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文革（圖）

文革中的武鬥工事

我出生於60年代初,文革開始,正是我開始記事的年紀。當然，對於一個6、7歲的兒童來說，那時的記憶應該說還是比較模糊的；所以我講的文革，主要應該是文革後期的事情。

我在家裡排行老大。聽父母講，其實我的上邊還有一個長我兩歲的哥哥，但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不能說是被直接餓死的，但是和營養不良有關係。

我出生於３年災荒時期而沒有被餓死，也是父母付出了血的代價。據母親說，我出生的時候，大人吃不飽，唯一可以填肚子的，是一種叫做"棉籽餅"的東西。棉籽餅就是棉花籽榨油以後的殘渣，再包上一層薄薄的面皮所做成的"餅子"。父母把"餅子"上面的薄薄的面皮剝下來餵我吃，他們則乾脆直接吃棉花籽。據我所知，棉花籽是有毒的，所以父母當時得了一些怪病也就可以稱之為血的代價。

我出生於北方，父親在某高校做行政工作，我隨母親落戶在附近一所村莊。為了能夠享受學校裡冬天的"取暖費"，我們常常是冬天到學校去住，開春以後又搬回到農村。我們這樣的身份，在農村，被稱為"外來戶"和"背糧戶"，到了學校，又被稱為"農村戶"。

關於文革的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武鬥"。大學是武鬥的重災區，我所在的那所大學，更是災區中的災區。小時候不懂事，只覺得每天打仗很好玩。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機關鎗嗒嗒嗒地總是響個不停。學校裡分成兩派，"紅旗"和"火炬"。兩派分別佔據相距不遠的兩棟大樓，機槍主要就在兩棟大樓之間對射。最有意思的是，附近農村有一個賣豆腐的老農，每天到學校來冒著生命危險賣豆腐。他賣豆腐的方式很奇特，樓上用一根繩子把錢吊下來，賣豆腐的再用繩子把稱好的豆腐再吊上去，這也就成了當年武鬥時期的一個獨特風景。

那個時期，真可以稱之為戰火紛飛，武鬥打死人的事情經常有發生。然而，對於一個10來歲的兒童來說，往往是把槍炮聲當作鞭炮聲來聽的。有一次，我們到校園外的一個養豬場玩，我們到回來的時候，學校已經被包圍。我們看到的，是一大幫頭戴柳條帽，還插了柳樹枝的人們向校園裡面衝鋒。後來才知道，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工人絕死隊"。我們是翻校園圍牆回來的，當時覺得很好玩，誰知父母在家裡都急壞了，回到家裡免不了受到一頓責罵。

類似的場景太多了。又一次，我們正在家門口玩耍，突然就跑來了三個人，在離我們10來米遠的地方躲在一棵大樹背後向一棟樓上射擊。這種場景和電影上的戰鬥片很相似，我們也沒有感到害怕，只是覺得很刺激。當然，父母知道以後，趕緊把我們拉回家裡，他們可是已經被嚇得渾身哆嗦了。

還有一次，我無意中模仿電影裡的人擦著牆根作追蹤壞人狀。被父親看到，結果被拎回家裡好一頓訓斥。這時我才知道，玩這種遊戲是有很大的生命危險的。因為很可能招來不知什麼方位的冷槍。雖然年齡小，但以後再也不敢這樣了。

被冷槍打死的例子是很多的。一名學生，從廁所出來，莫名其妙地就被飛來的一顆子彈打死。後來，據說開槍的人被舉報了，還判了刑。但當時他為什麼開槍，好像理由是"保衛毛主席"。

有一位姓黃的教授，文革時期被進行強制勞動改造，即使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仍然每天要到農場去勞動。有一天，一幫牛鬼蛇神正在麥田裡勞 動，突然遠處飛來了子彈，結果大家都爬到了麥田裡隱蔽起來。然而，一顆子彈還是從這個黃教授的屁股打進去了。原來，其他人都爬下了，而他卻可能是因為身體太胖，只崛起屁股作隱蔽狀，結果暴露了目標。由於是牛鬼蛇神被打死，似乎也沒有做太多的追究，此事終於不了了之了。

