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給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發表已經近一個月了。這封信猶如一塊巨石投進水中，在社會激起千層浪。一個月來，公開信不脛而走，迅速傳遍海內外。據知，在國內，千千萬萬民眾都在傳讀此信，不少人並將公開信傳給在國外的親友，出現少有的"內消轉出口"現象。公開信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造成什麼樣的效應，一時尚難於估計（目前已有郭泉先生等寫公開信響應）。
由於公開信談及的問題相當敏感相當尖銳，加之作者的特殊身份，當局對此必然感到十分尷尬、棘手。近年來，出現過無數給胡溫的公開信。但這樣的信胡溫本人一封也未必能讀到。讀到也可以置之不理。而汪兆鈞這封公開信他們應該會讀到，對公開信提出的問題，胡溫本人讀到也將會渾身冒汗，因此不可能無動於衷。但如何反應，就不得而知。目前他們所做的，是沉默。沉默是金。胡溫都是忍功相當到家的人。
於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們，以及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們，面對這封公開信，也表現得出奇的冷靜，絕少有人表態，可謂應者寥寥。而中國號稱有100多位公共知識份子，海內外也有為數不少的民運組織、民主人士。他們也多是保持沉默，集體失語了。在這方面，倒是"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這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細讀了了汪兆鈞這封公開信，不能不讚賞他過人的勇氣。其思路之清晰，觀點之鮮明，對社會問題剖析之深刻犀利，有如空谷傳音，沙漠響箭。因為他是個企業家、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理解，多有獨到之處，所談少有空泛的理論，處處閃現出理性的光彩，令人耳目一新。
毫無疑問，公開信表達的政治理念與廣大自由知識份子並不相悖。這更是別的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出來的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念叨著，盼星星盼月亮那樣盼望著體制內有人站出來說話，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好不容易，出來了個汪兆鈞。他官雖然不大（政協本身就是政治花瓶），但畢竟是第一個敢於站出來說話的較高級別官員。而且話講得在理，講得真誠，連中共宣傳機器也一時無話可說，無從辯駁。當然，不能預期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此就啟動了。但至少是個非常良好的開端。汪信的重要性在於其不可替代的象徵意義。
可以預期的是，如果體制內外知識份子，社會各界千千萬萬人士都站出來，給予聲援，給予支持，大家都在這把火上添柴加薪，形成燎原之勢，公開信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大，就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起到催化作用。就像人們說的，產生蝴蝶效應。
但遺憾的是此時我們的自由知識份子們，我們的民主鬥士們沉默了。人們總是抱怨說民智已開，官智未開。如今官智開了，大家卻又裝聾作啞（甚至有人出來冷嘲熱諷，說風涼話）。機會到來時，沒有人去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不是"葉公好龍"故事的新版嗎？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人們像避瘟疫那樣對公開信避之唯恐不及？
據說，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怕支持了汪兆鈞，就與法輪功"攪在一起"。因為汪信裡提出要停止迫害法輪功，要為法輪功平反。
汪兆鈞在信中是這麼說的：
信仰自由，是當今世界的普遍共識，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我國憲法均有規定。但是"6．4"以後，鄧小平的繼任者為了繼續一黨獨裁的統治，對於任何非共產黨系統的組織都列為"不穩定因素"，要"消滅在萌芽中"，即把"法輪功"一個群眾煉功組織作為目標，殺雞儆猴。人家不服，要"說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種種迫害。這顯然不是針對"法輪功"，而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所以應當立即對"法輪功"停止鎮壓。對受害人給予國家賠償。
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建議中共可派出代表，與"法輪功"談判，對當時決定鎮壓的決策者追究刑事責任。本人只是建議，而建議的目的：使對"法輪功"的鎮壓盡快得以停止，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盡快得以推進。
在汪兆鈞四萬多字的公開信中，就只有這一段文字提出法輪功問題。可見，法輪功問題並非汪信的重點。問題在於，為什麼不能提法輪功？法輪功真有那麼可怕嗎？連提出停止迫害都不能接受嗎？
