余虹充滿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聽過余虹的課，所以被同學推薦給記者採訪。余虹的"非正常選擇"打了俗世上的人們一個猝不及防，面對洶湧而來的媒體記者，人大文學院上下大都選擇了沉默。她一開始也並不樂意接受採訪，但後來主動約見記者，"可能我講述的是別人無法提供的視角"，"讓人不要執迷於一位‘博導自殺'的聳動的乾癟的新聞標題中，去胡亂臆測這裡面的八卦故事"。她不願意透露姓名。
她帶著一個暖水瓶走進咖啡屋，這是一個個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說自己消息閉塞，一直到週五(12月7日)中午才聽說，當時和同學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學跟我說余虹老師自殺了，我還沒反應過來，就不知所云地重複了一句，余虹老師自殺了？他自殺了......你開玩笑吧"，她說自己實在沒有時間和準備來消化這個"驚天"的大消息，思維一度短路，直到吃飯時，在同學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懼地意識到老師不在了"。而且同學還告訴她，余虹老師還留下了一封遺書，裡面說他的死與任何人無關，是他自己的選擇。
這封遺書是警察在逝者身上發現的。遺書是留給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教授的。在遺書中，余虹將人大的經歷稱為"最有意義的幾年"，他將全部藏書"捐給文學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時，表示"如果有來世，願一起工作"。楊慧林在發給余虹教授親友們的信函中寫道："我院師生聽到余虹教授離去的消息，都深感震驚和悲痛......讀信至此，無不潸然。"楊慧林委婉地拒絕了記者的採訪，並告知遺書不能對外公開，因為裡面涉及個人隱私，比如存款、汽車和房產怎麼處理。楊說，信是留給他本人交待如何處理後事的。院方對余虹的評價突出兩點，"深厚的學術造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課邏輯性很強。"這個學期，余虹在課堂上拋出的一個問題一直銘刻在女研究生的心裏，而且她一直想找機會請為師解答清楚，"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況且尼採又宣布說上帝已死，人生沒有信仰，只好寄託在藝術上，但藝術又是錯誤荒謬的，知識份子沒事幹了，怎麼辦？"這堂課後，余虹就因病缺課了幾個星期，她也就一直沒有機會向老師討教這個問題。11月的一天上午，在資料樓遇見余虹，"看到一個背影，已經有一點弓，但還挺精神的"。她叫了一聲，余虹轉過身來，她於是追問："您怎麼沒來給我們上課？"余答說，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機會請老師回答那個終極歸宿問題："您說現在人生沒有信仰，‘上帝已死'，藝術又很脆弱，那麼，哪裡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不過，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覆："以後我們再探討吧。"
請尊重逝者的選擇
再後來，余虹還給他們班上過2次課，最後一次是11月20日，週一。不過，當時余虹已經不能站在講台上授課了，他出了幾個問題，然後坐在下面，請學生上去講，最後再進行點評，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結束"最後一堂課"。"看起來精神狀態還好，老師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說，老師這樣授課同學們蠻理解的。一週之後，學生們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課上不了了。再一週，課依然沒上，緊接著2天後，自殺消息傳來，文學院上下震驚。"難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嗎？您用自己的生命踐履又一次給了我們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嗎，又證明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幾天以來，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悶、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來回答了那個終極歸宿問題，她不能接受這個答案，"您學識淵博，歷經憂患，看透世事，應該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調節能力的啊？！"
在院方發給余虹教授親友的函件裡，抬頭便寫道：2007年9月以來，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漸難以進食，雖盡全力而未見改善。接著引述逝者的話說：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為堅強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堅強，有時正在於它可以主動放棄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會各界尊重逝者的選擇"。
事實上，消息傳出，人們便紛紛猜測逝者做出這個選擇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其實就連其最親近的弟子和親友都只能猜測，媒體報導出各種版本，有的說死於抑鬱症，有的說死於對終極歸宿的哲學思考。余虹的不少學生更相信為師是"選擇死亡來對人生終極意義做出回答"，"又一次證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當代知識份子對極致人格的追求過程價值空虛的危險。
生死轉念須臾之間