武鬥最激烈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敢再在學校居住了，於是我們幾家結伴逃到了鄉下。除了武鬥的戰鬥隊，整個一座學校，大概就都逃空了。那時候，從學校到鄉下，還要經過城門。把守城門的是解放軍戰士。人人經過都要進行檢查，但我不知道他們到底要查什麼？其實，到了鄉下也不是很安生。有老鄉開玩笑或者說是惡搞，說我父親身上有手槍，於是大夥就起鬨說是讓交出來。雖然是起鬨，但實際上這種惡搞也是有生命危險的，因為如果傳到什麼戰鬥隊耳朵裡，半夜三更前來搜查，如果你「抗拒不交」，難免就會有生命危險。幸虧當時沒有什麼戰鬥隊來，但是我們全家可是一次在戰戰兢兢中度過的。

不管是普通職工，還是教授，逃到鄉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養豬、養羊養兔子。我們家餵了好幾隻兔子，我與父親主要的功課就是打草餵兔子。不是說文革時期到處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為什麼我們那會兒可以明目張膽地養兔子？我也說不清楚。反正靠養兔子和父親每個月42.82元的工資，總算養活了一家六口人。

那時候的主食是「紅面」。所謂紅面，就是高粱面，因為它呈紅色，故而得名。紅面做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團結」，如果能摻一點白面，就比較容易做麵條，否則一入鍋，就組成了一踏糊塗。然而，白面太少了，一年也吃不了幾頓，它主要用於過年包餃子。所以，我們就去剝榆樹皮。榆樹皮和有黏性，把它曬乾磨成面，摻在紅面裡面，再做麵條就不容易煮爛了。現在人們把紅面當作小雜糧，說是吃小雜糧可以補充維生素，但實際上，如果一直吃紅面，會造成大便乾結的。所以，後來我們學校來了一批工農兵學員，他們對學校食堂有意見，就在廁所裡寫下這樣的打油詩：來到某某縣，吃的盡紅面，影響大小便！

然而，雖然吃不飽，雖然吃不好，但是我們還是要經常「憶苦思甜」。所謂憶苦思甜，就是大家聚到一起，先請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給大家控訴舊社會的黑暗，然後集體吃一頓用糠做的窩窩頭。糠窩窩頭的確很難吃，所以大家自然就得出了「新舊社會兩重天」的結論。

但是，憶苦思甜也有憶出問題來的。記得有一次老師給我們佈置作業，讓我們回家問父母在舊社會都受了哪些苦，然後到校一起憶苦思甜。輪到一位同學姓王的一位同學，她居然站起來說：我奶奶說，60年太苦了，我們家被餓死的兩口人……結果引來一片哄堂大笑。幸好當時沒有追究這位小同學和他奶奶的反革命言論。

武鬥也是分階段性的。過了一段時間，武鬥結束了，校園裡恢復了平靜，我們這幫小孩子也就開始"打掃戰場"了。什麼叫打掃戰場？原來，武鬥以後，教學樓的玻璃基本都被打碎了，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自製的彈弓再把還沒有被完全打破的玻璃再補上一彈弓。為什麼要這樣？我們也不知道。好像是覺得，大人們在動刀動槍，作為孩子也不應該閑著。看來，破壞一個舊世界的世界觀，從娃娃就開始樹立了。

我雖然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文革裡，但對文革初期的大串聯印象還是很模糊的。當然主要是因為那時候我的年紀很小的緣故。當然，每天的早請示晚匯報是必須的儀式，即使對於一個剛上學的兒童來說也是如此。什麼叫早請示？每天到校上課，老師一進教室，班長就喊起立。然後手中搖著紅寶書，口中唸唸有詞。班長先領喊：首先，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於是同學們緊跟著就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班長又領喊：敬祝敬愛的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於是同學們又跟著喊：身體健康！身體健康！

這時候，才開始進行早請示。大家異口同聲：毛主席阿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保證，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學習，遵守紀律，保證不亂說亂動，做您老人家的好學生。

然而，最搞笑的是，每天下課的"晚匯報"。大家幾乎都是千篇一律：毛主席阿毛主席，我今天對不起您老人家！我今天上課沒有好好聽講，做了小動作，今後一定改正。

我說過，我是每年輾轉於農村和大學之間生活的，當然我上學也就是在兩地之間交替。儘管城市和農村有諸多不同，但早請示和晚匯報的形式卻是驚人的相似。

僥倖的是,我出生於貧下中農家庭。每當填表的時候，在家庭成份一欄，我總是會自豪地填上：貧農。其實，聽我父親講 ，土改的時候，我祖輩其實是算比較有錢的人家。我爺爺一生行醫，在當地也算比較有名的老中醫，收入也算殷實。但是，就是因為沒有置買田地，所以就僥倖的劃歸到貧下中農的行列。否則，如果以家庭富裕程度來說，很有可能被劃為地主富農。