這是因為，人們對法輪功仍有許多誤解（也不能不承認中共對法輪功妖魔化的成功）。人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在現代社會，應是無容置疑的。法輪功作為一種宗教信仰，你可以完全不認同他們的宗教理念，但必須尊重他們的信仰。事實上他們提倡的真、善、忍對社會和諧有益無害。而對法輪功修煉治病健身的事實，如果不帶偏見的話，隨便瞭解一下，就不難得出結論。因此，輕率地將他們定為邪教，對他們血腥鎮壓，絕對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行為。自1999年鎮壓以來，光是有名字記錄的死難者就有三千多人。更有無數的人傷殘或受到嚴重精神迫害。活體摘除器官的事也許有所誇大，但從國外人士蒐集的資料看，肯定存在。這種事哪怕只有一例，也是極其殘忍的行為。
人血不是胭脂！在和平時期造成這樣的悲劇，是絕對的悲哀！
由於有這樣的天大冤屈，法輪功在申訴、反抗的過程中表現執著甚至情緒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的抗爭始終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至今未發現過他們使用暴力。他們手無寸鐵，連一支匕首也沒有從他們身上發現過。
可見汪兆鈞提出停止鎮壓迫害法輪功，並無不妥之處，而是正義之舉。
正是因為汪兆鈞為他們說了話，法輪功的媒體理所當然的會支持汪兆鈞。但總不能說，凡是法輪功支持的，我們就反對。法輪功也支持自由民主，我們反對不反對？
也有些人對法輪功的團結、執著、堅韌表示擔憂。說白了，是怕他們對政治的僭越。其實在現代民主社會，處理宗教問題是極簡單的一件事，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在這些國家裡，不同宗教自由發展，政府並不干預。而無論任何個人或團體（當然包括宗教團體），一旦觸犯法律，對他人利益造成危害，就由司法去解決。目前在世界幾十個國家地區都有法輪功修煉者，包括日本、臺灣、香港、南韓等與中國相同或相似文化的國家地區。至今未發現他們與這些國家地區的政治和權力有什麼糾葛。
中共害怕法輪功，除了他們思維的僵化，主要是他們缺乏執政的合法性，他們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脅他們政權的事物存在，包括假想的威脅。"要把一切消滅在萌芽狀態。"
但自由知識份子們害怕法輪功什麼呢？我不知道。
中國體制內外知識份子對汪兆鈞公開信冷漠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往往自視過高，以民主權威理論權威自居，對別人都不屑一顧。有些海外民運人士更是對出現體制內轉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
須知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純粹靠理論靠口號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們並非貶低理論、口號的作用，在黑暗中的每一點燭光都是珍貴的。毫無疑問汪兆鈞們也從這些理論文章中得到過啟發，受到過影響。但實踐永遠是最重要最關鍵的。每一次的社會變革，都是由實踐者去打開缺口，去趟地雷，去堵槍眼，去衝鋒陷陣。沒有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孫中山先生就還會在美國街頭繼續流亡。"煙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哥爾巴喬夫不是個理論家，葉利欽更是老粗一個。沒有實幹家，政治改革永遠會是一句空話。古人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這話說得有點難聽）。
汪兆鈞正是這樣一個有正義感，有民主理念、有豐富社會經驗的實踐者。在中國政治轉型中，在實現民主憲政過程中，以及以後的國家管理建設中，都需要大量這樣有實踐經驗的人才。他的理論也許不太成熟，信中也許存在不少疏漏，但仍要肯定其價值，要支持他的行動。
民運人士當然也不容易。沒有人會貶低他們的付出，他們多年堅守自由民主的信念也極其難得。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形成的壓力，都是促進中國社會轉化的必要條件之一。
但他們沒有理由對汪兆鈞這類體制內的改革者冷眼旁觀，更不能冷嘲熱諷，酸不溜啾。說實話，在海外喊幾句激烈口號也並不是太難的事。這跟在白宮門前高喊打倒美國總統那樣，並無特別的風險。而體制內的人士要站出來說話就不是那麼簡單了。他們是擔著身家性命的，他們自己隋時都有消失的危險，連他們的親人、家族都會受到迫害牽連。所以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徹底的犧牲精神。
也有人認為汪兆鈞因身份特殊，對其公開信所產生的強烈效應不服氣，認為這不公平。但現實正是如此。在這方面，的確沒有公平可言。不同職位不同級別的人因佔有的資源不同，表態效果當然不一樣。這道理已經沒有必要贅述。如果胡錦濤先生出來表態，情況會怎樣？
也有人對汪兆鈞事後表現的低調不以為然，認為他應當有更多的承擔。這的確有些遺憾。但我們不能只要求別人去奉獻，去付出去犧牲，也要為別人著想，同時想想我們自己做了些什麼。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明確，由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有人說是超穩定）。如今的人類文明也不崇尚暴力。和平、對話是解決社會矛盾，實現社會轉型的最佳選擇。已經不再是陳勝、吳廣的時代，揭竿而起不再是改變社會的不二法門。幾年前發生在莫斯科軸承廠歌劇院的人質危機中，俄羅斯特種部隊20多分鐘就趕到現場並實行封鎖。希望維權民眾以石頭、梭鏢去改變什麼，是一廂情願的，也是殘忍的想法。