"在世界黑夜的時代裡，人們必須經歷並承受世界之深淵。但為此就必須有入於深淵的人們。"這是余虹生前最喜歡的一句話，由海德格爾寫在《詩人何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學的研究生回憶，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課，談到了生與死的思考，"他給我們談到人大那些碩士、博士的自殺，談到馬加爵，趙承熙，談到中西不同的愛和寬容，談到宗教。他說，自殺是勇者的行為，是作為‘人'的自己的行為，你的生命屬於你，你可以獨立自決，而不要盲目地將自己委託給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於動物的，自殺讓他們回到‘自己'並守護自己的自由，成為‘真正的自己'"。聽得這位研究生一時震驚，他當時還給朋友發簡訊說："人大的余虹老師正在給我們談自殺。"豈料半年之後，傳來的消息更令他震驚。
余虹學生回憶說，週一，即事發2天前，幾位弟子去看望老師，"他的精神還很好"，於是感慨"生死的轉念只是天地上須臾之間的事情"。不過，這位學生也透露，事後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曾對學生表示：余老師既不喝酒，又不罵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積緒出不來，長期的深度抑鬱。對此，楊告訴學生，他並不感到意外，"只是覺得來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兩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時他的前妻割腕自殺，他於是趕回四川在搶救過來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個月。這段個人生活在當時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揚揚，余虹的"有情有義"還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視。其後，余虹再婚，然後又離異，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學教書，兒子又留學美國，而余虹的父親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屆70歲，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個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學生們感嘆說，老師的心靈台階幾乎沒有人打掃，它太需要呵護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對記者說："他是死於絕望，對自己的絕望，心靈的絕望。"
完美主義者的悲劇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展現在學生和親友面前的總是微笑和熱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裡？"記者詢問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師範大學文藝學教授陶東風。陶答："開朗、樂意幫助朋友，是一個非常純淨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東風的話來說，余虹沒有按照完美主義的原則來要求他人，但是他卻用完美主義原則要求自己。對於余虹的死因，陶這樣分析：這個世界、這個俗世以及我們自己，本質上不可能完美。徹底"戰勝"(實際上是迴避)這種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離開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我想這或許是余虹選擇離開世界、拋棄生命(因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隸於有瑕疵的物質世界和身體)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種選擇絕非他的初衷。他曾經苦苦掙扎，但最後絕望了，只好離開這個世界，去天國實現他的唯美主義理想。
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陶東風表示余虹的離世對他打擊很大，很多細節都來不及回憶，不過有一件事不需經回憶就跳躍出來。幾年前，陶東風買房子搞裝修，搞美學的余虹盡其力參與設計，結果"他對於細節的這種苛求常常讓我這個房主不勝其煩"。當然，陶東風也還記得今年3月間，余虹在參加自己的學生的博士論文開題時，大談"唯美主義"是一種"致命的美"，"難以抵抗的美"，"他說得那麼激動、那麼投入、那麼專注，令在場的所有人傾倒。我想，也許余虹就是為了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許多學者自殺是因為那個動盪與壓抑的時代，許多詩人自殺與思想的無法表達與現實物質生活的不盡如人意多少有著關聯。但是一個學者、一個國內多所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重點學科文藝學帶頭人，有著我們這樣世俗社會所夢寐以求的光環與文化資本符號的學者，在今天意外的個體事件，不得不使我們對我們所生活的校園語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寧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為與整個時代無關，與我們的命運無關，與我們所在的大學體制無關。"
正如陶東風所言，唯美主義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沈重，他飛向了大地。
※ ※ ※ ※ ※
他在探索生命的終極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是余虹的朋友，還是他博士論文答辯會的主持人。朱教授說，余虹生活經歷很坎坷，但這一切絕對不是造成他自殺的原因。
撰稿／賀莉丹(記者) 張益清(實習生)
