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眼中的毛澤東

1945年的毛澤東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而是手握重兵的一黨之魁、兩強對峙中的一強,當然不會把這位手無寸鐵的胡適放在眼裡,時移境異,隨著毛澤東在共產黨陣營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了,北大留給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記憶。在毛的心目中,當年給胡適寫信、寫明信片、乃至登門拜訪時的那份尊敬和謙卑,都已蕩然無存。

「五四」時代,徹底皈依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青年毛澤東曾是胡適的熱烈崇拜者,雖然胡只比他大了兩歲。直到1936年,毛還親口告訴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毛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為此他曾當面向胡適求教,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也說過,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胡適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頁)周策縱在《胡適雜憶》中說毛澤東的《沁園春 雪》也是受了胡適《沁園春 新俄萬歲》的影響而作的。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懼怕胡適的思想,根子就在於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與毛的愚民政策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毛企圖以無所不在的思想灌輸、強行洗腦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從,最後將天下變成他一個人的囊中之物。1956年9月,胡適已66歲。他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

「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兼容。」(同上,第7冊,2546頁)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頁)

胡適感嘆,大陸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特別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就不能說許多非出自本身或虛偽的話,頌揚不值得頌揚的事,或不譴責他們內心不願譴責的師友。總而言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逼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講政治性的謊言」。「當中共政權命令全國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時候,我的朋友或學生,都不得不說出他們對我的批判或痛罵。他們充分知道我會瞭解他們並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同上,2600頁)

胡適在1956年9月談及胡風事件時幽默地說:「胡風真是該死。張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風’。在共產黨一條鞭的奴才文藝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幺文藝自由。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胡風自然應該清算。但是胡風事件可以說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鐵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風可被清算,新文化運動已在匪區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審判。但自由的思想將繼續在匪區展開。」(《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2547—2548頁)

1957年6月7日,中國大陸「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眨眼變成了「控訴和整肅‘右派’人士」的運動,毛澤東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當年和胡適一樣懷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紛紛落馬。9月26日,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有些人說中國共產政權已經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絕對不確的。……最近中國學生的抗暴運動,給了我們最好的證明,就是經過8年的絕對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國青年學生還是幾乎一致的反對中共政權。」(同上,2598頁)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他沉痛地說:「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2604)

這是胡適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基本認識,他的這一看法至死都沒有改變。所以,他一直惦念著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適68歲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學60週年校慶紀念日,他在北大校友會舉行的聚餐會上發表演說,認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學生創辦《接力棒》刊物,發起「新五四運動」,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斷的標誌,時值毛澤東退居二線,所以他說:「昨天,曾經當過北大旁聽生的毛澤東的下臺,‘新五四運動’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頁)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澤東並沒有下臺,而是繼續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傘」的權力,其無限的權力和異想天開的政策將繼續給普通百姓帶來無盡的災難。1960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只僅僅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1961年1月21日,胡適看到吳立行的宣言後說:「大陸上人民餓死的約有六千萬人。在梅縣一個村莊裡本有四千人口,已經餓死了一半,只有兩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還可配到八兩油,在鄉村,每月每人只有一兩油。前天邵幼軒把她的祖母(邵飄萍的夫人)的信帶來給我看,說副食都不夠,‘我們快要干死了’。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有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讓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們會得到食物的。像油,農村都是自己做的,他們種的東西自己來榨油,本來不成問題,所以我主張的‘無為而治’還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經不行了,再到了實行人民公社之後,什麼都沒有了,這是管制的結果。」 「大陸上人民真的是餓死了,這些都是真的,真氣死人!」(同上,第10冊,3460頁)但胡適知道這些掙紮在飢餓線上的人並沒有反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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