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代價最小、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實現的，就是體制內，尤其是共產黨高層的開明人士站出來，由他們自己來結束獨裁統治。蘇聯解體和東歐的轉型，都是這種模式。這是宿命，中國也許無法擺脫這一模式。
而汪兆鈞先生公開信的出現，就是這樣一抹黎明的曙光。這是一種先兆。這足於證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這種可能。可以認定的是，體制內肯定不止一個汪兆鈞那樣的人。有更多的汪兆鈞，更多的葉利欽們，在時機成熟時就會站出來。而所謂的時機，也就是需要千千萬萬人的支持表態，包括這些自由知識份子們仗義摯言，共同去創造。在這方面，自由知識份子的份量恰恰是無窮的大，因為他們掌握了比普通民眾多得多的話語資源。槓桿的支點已經有了，就看你們能不能把地球撬起來。
據說，汪兆鈞現在仍然安全。但誰也不敢保證他有多久的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越來越多人站出來支持他，影響越來越大，他就會越來越安全。而汪兆鈞安全了，我們大家也就將會更安全。反之，如果汪兆鈞被抓，下一個被抓的也許就是我們大家。汪兆鈞提出制止迫害法輪功，也等同此理。
納粹時期的倖存者，尼莫拉牧師在臨終前說了這麼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當他們(納粹)抓猶太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抓共產黨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來抓貿易工會主義者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貿易工會主義者。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留下替我說話了。"
這段話也是我們的自由知識份子們所經常引用的。
倒是海外華文作家馬建，面對汪兆鈞的公開信，坦誠說了這樣一番話：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社會裏，知識份子還是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就是說，普通百姓還是沒有權力、沒有機會或文筆等去寫文章、去說話、去呼籲。作家、知識份子、學者、記者這些靠筆為生的人卻沒有站出來說話，而一個商業家或者說是企業家把他要說的話說了出來了。這是讓我非常汗顏的。"
讓我們共飲一桶高度數的高粱酒，集體臉紅一次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由於公開信談及的問題相當敏感相當尖銳，加之作者的特殊身份，當局對此必然感到十分尷尬、棘手。近年來，出現過無數給胡溫的公開信。但這樣的信胡溫本人一封也未必能讀到。讀到也可以置之不理。而汪兆鈞這封公開信他們應該會讀到，對公開信提出的問題，胡溫本人讀到也將會渾身冒汗，因此不可能無動於衷。但如何反應，就不得而知。目前他們所做的，是沉默。沉默是金。胡溫都是忍功相當到家的人。
於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們，以及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們，面對這封公開信，也表現得出奇的冷靜，絕少有人表態，可謂應者寥寥。而中國號稱有100多位公共知識份子，海內外也有為數不少的民運組織、民主人士。他們也多是保持沉默，集體失語了。在這方面，倒是"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這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細讀了了汪兆鈞這封公開信，不能不讚賞他過人的勇氣。其思路之清晰，觀點之鮮明，對社會問題剖析之深刻犀利，有如空谷傳音，沙漠響箭。因為他是個企業家、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理解，多有獨到之處，所談少有空泛的理論，處處閃現出理性的光彩，令人耳目一新。
毫無疑問，公開信表達的政治理念與廣大自由知識份子並不相悖。這更是別的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出來的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念叨著，盼星星盼月亮那樣盼望著體制內有人站出來說話，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好不容易，出來了個汪兆鈞。他官雖然不大（政協本身就是政治花瓶），但畢竟是第一個敢於站出來說話的較高級別官員。而且話講得在理，講得真誠，連中共宣傳機器也一時無話可說，無從辯駁。當然，不能預期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此就啟動了。但至少是個非常良好的開端。汪信的重要性在於其不可替代的象徵意義。