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余虹12月5日13時用跳樓自殺的極端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後，12月7日，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接受了《新民週刊》記者採訪，追憶與緬懷曾經的愛徒、摯友余虹。
朱立元教授在主編中國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時，曾邀請余虹參與編寫其中兩章(1997年出版)，兩人因此相識，余虹當時博士未畢業。
此後在廣州暨南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應余虹的博士生導師饒芃子教授邀請，朱立元教授主持了那次答辯會，評委組給予余虹的論文高度評價，"我們對他的印象最深，他的博士論文水平很高"，朱立元教授回憶，該篇論文就是後來編撰成書的《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
為繼續深造，余虹申請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流動站；作為余虹的聯繫導師，朱立元教授與他亦師亦友。
他重情義重朋友
在復旦博士後流動站的時候，我是余虹的聯繫導師，主要是他自己工作，平時有空我們一起討論，後來我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覺得他是一個性情中人，既有才氣又很重情義的一個人。
余虹曾在華中師範大學做過老師，工作一段時間後，暨南大學饒芃子教授招收博士，他就報考了饒老師的博士。從暨南大學博士畢業後，他申請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工作站，直到2000年6月份出站。在博士後流動站期間他還被聘請到海南大學兼任文學院院長，本來他是想回暨南大學的，後來在徵求饒芃子老師的建議後，他覺得可以在海大做些事情，於是就去海大任職了一段時間。雖然事務比較繁忙，但他也沒有耽誤他的博士後出站報告，就是後來出版的《革命.審美.解構--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寫得也很出色。在文藝理論方面，川軍(四川學者)很厲害，他是其中之一。
其後，他來到了上海師範大學，呆了一年左右，2002年離開上海去中國人民大學工作至今。
在生活中，余虹是一個沒有戒心、可以無話不談的人。他雖然很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但他為別人想得蠻多，所以大家很信賴他。即使有些觀點不同，討論、商量都沒什麼，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上海時我們經常見面，他到了北京之後，我們見面機會少一點，但感情仍然比較深。每次我去北京，他都會開車來接我，邀請我喝茶、送我去機場，每次出國回來他都會給我打電話，很親切地慰問......這些都是他重情義的表現。
今年11月12日，我去北京出差的最後一個晚上，人大的朋友知道我在北京，一定要請我吃飯，他們也通知了余虹，但後來得知余虹最近胃不舒服、人也消瘦了。7點多，余虹給我打電話說，"真想見您，很想念您，但是下午上了三節課，回家之後人很累，很虛"。我說不要緊，來日方長，叫他多多保重身體，他回答，"不要緊，逐漸在康復中了"。
沒想到竟成了我們的最後一次通話。
他電話最近一直關機
我也沒想到(他走得)會這麼快，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原因。按照他平時的性格，不一定會採取這種方式。我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好朋友，據她所說，余虹平時在家裡也不是很多話，但跟我們朋友在一起他是很健談的，並沒有表現出很內向、不開朗的感覺，所以我才感到有點不理解。
從事業上看，他總的來說也不錯，領導對他很重視、工作做得很出色、學院對他也很器重，我覺得他找到了比較合適的位置，而且有了更大的平臺發揮他的才能。他現在是國家重點學科文藝學學科帶頭人，還是人大《文藝理論》期刊主編，雖然有工作壓力，但他是一個很會拼的人，喜歡踏踏實實工作，還很願意這樣做。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慧林院長也看重他的才華，委以重任。當時他剛從博士後流動站出來，有一定影響，但還沒有現在這樣的名氣。
我認為(兩次)離婚等家庭問題都不構成(他自殺的)原因。我知道距離他第二次離婚已大約有兩年了，兩次離合的經歷應該還不至於讓他走這條路。他離婚之後我們還見面很多次，都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異常。而且我知道他在這個(婚姻)問題上挺通達的，能合則合，不合則分。他與第一任妻子有個兒子，現在在國外留學，出國之前在人大讀書，余虹對兒子很盡責，(兒子)考上大學後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出國。(感情問題)絕對不是造成(他)自殺的原因。
我知道他的朋友很多，朋友之間來往也很密切。
他說過他胃不好，人又在消瘦，我曾想，是不是因為有病，懷疑有沒有得什麼絕症，但據他身邊的朋友講他的病也不是絕症。
後來又聽說他近來有抑鬱症，這個病是可能走極端的。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有什麼事情刺激到他，還是早就有了而大家沒有發現？我就不太清楚了。之前也有通話，聽他講話還是很開朗的口氣。不過聽他朋友講他最近的行為有點怪怪的，他電話最近一直關機，至於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機)、什麼原因，就無從得知了。
我是在當天晚上7點多收到原來復旦大學博士後朱國華的信息，才得知這個消息，我立刻給人大文學院副院長張永清發簡訊詢問，他立刻回電話證實了這一消息，大家都覺得很突然，根本不相信，覺得太不可想像、不可思議了。北京有影響的學者曹衛東、王岳川等，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還有他的同事，(他們)經常在一起卻都沒有看到。其實抑鬱症應該有些徵兆。
(記者問，余虹教授的博客最後一篇是在9月份寫的《一個人的百年》，表達了一些他對生與死的看法，這有某些徵兆意味嗎？)