我爺爺不但是有名的好中醫，而且是出名的大善人。給人看病，有錢的收錢，沒錢的欠帳或者白看；而所謂欠帳，基本上歸還的也很少。比如鄰居前來借糧食，只要喊一聲：大爺，借你一瓢小米。爺爺只是坐在炕上回一句：自己舀吧。結果往往是，十瓢八瓢就被舀到面袋子裡背走了。

就是這麼一個大好人，文革時期卻差一點掉了腦袋。原來，我爺爺、奶奶"解放前"加入了"一貫道"。據說，"一貫道"的"點傳師"是國民黨的連長，所以"一貫道"就被定為反動教會。爺爺被脖子上挂了大木牌，奶奶被剃成了陰陽頭……最後，爺爺被關進了監獄。

父親說，當時他才20多歲，當他聽到爺爺有可能被判死刑時，怎麼也想不通，差一點攜帶了一枚檢來的手榴彈去炸公安局。當然，幸虧沒有實施，否則也就不會有我了。

由於家人的"活動"，爺爺最終沒有被判死刑，只是被關了幾年後就放出來。爺爺活了84歲，最終也沒有想明白自己為什麼一生行善積德換來的卻是牢獄之災。

感謝爺爺有先見之明，沒有置買田地，所以也留給了後代一個好的家庭成分。否則，我也將被列入"四類分子"子女的行列。所謂四類份子，就是"地富、反、壞、右"。在我們班裡，雖然是小學，有兩個富農的子女，就備受凌辱。其實，我和他們的關係很好，但是，同樣一件事情，發生在其他同學身上感覺正常，如果發生在"四類分子"子女身上，連我也會隱約地感到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每天，當大隊喇叭裡響起了："四類分子們，馬上到大隊門前結合掃大街了"的時候，這些四類分子的子女，也會同時受到同學們的嘲笑。

看四類分子們遊街，至少在小孩子們眼裡是一件10分有趣的事情。每當最高指示發表，或者一些重大節日，四類分子們就會掛牌遊街。他們的罪名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他們游鬥時的痛苦表情和觀看者的熱鬧場景，至今還時時在我的夢境中出現。我清楚地記的，我也同其他孩子一樣，從地上撿起土坷垃向他們身上砸過去。至於為什麼要砸，其實我也搞不清楚，總之覺得他們一定是壞人。

雖然是一個10來歲的孩子，但是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參加到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了。我參加過大隊和學校的批鬥會，高呼過"堅決打倒"之類的口號，寫過一些連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批判文章"的作文，甚至差一點就向公安局舉報我的一位老師的"反動言行"。

事情是這樣的：我的一位語文老師姓毛，是位雙腿殘疾的女老師。毛老師對我們很好，我的感覺，她是我所遇見的最好的一位老師之一。但是，有一次上課，講的事樣板戲裡的《沙家浜》，當講到"烈日噴焰晒不死"時，她的解釋居然是："當毒辣的太陽晒到人身上……"，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反動透頂！

在當時，太陽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太陽！所以當我聽到"毒辣的太陽"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毛老師實反革命！那一節課，我再也沒有聽進去，一直在反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對於這樣一個明顯的反革命言論，我作為一名紅小兵，要不要去舉報？

我終於沒有去舉報。也許是因為毛老師對我太好了，也許是因為我的思想覺悟還不夠高，也許是因為我天性膽小，也許是因為我年紀太小，找不到公安局的大門……

毛老師是僥倖的，因為他講了反動言論而居然沒有被舉報；但我的一位姓劉的老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這位劉老師是我在鄉下的一位比我們高一年級的語文老師，他在帶領學生撿麥穗的時候，脫口而出：同學們快點檢，多檢支援帝修反！

其實，誰都知道，他想說的是："同學們快點檢，多檢支援世界革命，打擊帝修反"。這種話在當時幾乎是人人隨意脫口而出的口頭禪，但這位劉老師居然省略了幾個字，結果正好把意思給顛倒了。結果，被覺悟高的幾個同學同時舉報給了校長。結局是，這個劉老師被批鬥了好幾天。據說公安局還要逮捕他，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不了了之了。

