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毛澤東式黨魁一言堂的時代早已過去，鄧小平式"不爭論"也失去權威，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帶來了民間難以遏制的表達衝動，特別是有了便捷的網際網路平臺之後，無論是體制外還是體制內，多元化政見已經變成民間公共參與的常態。儘管現政權極盡打壓和勸誘之能事，也無法把中國社會統一到黨中央的定調上。
繼第三次改革大討論和《物權法》爭論之後，在中共十七大日益臨近之時，民間異見再次向胡溫中央發出挑戰。其中，黨內毛派的強力發言顯得尤為突出。
7月12日，在"毛澤東旗幟網"上，發布了中共毛派馬賓等十七名部級離休官員《關於對山西黑磚窯等問題的認識和關於十七大的建議》。在這份"建議"上簽名的，有原政府部長、原駐蘇聯大使、原陸軍將領等。這些毛派也是反對《物權法》的三千人上書的簽署者。
"建議"痛陳跛足改革造成的種種弊端，激烈批判鄧小平式改革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聲言已經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邪路："現在中國進行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改革，是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改革。如果十七大還是這樣堅定不移地、毫不動搖地走下去，葉利欣式的人物就一定會出現，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馬上就會來。"甚至極為誇張地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基於此，毛派向胡溫中央提出三大要求：首先，要求在黨章中恢復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糾正允許資本家入黨的錯誤規定；其次，要求中央領導高舉馬列毛的偉大旗幟，在十七大之召開之前掀起一個學習馬列毛理論的熱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開展對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第三，在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由十七大全體代表或中央委員會差額直接選舉。
毛派對中共現政權的挑戰，雖然激烈，卻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悖論。他們一面堅持毛澤東式的政黨理論，堅持鬥爭哲學和思想一律，一面又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和差額選舉黨魁，形成了堅持一黨獨裁與要求擴大民主之間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即便如此，胡溫中央對這挑戰的回應仍然是一度封掉"毛澤東旗幟網"，勒令這些老幹部閉嘴。
在六四後的中國，當局堅定不移地"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 重點打壓自由知識份子和開明的媒體、網站，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對於左派及其輿論平臺的打壓，儘管不像對自由派的打壓那樣嚴厲，但對那些直接批評現任當權者的毛派言論也決不手軟。事實上，在野毛派因挑戰在朝權貴而遭封殺，不是始於今日。
2001年，江澤民發表"七一講話"，全面闡發"三個代表"。以鄧力群為首的毛派向江朱中央發難，通過網際網路發表"萬言書"，在毛派刊物上發表文章，高調批判"三個代表"。於是，江澤民下令關閉了鄧力群把持的兩大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與此同時，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也不允許在大陸出版，而只能在香港出版。2006年中共兩會召開前，胡溫當局封殺了三個毛派網站"中國工人網"、"工農兵BBS"和"共產黨人"。這三個網站自稱代表中共正統意識形態和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以關注關注下崗工人和弱勢群體為宗旨。當中共已經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之後，以獨裁特權為支撐的各級權貴家族，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團，他們佔有主要資源和主宰公共決策。當局鎮壓民間言論的理由，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的左右分野無關，而僅僅出於維護政權和權貴的既得利益。
在文明國家，無論左右，民間異見都有發表其觀點的權利；一個文明國家的政府，無論左右，也不敢動用政治權力封殺民間異見。但在今日中國，無論左右，民間異見群體面臨封殺言論自由的共同威脅，只要是批評政府的異見，大都會遭到封喉的共同命運。所以，民間的左右之爭不是最重要的，而共同反抗言禁制度和爭取言論自由才是第一位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繼第三次改革大討論和《物權法》爭論之後，在中共十七大日益臨近之時，民間異見再次向胡溫中央發出挑戰。其中，黨內毛派的強力發言顯得尤為突出。
7月12日，在"毛澤東旗幟網"上，發布了中共毛派馬賓等十七名部級離休官員《關於對山西黑磚窯等問題的認識和關於十七大的建議》。在這份"建議"上簽名的，有原政府部長、原駐蘇聯大使、原陸軍將領等。這些毛派也是反對《物權法》的三千人上書的簽署者。
"建議"痛陳跛足改革造成的種種弊端，激烈批判鄧小平式改革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聲言已經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邪路："現在中國進行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改革，是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改革。如果十七大還是這樣堅定不移地、毫不動搖地走下去，葉利欣式的人物就一定會出現，亡黨亡國的悲慘局面馬上就會來。"甚至極為誇張地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基於此，毛派向胡溫中央提出三大要求：首先，要求在黨章中恢復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糾正允許資本家入黨的錯誤規定；其次，要求中央領導高舉馬列毛的偉大旗幟，在十七大之召開之前掀起一個學習馬列毛理論的熱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開展對民主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第三，在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由十七大全體代表或中央委員會差額直接選舉。
毛派對中共現政權的挑戰，雖然激烈，卻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悖論。他們一面堅持毛澤東式的政黨理論，堅持鬥爭哲學和思想一律，一面又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和差額選舉黨魁，形成了堅持一黨獨裁與要求擴大民主之間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即便如此，胡溫中央對這挑戰的回應仍然是一度封掉"毛澤東旗幟網"，勒令這些老幹部閉嘴。
在六四後的中國，當局堅定不移地"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 重點打壓自由知識份子和開明的媒體、網站，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對於左派及其輿論平臺的打壓，儘管不像對自由派的打壓那樣嚴厲，但對那些直接批評現任當權者的毛派言論也決不手軟。事實上，在野毛派因挑戰在朝權貴而遭封殺，不是始於今日。
2001年，江澤民發表"七一講話"，全面闡發"三個代表"。以鄧力群為首的毛派向江朱中央發難，通過網際網路發表"萬言書"，在毛派刊物上發表文章，高調批判"三個代表"。於是，江澤民下令關閉了鄧力群把持的兩大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與此同時，鄧力群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也不允許在大陸出版，而只能在香港出版。2006年中共兩會召開前，胡溫當局封殺了三個毛派網站"中國工人網"、"工農兵BBS"和"共產黨人"。這三個網站自稱代表中共正統意識形態和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以關注關注下崗工人和弱勢群體為宗旨。當中共已經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之後，以獨裁特權為支撐的各級權貴家族，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團，他們佔有主要資源和主宰公共決策。當局鎮壓民間言論的理由，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的左右分野無關，而僅僅出於維護政權和權貴的既得利益。
在文明國家，無論左右，民間異見都有發表其觀點的權利；一個文明國家的政府，無論左右，也不敢動用政治權力封殺民間異見。但在今日中國，無論左右，民間異見群體面臨封殺言論自由的共同威脅，只要是批評政府的異見，大都會遭到封喉的共同命運。所以，民間的左右之爭不是最重要的，而共同反抗言禁制度和爭取言論自由才是第一位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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