可能那時(他)已有一些想法了吧，他兩年前寫了一篇《藝術與歸家--尼採.海德格爾.福柯》，就是探討了生命與存在的哲學終極問題，這種形而上的思考往往對學者有很多(極端)的影響，尼採最後不是精神失常了嗎？
余虹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學術上、情感上都很敏感，在精神上涉及相對敏感的問題可能會鑽牛角尖；他也是一個很有藝術氣質的人，他在上海曾買了一套房子，都是他自己設計裝修。
我知道他過去的經歷很坎坷，"文革"時他的家庭遭受了不公待遇，對他的衝擊非常大。那段時間他的頭髮一下子脫落許多，後來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幫他的書寫序時，就說他有一個"蘇格拉底式的腦袋"，因為他前額很寬，又很發達。他很會思考。真是沒想到會走這條路。
※ ※ ※ ※ ※
一個詩人的訣別
余虹之死讓他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倍感意外和哀慟，這位朋友說，他眼神有著深深的憂鬱。
撰稿／賀莉丹(記者) 張益清(實習生)
余虹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葉辛胤(化名)在得知余虹的離去後倍感意外與哀慟，"現在回想，他走得很從容，對塵世已沒有留戀，他對生死也已參透"。
余虹從廣州來上海讀博士後，再由上海赴海南任教，兩次都是葉辛胤一人接送，在葉辛胤看來，余虹人緣很好，但他在上海期間的朋友並不太多，"他還是比較喜歡廣州跟北京。他是喜歡熱鬧的人"。
在復旦讀博士後期間，葉辛胤一到復旦附近就會去找余虹，兩人常有機會連床夜話。他認為，余虹就像探究哲學本源問題的詩人，"他與生俱來的詩人氣質非常濃。有哲學氣質的詩人，哪個不是憂鬱的？哪個不是容易走極端的？海子不是很典型嗎？"
在外人眼中，余虹表現得非常機智、幽默、樂觀，"他總是笑笑的，看上去很快樂的感覺；但交往多了，發現他的眼神中有著深深的憂鬱"，葉辛胤說。
在葉辛胤看來，余虹並不會找人主動傾訴自己在情感上的問題，朋友們也比較迴避談及此，但在余虹第二次結婚時，朋友們都跟余虹開玩笑說他"抱得佳人歸"，但事實上，余虹"兩次失敗的婚姻給了他更大的打擊"。
"他的家庭生活一直不順，他總是處在一個單身狀態，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他沒有歸宿，是一個流浪者；作為一個詩人，他非常敏感，在精神生活中，他也沒有歸宿，在這樣一個社會中，這樣敏感的詩人是很不幸的，社會不能給他正面的東西；而探究生、死課題的哲學家也是失敗居多，因為對生、死的探究永遠不可能有答案"，葉辛胤說。
葉辛胤回憶，3年前，余虹告訴他，自己已在北京買了房子；2年前的冬天，葉辛胤去北京，余虹趕來跟他一起相聚，當時葉辛胤還很詫異，因為"余虹居然會自己開車"。
葉辛胤猜測，余虹採取這樣極端的訣別方式有"一個偶然"，"可能是由於他本人的身體狀況或抑鬱症問題，身體狀況不好常會伴隨著抑鬱症，但當事人當時未必能意識到。"
"我們非常尊重他，也尊重他的選擇"，葉辛胤最後說。
余虹教授在遺書中表示，要將自己的藏書捐給文學院圖書館，他也對朋友表示，"如果有來世，願一起工作。"依然可見他對朋友的深情厚意。
余虹教授曾對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事件過後人們對死難者與凶手同時悼念表示驚訝與感悟，他說，既為受害者也為凶手悲傷，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樣的價值。
余虹先生的訣別，許是他對世間所有善與惡的愛的表達與詮釋。
□ 新民週刊
※ ※ ※ ※ ※
一個人的百年
余 虹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門師兄弟回四川大學參加石璞先生百歲華誕的慶典。22年前我隨石先生攻讀碩士學位，是先生的關門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舉辦先生百歲華誕的慶典，我們同門師兄弟表示無論如何都要回母校為先生祝壽。見到先生那熟悉而年邁弱小的身體，我們都百感交集，噓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個沈重的數字，尤其是現代中國的百年，所謂多事多難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百年，竟讓一個弱女子扛過來了。她活著，不僅活著，而且還有尊嚴地活著，身上沒有絲毫的悲慼與苟且。德裡達在去世前感嘆所有的人都是緩期的倖存者，他說生存即倖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脅中乃每個人的命運，只有那些幸運兒可以避開自然與人世的威脅而倖存。石先生是這樣的倖存者嗎？當然。然而，是什麼讓她得以倖存？是什麼給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堅韌呢？或者，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個女人，一個學者在中國歷史上變動最大的百年，在中國歷史上災難和不幸最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麼力量、智慧和耐心活過來的，並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嚴？
就在去參加石先生百歲華誕慶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樓自殺，去年的同一天新聞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樓自殺。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而且大多為女性。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裡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種活。