可以預期的是，如果體制內外知識份子，社會各界千千萬萬人士都站出來，給予聲援，給予支持，大家都在這把火上添柴加薪，形成燎原之勢，公開信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大，就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起到催化作用。就像人們說的，產生蝴蝶效應。
但遺憾的是此時我們的自由知識份子們，我們的民主鬥士們沉默了。人們總是抱怨說民智已開，官智未開。如今官智開了，大家卻又裝聾作啞（甚至有人出來冷嘲熱諷，說風涼話）。機會到來時，沒有人去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不是"葉公好龍"故事的新版嗎？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人們像避瘟疫那樣對公開信避之唯恐不及？
據說，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怕支持了汪兆鈞，就與法輪功"攪在一起"。因為汪信裡提出要停止迫害法輪功，要為法輪功平反。
汪兆鈞在信中是這麼說的：
信仰自由，是當今世界的普遍共識，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我國憲法均有規定。但是"6．4"以後，鄧小平的繼任者為了繼續一黨獨裁的統治，對於任何非共產黨系統的組織都列為"不穩定因素"，要"消滅在萌芽中"，即把"法輪功"一個群眾煉功組織作為目標，殺雞儆猴。人家不服，要"說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種種迫害。這顯然不是針對"法輪功"，而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所以應當立即對"法輪功"停止鎮壓。對受害人給予國家賠償。
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建議中共可派出代表，與"法輪功"談判，對當時決定鎮壓的決策者追究刑事責任。本人只是建議，而建議的目的：使對"法輪功"的鎮壓盡快得以停止，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盡快得以推進。
在汪兆鈞四萬多字的公開信中，就只有這一段文字提出法輪功問題。可見，法輪功問題並非汪信的重點。問題在於，為什麼不能提法輪功？法輪功真有那麼可怕嗎？連提出停止迫害都不能接受嗎？
這是因為，人們對法輪功仍有許多誤解（也不能不承認中共對法輪功妖魔化的成功）。人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在現代社會，應是無容置疑的。法輪功作為一種宗教信仰，你可以完全不認同他們的宗教理念，但必須尊重他們的信仰。事實上他們提倡的真、善、忍對社會和諧有益無害。而對法輪功修煉治病健身的事實，如果不帶偏見的話，隨便瞭解一下，就不難得出結論。因此，輕率地將他們定為邪教，對他們血腥鎮壓，絕對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行為。自1999年鎮壓以來，光是有名字記錄的死難者就有三千多人。更有無數的人傷殘或受到嚴重精神迫害。活體摘除器官的事也許有所誇大，但從國外人士蒐集的資料看，肯定存在。這種事哪怕只有一例，也是極其殘忍的行為。
人血不是胭脂！在和平時期造成這樣的悲劇，是絕對的悲哀！
由於有這樣的天大冤屈，法輪功在申訴、反抗的過程中表現執著甚至情緒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的抗爭始終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至今未發現過他們使用暴力。他們手無寸鐵，連一支匕首也沒有從他們身上發現過。
可見汪兆鈞提出停止鎮壓迫害法輪功，並無不妥之處，而是正義之舉。
正是因為汪兆鈞為他們說了話，法輪功的媒體理所當然的會支持汪兆鈞。但總不能說，凡是法輪功支持的，我們就反對。法輪功也支持自由民主，我們反對不反對？
也有些人對法輪功的團結、執著、堅韌表示擔憂。說白了，是怕他們對政治的僭越。其實在現代民主社會，處理宗教問題是極簡單的一件事，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在這些國家裡，不同宗教自由發展，政府並不干預。而無論任何個人或團體（當然包括宗教團體），一旦觸犯法律，對他人利益造成危害，就由司法去解決。目前在世界幾十個國家地區都有法輪功修煉者，包括日本、臺灣、香港、南韓等與中國相同或相似文化的國家地區。至今未發現他們與這些國家地區的政治和權力有什麼糾葛。
中共害怕法輪功，除了他們思維的僵化，主要是他們缺乏執政的合法性，他們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脅他們政權的事物存在，包括假想的威脅。"要把一切消滅在萌芽狀態。"
但自由知識份子們害怕法輪功什麼呢？我不知道。
中國體制內外知識份子對汪兆鈞公開信冷漠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往往自視過高，以民主權威理論權威自居，對別人都不屑一顧。有些海外民運人士更是對出現體制內轉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
