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開始 中國人成為教養指數低下的負面樣板

中國人的禮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議題。據媒體報導，最近一項在1500名歐洲酒店經理中進行的調查顯示，日本人當選世界最佳遊客，中國人則在世界最差遊客中名列第三。與此同時，外交部也公開發布《中國領事保護和協助指南(2007年版)》，其間列舉了19種尋求領事保護的常見問題，提醒本公民出國時要在公共場合表現平靜，不要大聲說話，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場所參與他人的爭吵，如此等等。

關於中國人教養的海外指責，正在演變為一種喜劇式的笑聲。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鑽石專賣店盥洗室裡，貼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請不要站在馬桶上！」這是與其說是對中國遊客的諷刺，不如說是對整個民族的勸諭。儘管法國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為世界最差遊客，但只是因為他們拒絕說英語而已，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教養，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樣。這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偉大成果。歐洲耗費了三百年的時間，完成了關於國民教養的塑造。後發民族俄羅斯，耗費一百多年向法國學習禮儀和音樂，日本人則先後向中國和歐洲學習技術、制度和教養，於是，這兩個民族最終都「脫胎換骨」，搖身成為「先進文化」的代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個號稱「禮儀之邦」的文明古國，卻逐漸喪失文明優勢，成為教養指數低下的負面樣板。問題的要害在於，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把粗鄙當豪情，把無知當樸素，把暴力當革命，把失禮當率真，把低俗當可愛，把仇恨當愛國，又把無恥當成了反叛？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難以啟齒的，因為它指涉了現代制度的劇烈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粗鄙就是政治轉型的直接遺產。領袖「放屁」，百官罵娘，民眾「操*」，這種所謂「無產階級」的話語方式，不僅意味著思想清洗，而且是個人教養的全面廢棄。政治正確代替了個人教養。1960年代影片《霓虹燈下哨兵》裡，排長陳喜揮手道別的姿態，被定義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並成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這種價值的顛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毀，正是教養淪喪的主要原因。經過反覆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國人的教養已經蕩然無存。

長期以來，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涯，只有一項跟「教養」真正相關的事務，那就是「勞動教養」，但它跟真正的教養無關，在許多法學家看來，它只是一種不當授權的衙門私刑而已。在我們的道德事務中，教養仍然毫無蹤影。甚至在80年代的「人道主義思潮」中，它也沒有被納入核心價值的範疇。

作為種族文明的個人表達，教養是是禮貌、風度、修養、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體。教養要求我們展開內省，明辨自身的社會角色，在捍衛主體自由的同時，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權利和感受。教養是所有財富中最昂貴的一種。做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比做一個有錢的中國人遠為重要。教養應當與獨立、自由、民主、正義、誠信和個人尊嚴一起，成為國民的核心價值。

毫無疑問，教養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專利，更與所謂「資產階級思想」無關，而是人類文明的普世標準。教養和國家發達程度呈正比關係。它是文明的旗幟，並據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養指數高漲的民族，才具備區域和全球領導力，並承擔維繫國際秩序的使命。而對於無教養的國度，任何華麗的「盛世敘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夢而已。

作為一種優美的意識形態，教養不是政治規訓和德育美育課程的結果。早在80年代，就已出現了「五講四美」的口號，此後，以政治正確方式展開「精神文明」教育，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結果卻收效甚微，相反，由於網際網路的無名氏效應，粗鄙化正在變本加厲。近年以來，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復禮教，民俗學家號召保衛民俗，企圖用磕頭之類的禮儀來改造國民，提升國民的文明禮貌程度，卻還是緣木求魚，舍本逐末之舉。政治灌輸方式，易於引發民眾的逆反心理，而恢復磕頭禮節，則只能滋養新的奴性。此外，舉止談吐固然是靈魂的顯現，但終究是教養的表皮，猶如那些華麗的衣物，可以脫卸和偽飾。只有教養本身才能直達靈魂，從內部解決文明的危機。

在GDP指數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養指數卻在繼續跌落，並有歸零的危險，而我們竟然對此毫無警覺。應當感謝西方人，他們發現並警告了我們的疾病。但沒有任何一種現成藥方，能夠挽救這瀕死的教養。西方人費了三百年才養成的事物，我們要耗費更多的年份去重構。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實。時間，也許是擺脫這場文明噩夢的唯一道路。

（作者：朱大可，原載《中國新聞週刊》總第339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