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曾提出一個無法選擇的難題：活還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不忍受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麼寧靜也就好了，但誰知道這一睡之後會做什麼夢？誰知道那死亡之地是個什麼樣子？也許死比生更糟？誰知道呢？因此，我們說那些活著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決斷和承擔，而不像那個丹麥王子停留在無解的思慮中而放棄做人的責任。
在中國歷史上災難深重的百年選擇活下去，不是賴活而是好好地活，這其間要忍受多少無法忍受的時刻，要承擔多少難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們已無法想像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戰爭、改革、政治、資本、主義、運動、敵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權、解放、反動、進步、國家、民族、中國、西方、階級、政黨這些巨大的詞眼曾讓多少弱小的生命為之激動和獻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驚訝的是，無數柔弱的生命都被這些巨大的詞眼壓垮了而石璞還健在，無數生命之火都在這些詞眼的巨大陰影中熄滅了而石璞還自有其光彩。看到這個百歲老人得體而整潔的衣著，看到她平和、安詳、自在而陽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個九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在波士頓訪學期間，我認識了這位老太太並在同一幢房子裡住過兩個月。這位老太太給我的總體印象就是陽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陰影與淒涼。她的衣著總是生氣勃勃而脫俗得體，她的神情總是平靜而充滿喜樂，她說得最多的兩句話是"我能幫你什麼？""最近我很忙。"的確，她把每天的時間都安排得滿滿的，不是在廚房和餐廳裡幫忙就是在附近小學做義教或在教堂做義工，在兒子家過週末，在教堂過週日。她的形象與我記憶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記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風燭殘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皺紋和彎曲的身體上佈滿夜的陰影，其孤寂、清冷與悲慼的氣息多少都會招人同情與憐憫。這位九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呢？她非常陽光，見到她每每讓我自己覺得有些暮氣沉沉和些許的自憐。這是怎麼回事？在與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點什麼。這位虔誠的美國老太太在世靠國家，去世有上帝，她沒有生老病死無著落的不安，換句話說，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護的。而一個中國老太太呢？尤其是經過這一百年革命洗禮的老太太，她靠什麼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國詩人裡爾克曾慨嘆一切存在者都處於無庇護狀態，人尤其如此，也正因為如此，人需創建自己的保護以維護生存的安全。人的庇護從何而來呢？現世的社會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給人以生之依靠，後者給人以死之希望。所謂善（社會正義與神聖信仰）者非他，人的終極依靠是也。在人類的歷史上，人們以各種方式創建著這種善，也以各種方式摧毀著這種善。在中國歷史上，人們曾創建了一個以家庭、家族、鄉里、民間社團、宗法國家和儒家道德為社會正義的此世之善，也創建了以各種民間信仰（迷信）和道釋之教為靈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儘管這種善並不那麼善，但好歹還是一種脆弱的依靠和庇護，可悲的是，近百年來連這種依靠與庇護也幾乎在革命與資本的折騰中消失淨盡了。於是，一個問題困繞了我：在石璞這位中國的百歲老人身上怎麼也有那位美國老太太身上的陽光？那陽光從何而來？在社會和精神庇護遭到嚴重破壞的百年，她靠什麼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於四川成都，父親是一位開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學校長，姐姐與姐夫都是北大學生，與魯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響，石璞嚮往新學，從中學開始便學外語，其後上國立成都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外語系，畢業後從教一年又碾轉跋涉到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插班就讀。1933年石璞從清華畢業到杭州省立一中教書，其間因翻譯出版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狒拉西》與希臘三大悲劇《阿加門農》、《安提戈尼》《美狄亞》而蜚聲學界，1936年應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之聘到川大外文系從教，其後60餘年都在川大，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藝理論與外國文學教研室主任等職。
早年的石璞是一個標準的新青年，甚至是一個憤青和女權主義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親未生男孩而要她父親娶二房以續香火，對此她非常憤怒，甚至不能原諒自己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她參與了進步刊物《前進》半月刊的創辦，並寫了題為《前進曲》的發刊詞。抗戰全面爆發後，她參加了成都文藝界抗敵救亡協會。主編《捷報》副刊"凱風"，並在《工作》、《筆陣》、《文藝後方》和《戰潮》等進步刊物頻繁發表文章，還多次組織募捐、慰問抗屬、舉辦義賣畫展等。解放後的石璞與大多數新青年一樣真誠地認同馬克思主義，她不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還積極申請加入共產黨。當然，與大多數新青年一樣她也經歷了主義與現實的分離，經歷了理想的幻滅與現實的痛苦，經歷了志業、政治與權力的糾纏。