須知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純粹靠理論靠口號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們並非貶低理論、口號的作用，在黑暗中的每一點燭光都是珍貴的。毫無疑問汪兆鈞們也從這些理論文章中得到過啟發，受到過影響。但實踐永遠是最重要最關鍵的。每一次的社會變革，都是由實踐者去打開缺口，去趟地雷，去堵槍眼，去衝鋒陷陣。沒有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孫中山先生就還會在美國街頭繼續流亡。"煙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哥爾巴喬夫不是個理論家，葉利欽更是老粗一個。沒有實幹家，政治改革永遠會是一句空話。古人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這話說得有點難聽）。
汪兆鈞正是這樣一個有正義感，有民主理念、有豐富社會經驗的實踐者。在中國政治轉型中，在實現民主憲政過程中，以及以後的國家管理建設中，都需要大量這樣有實踐經驗的人才。他的理論也許不太成熟，信中也許存在不少疏漏，但仍要肯定其價值，要支持他的行動。
民運人士當然也不容易。沒有人會貶低他們的付出，他們多年堅守自由民主的信念也極其難得。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形成的壓力，都是促進中國社會轉化的必要條件之一。
但他們沒有理由對汪兆鈞這類體制內的改革者冷眼旁觀，更不能冷嘲熱諷，酸不溜啾。說實話，在海外喊幾句激烈口號也並不是太難的事。這跟在白宮門前高喊打倒美國總統那樣，並無特別的風險。而體制內的人士要站出來說話就不是那麼簡單了。他們是擔著身家性命的，他們自己隋時都有消失的危險，連他們的親人、家族都會受到迫害牽連。所以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徹底的犧牲精神。
也有人認為汪兆鈞因身份特殊，對其公開信所產生的強烈效應不服氣，認為這不公平。但現實正是如此。在這方面，的確沒有公平可言。不同職位不同級別的人因佔有的資源不同，表態效果當然不一樣。這道理已經沒有必要贅述。如果胡錦濤先生出來表態，情況會怎樣？
也有人對汪兆鈞事後表現的低調不以為然，認為他應當有更多的承擔。這的確有些遺憾。但我們不能只要求別人去奉獻，去付出去犧牲，也要為別人著想，同時想想我們自己做了些什麼。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明確，由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有人說是超穩定）。如今的人類文明也不崇尚暴力。和平、對話是解決社會矛盾，實現社會轉型的最佳選擇。已經不再是陳勝、吳廣的時代，揭竿而起不再是改變社會的不二法門。幾年前發生在莫斯科軸承廠歌劇院的人質危機中，俄羅斯特種部隊20多分鐘就趕到現場並實行封鎖。希望維權民眾以石頭、梭鏢去改變什麼，是一廂情願的，也是殘忍的想法。
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代價最小、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實現的，就是體制內，尤其是共產黨高層的開明人士站出來，由他們自己來結束獨裁統治。蘇聯解體和東歐的轉型，都是這種模式。這是宿命，中國也許無法擺脫這一模式。
而汪兆鈞先生公開信的出現，就是這樣一抹黎明的曙光。這是一種先兆。這足於證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這種可能。可以認定的是，體制內肯定不止一個汪兆鈞那樣的人。有更多的汪兆鈞，更多的葉利欽們，在時機成熟時就會站出來。而所謂的時機，也就是需要千千萬萬人的支持表態，包括這些自由知識份子們仗義摯言，共同去創造。在這方面，自由知識份子的份量恰恰是無窮的大，因為他們掌握了比普通民眾多得多的話語資源。槓桿的支點已經有了，就看你們能不能把地球撬起來。
據說，汪兆鈞現在仍然安全。但誰也不敢保證他有多久的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越來越多人站出來支持他，影響越來越大，他就會越來越安全。而汪兆鈞安全了，我們大家也就將會更安全。反之，如果汪兆鈞被抓，下一個被抓的也許就是我們大家。汪兆鈞提出制止迫害法輪功，也等同此理。
納粹時期的倖存者，尼莫拉牧師在臨終前說了這麼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當他們(納粹)抓猶太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抓共產黨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來抓貿易工會主義者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貿易工會主義者。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留下替我說話了。"
這段話也是我們的自由知識份子們所經常引用的。
倒是海外華文作家馬建，面對汪兆鈞的公開信，坦誠說了這樣一番話：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社會裏，知識份子還是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就是說，普通百姓還是沒有權力、沒有機會或文筆等去寫文章、去說話、去呼籲。作家、知識份子、學者、記者這些靠筆為生的人卻沒有站出來說話，而一個商業家或者說是企業家把他要說的話說了出來了。這是讓我非常汗顏的。"
讓我們共飲一桶高度數的高粱酒，集體臉紅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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