其實，在文革中，人們都想表現自己的思想覺悟高。這也可能就是大家相互檢舉的原因之一。在文革初期，我們這個學校有一位姓鄧的工人，他的工作是印刷所的刻字工。文革初期，據說他從北京一個朋友那裡得到"內部消息"，說是劉少奇可能有問題，中央正在審查。他於是把毛主席的講話和劉少奇的言論相對比，終於發現了劉少奇的"反動"。於是，他率先貼出了"打倒劉少奇"大字報。這種先行者的舉動，得到的回報是被五花大綁關進了監獄。結果，他的承受能力有限，終於在監獄裡面發瘋了。當劉少奇真的被打倒了，他被放出來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十足的精神病患者了。

這是一位具有中國特色的精神病患者。自從精神錯亂以後，他只穿軍裝，走路永遠是靠左走（這種離奇的故事，如果不是親眼所見，連我自己都要懷疑他是胡編亂造）。我們小孩子們知道他有這個特點，就專門從他的左邊走，而他則永遠有辦法保持他的"左傾"位置：或者早早地就緊擦左邊的牆根走，或者馬上轉身倒著走……他還特別喜歡唱毛主席的語錄歌，不過，往往是亂唱。比如，原來的歌詞是這樣：東風催，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到了他的嘴裡就變成了：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就是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就是美帝怕人民當然，由於他已經成了神經病，也就沒有人去追究他了。這位文化大革命的功臣，經歷了因為超前打倒劉少奇而坐牢，又經歷了因為真正打倒劉少奇而被釋放出獄，再經歷了為劉少奇平反……最後死在了精神病院。

關於文革的奇聞軼事，我也聽說過不少。在我的生活中，雷同的事情太多了，再重複也就沒什麼意思了。我所講的，盡量是一些親身經歷的個案。

毛澤東「農業學大寨」的最高指示發表以後，不但使大寨的地位一路飆升，也使大寨黨支部書記程永貴平步青雲。眾所周知，這個斗大的字不識一升的大老粗，竟然坐到了國家副總理的寶座上。如果說文革中毛澤東是神，那麼陳永貴至少是一個半仙。所以，一切對陳永貴的不敬，就是對文化革命的犯罪。

我校的一位工人，就因為在陳永貴的畫像上畫了一副眼鏡，就被五花大綁捆起來判了刑。

一位教師，過年的時候打掃宿舍，把舊的毛澤東畫像取下來，換上了一張新的。就因為舊畫像和垃圾放在一起，被人告發，結果也是被五花大綁逮捕了。

還有一位工人，想陷害另一位和自己有一點個人恩怨的工人，就拿了一顆氣槍子彈安在了對方家裡毛澤東畫像上，結果，結局當然是又製造了一起反革命事件。

1976年，中國高層的幾個大人物相繼死去。那時候，看到大家都是一副悲痛的樣子，我也只好作悲痛狀。特別是在舉行毛澤東逝世追悼會的時候，我隨大家一齊排隊向會場進發。在途中，一位很久不見的同學隔得很遠叫我的名字，我假裝沒聽見不敢回頭。因為在這種「莊嚴肅穆」的場合，與熟人打招呼，我怕被認為是最偉大領袖的大不敬。那時候，我雖然已經上了高中，但實際上並沒有上幾天課，大部分時間是在附近的一個紡織廠「半工半讀」。又一個啼笑皆非的事情，至今想起來都令人忍俊不禁。毛澤東去世，下班以後我們同工人一起政治學習。記得當時是一位車間主任給大家朗讀報紙上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這位車間主任大概文化程度也不高，當他念到「毛主席諄諄教導我們」的時候，由於他不認識「諄諄」二字，而且想當然這兩個字可能應該念「哼哼」，於是就念成了「毛主席哼哼教導我們」。當然，由於他對這個「哼哼」的讀音也不敢十分確定，所以在念的時候也就輕聲地「哼哼」過去。由於我不幸正好知道應念「諄諄」，知道這位主任讀錯了，結果差一點笑出聲來！當時，我就嚇出了一身冷汗。試想一下，如果在當時那種氛圍之下笑出聲來，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才怪呢。由於我當時趕緊低下頭掩飾自己，所以也沒有看到其他人的表情。過後我就想，難道那麼多人，都沒有聽出這位主任念錯嗎？

毛澤東去世以後，緊接著再出現大事就是打倒「四人幫」。在接下來就是恢復高考制度。那時候，我正好高中畢業，於是就參加到了高考複習隊伍中。至今想起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高考複習，幾乎是從「一窮二白」開始的。高中的課程幾乎全部陌生，甚至於，連數學上的正玄、余玄為何物都搞不清。總之，一切從零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