石璞是一個歐美文學教授，從事歐美文學的教學與科研是她選擇的志業。韋伯曾說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志業應獨立於政治和權力，是一種追求真理的工作。這種學術意識對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影響深遠，並導致了他們的書生意氣與現實悲劇。其實，在一種高度政治化的現實關係中，選擇以歐美文學為業就意味著選擇危險。在極左的政治權力結構中，國學/西學、舊學/新學、歐美文學/俄蘇文學的學術關係背後是反動/進步、敵/我之政治關係。在此，沒有什麼純粹的學術行為，一切學術行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歷史發展的線行邏輯（反動/進步）與階級對立的政治邏輯（敵/我）交織而成的政治法庭上，傳統國學當然是最倒霉的舊學，"舊"意味著落後與反動，意味著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是"敵"；相對而言，現代西學是得寵的新學，"新"意味著革命與進步，意味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是"我"；而在現代西學中，代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俄蘇文學又比代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歐美文學更為革命和進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後者則是"敵"。
受這種政治邏輯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學校方將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婦調到中文系並任命其丈夫李夢雄教授（也以歐美文學為業）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強中文系的工作。當時的川大中文系是國學教授的雲集地，派一對搞西學的夫婦去"加強"和領導該地，隱約可見當時的政治權力對國學與西學的基本看法。對學術背後的政治，石璞夫婦並不清楚，對複雜的權力糾葛他們更無敏感。從表面上看，石璞夫婦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領導眼中的紅人，但實際上，在中文系那歷史深遠的權力關係中，他們成了國學權威的異己。當超個人的政治權力將個人間的學術關係變為政治關係之後，個人之間的鬥爭就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地開始了。石璞夫婦與中文系一位國學大師的積怨也許當從這一根源上來理解，此一積怨讓這兩家對門鄰里幾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見石璞夫婦在中文系的真實處境。正因為如此，不到兩年石璞夫婦又調回了外文系。
如果說，校方派石璞夫婦去加強中文系的工作與領導表現了權力對新舊之學的厚薄，石璞夫婦回到外文系後的命運與專業調整則反映了權力對歐美之學和俄蘇之學的態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並被任命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辦。為何？原因很簡單，當時的川大外文系其實就是英語系，而英語和英美文學幾乎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象徵。外文系停辦後的大批英語教師被派到哈爾濱學俄語，外文系要辦成俄語系，因為俄蘇文學表達的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時代潮流與權力高壓之下，李夢雄教授在外文系復辦後改教俄蘇文學，石璞教授則調到中文系繼續從事歐美文學教學，但開始將教學與科研的重心轉向文學理論。1950年代大學裡的文學理論其實是馬列文論的代稱，搞文學理論意味著搞馬列。只有搞馬列文論和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批判性地從事歐美文學教學與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責石璞的《歐美文學史》和《西方文論史綱》貼了很多馬列的標籤，這種指責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盡然。首先，石璞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真誠信奉的，她並沒有違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確貫穿了對馬列原理尤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並不是挂羊頭賣狗肉。當然，這種指責也挑明瞭某種無法選擇的命運。石璞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才能未能完全發揮，原本還可以做更多事情，寫更多東西的。比如在我的《歐美文學史》中，有些藝術性高的作家、作品沒有寫，或評價少，或不夠客觀。當時只能那樣寫，比較多地強調藝術性不符合當時的需要，就不能多講，不敢多講，不然就會被說成宣傳封資修、宣傳超階級超時代的東西，搞和平演變，那就擔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種挺身反抗的學術勇士，也不是那種徹底拒絕而沉默的思者，但卻是一個儘可能真誠說話的學者。其實，我們很難說這三者誰更高貴。沒有挺身反抗，黑暗將沒有盡頭；沒有徹底拒絕，謬誤將四處氾濫；而沒有真誠地說話，即使是裹挾在謬誤中的真理和糾纏在政治中的知識也會在無言中消失。1980年當我第一次讀到石璞先生的《歐美文學史》時，非常激動，因為此前的外國文學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揚周翰等人主編的《歐洲文學史》外，別無系統完整的相關著述。《歐洲文學史》雖體大慮周，但只是一個詳細的論綱，作為集體之著述它也太過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歐美文學史》，它的個人著述性與詳實細微使我獲益良多，儘管我不喜歡那些混雜其中的主義話語。在我的學術記憶中，《歐美文學史》始終是一個要不斷返回的路口，因為它啟示我在一個沉默的時代真誠說話是多麼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像在一個政治化的時代堅持學術所承擔的風險已經很難，在今天要想像在這樣一個時代生活的知識份子如何度過那些斯文掃地的日子就更難了。石璞常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是命運。如何過一種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還是切實面對不如意的現實？是牢騷滿腹地抱怨命運，還是心平氣和地承擔命運？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淪，還是在一種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選擇了後者，因此而走過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沒有什麼驚人的壯舉，她不是什麼道德英雄，也沒有什麼浩然之氣和慷慨之節，但她有最樸素的良善和最傳統的智慧，僅此就足以使她舉重若輕，歷險而在。1957年石璞申請入黨而成為預備黨員，1958年下放勞動接受組織的考驗，在轉正會上有人批評她不揭髮帶隊隊長男女作風的問題，沒有政治覺悟，對此，她保持沉默。結果她的入黨轉正未獲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為冤假錯案予以糾正。事後石璞很平靜地說不管男女作風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預別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來。有一次，與石璞一家結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樓梯時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將他扶了起來，她家的保姆說："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們整得那個樣子，讓他在那兒呆著吧。"石璞說："人摔了，還是應該扶起來，他做得對。"文革期間，面對各種委屈與罪惡石璞既沒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沒有違心地附和，同樣保持了沉默。與一些驚世駭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彷彿是不道德的，但誰又有權利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極端危險的時候去連累兒女親友呢，這種連累道德嗎？在世事喧囂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態就是沉默與忍耐，默默地承擔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執受那最樸素的善。也許正是這種沉默與耐心使石璞能歷百年滄桑而不倒。
如果說樸素的良善滋養著石璞的內心，傳統的智慧則是她抵禦外來傷害的法寶。石璞一生崇奉老莊，淡泊名利，無心自然。解放以來的幾十年間，石璞的工資從未額外上漲，四級教授的頭銜一以貫之，而以她的成就與資歷爭個二級教授額外漲幾次工資理所當然，但她不爭，也不怨。像很多知識份子一樣，石璞多次被作為改造對象下放到農村與工廠勞動，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糞，在文革中也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慘遭批鬥。面對非人的凌辱與迫害，很多人都無法忍受而發瘋自殺，石璞終能泰然處之。對石璞來說，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惡意傷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無論白天的處境多麼險惡，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對我說：石璞低調，所以長壽。此言甚是。但我要補充的是：低調不低，所以高壽。
也許現在可以回到前面那個問題了：在社會和精神庇護遭到嚴重破壞的百年，石璞靠什麼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從新青年到紅色教授，再到一個普通的老人，那曾經讓石璞熱血沸騰的主義與真理如煙而逝，惟有最樸素的良善與最傳統的智慧還與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與智慧是讓一塊石頭成玉的珍寶嗎？"石璞"之名有什麼微言大義？一塊對惡沒有激烈反抗卻有持久拒絕的石頭，一塊對善沒有悲壯獻身卻有耐心執著的石頭以她不絕的微光爍傷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許英雄的時代早就過去了，也許從來就沒有什麼純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負與擔當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樣舉重若輕的人讓生命看到了希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 關鍵字搜索：
- 人大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