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流毒和對中國的貽害比毛澤東更深遠

2007-08-12 10:38 作者:曾節明 因為鄧小平開啟了中共國的經濟改革開放路線，使得知識份子的境遇較之毛澤東時代大為改善，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精英人士，痛恨毛澤東，卻對鄧小平有很大的好感，許多廣東人，特別是深圳人，對鄧小平發自內心的感恩戴德，幾乎把鄧小平當作慈父、當作救星，這些人的戀鄧情結，並沒有因六四大屠殺這樣的悲劇而打折扣，鄧小平的巨幅像至今掛在深圳市的廣場上，比天安門的毛像更大、更高，且從來沒有遭遇潑污。

對鄧小平持肯定觀點的人如果不是沒有良心，就是不能獨立思考和缺乏判斷力。實際上，鄧小平的施政，不僅不比毛澤東更好，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的流毒和對中國的貽害比毛澤東更深遠。

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壞的外在歷史表現是：歷史上所有毛澤東犯過的罪行，鄧小平都犯過；毛澤東不敢做的事情，鄧小平也敢做。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共拉桿子為匪以來，「打土豪」、殺地主、「剪長衫」、「吃大戶」、殺AB團、「肅反」、種鴉片、「整風」、通敵賣國等等殺人放火群體滅絕禍國殃民的事情，哪件事鄧小平沒有份？只不過毛澤東是主犯，鄧小平是幫凶而已；「解放」後「鎮反」、「土改」、「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哪件事鄧小平沒有份？只不過毛澤東是主犯，鄧小平是從犯而已，當時作為總書記的鄧小平還是「反右」頭號干將。同樣面對老百姓的大規模聚集抗議事件，毛澤東再殘暴，1976年四月，尚且不敢開槍，只敢出動民兵用棍棒驅散；而鄧小平則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採取比當年北洋軍閥兇惡萬倍的手法，調集幾十萬野戰軍在光天化日之下開槍屠城，這是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加凶狠的地方。

鄧小平比毛澤東流毒更為深遠的地方主要在於：鄧小平澆滅了中國民眾的政治熱情和理想激情

正是鄧小平澆滅了中國民眾的政治熱情和理想激情，使之回歸「經濟動物」。這不僅使得中國民眾淡忘《特權論》和「民主牆」運動，而且重又逐漸熄滅了中國民眾追求政治進步的激情，使中國人的習性回歸傳統的劣根性。

中國文化既不是一種宗教傳統的文化，也不是一種帶有哲學傳統的文化，而是儒家傳統文化。受文化的影響，在中共上臺之前，中國人一直就是一個注重經濟實惠而極端漠視政治自由的民族，中國人普遍地只要有一口飯吃，就不會關心政治。在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連關注政治的熱情都缺乏，哪來追求政治體制進步的動力和靈感？即使被逼起來造反，中國人有的也只是改朝換代衝動--對輕徭薄賦和好皇帝的企盼，或者連這就不如--僅僅是仇富仇官的極端情緒宣泄，最典型的莫如張獻忠…...注重經濟實惠而極端漠視政治自由，這就是兩千年來中國改朝換代頻頻、生靈塗炭卻毫無政治體制進步的原因，這就是近代以來在西方的影響下，中國學什麼不像什麼，正道走不上、邪路走得飛快，至今建不成憲政民主的原因。中共掌權以後，雖然試圖以黨文化根除儒家傳統文化，但並未成功，反而使得中國文化更加糟粕化，成為一種摻雜著黨文化的更加扭曲的儒家傳統文化。

但是，毛澤東的瘋狂倒行逆施，倒是一度完全改變了中國人只注重經濟實惠而不關心政治的習性。毛澤東通過一系列狂熱的政治運動，使得全民成了「政治人」，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由兩千年來的「經濟動物」一躍而變為「政治動物」，這造成了兩個後果：

一是在毛澤東的巨大權威和意識形態狂熱的鼓舞下，中國民眾即使缺衣少食也能默默忍受，不會聯繫到政治層面。「大躍進」導致四千萬人餓死，卻沒有出現大的騷亂，就是例證。

二是毛澤東所激發的政治熱情和理想激情，能夠成為一股強大地追求政治進步的動力，在毛澤東死後，很容易匯聚成摧垮中共專制統治的歷史潮流。從陳泱潮的《特權論》、李一哲的大字報、任畹町的《人權宣言》、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標語》…...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毛澤東泛政治化無意當中從反面促成的中國民眾政治覺悟的大覺醒；從民主牆運動的歷史記憶裡人們可以清楚地回味那個年代中國人追求巨大熱情：清苦簡樸的中山裝、土得掉渣的布鞋和涼鞋、熱情洋溢的演講者和如潮的讀者和觀眾全神貫注的傾聽，無論是講演者，還是聽眾、讀者，眼中都閃爍著理想的激情光芒和真誠的渴望，臉上都不見如今中國人臉上的那種慣常的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神情…..當年中國，這樣的渴求政治進步的巨大的群眾力量和真誠的社會環境，如今去那裡找？

許多人認為1989年是中共建政以來中國民主化的最好機遇，其實1978年∼1981年的轉折時期是一次更好的民主化機遇。當時的中國各階層，對結束專制暴政都有著比1989年更加高度統一的認識：當時包括中共特權階層在內的幾乎所有階層，都深受文革之苦，都對文革發生的根源--專制獨裁體制有著不同程度的認識。鄧小平等「老幹部」們由於熟悉中共體制運作，對專制獨裁的禍害甚至有著比大多數老百姓更深刻的認識，這也是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共黨內民主的呼聲很高的原因。由於文革的受害面廣大，當年整個中國社會，上上下下都湧動著反思文革、汲取文革教訓的強大思潮，要求真正民選人大代表、要求黨政分開、要求新聞出版自由等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比1989年的時候還要明確，還要有「後臺」。

而且，1978年∼1981年的轉折時期，由於沒有商品經濟，中共特權階層既得濟利益僅僅停留在級別待遇上，從中共最高權貴到各級地方官官僚完全沒有品嚐過權力與市場勾結、操控市場、壟斷市場等等特權資本化的甜頭，既沒有形成如八九年那種「官倒集團」，更沒有形成後來今天這種與市場結合的、頑固對抗任何政治改革的特權官僚既得利益集團。人的心理規律是：在到手的東西中，嘗到甜頭的東西遠比從沒嘗到甜頭的東西難於放棄。1978年前後的中共權貴和各級官僚的絕大多數人，從來沒有品嚐過特權與市場結合的甜頭，因而不存在為了既得利益而對抗改革的頑強意志。因此，那時的中國，推行政治民主化對中共權貴和各級官僚僅僅是一個轉變觀念的問題，根本不會遭遇如現在這樣的既得利益引發的頑抗，只要建立保障中共最高權貴和官僚的退休優厚待遇的制度，當時實現中國的政治體制民主化轉型將是非常順利的事情。

但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少數中共最高當權派，為了謀取一己之私和家族最大利益，在歷史關頭，死心塌地挾持著中國走上權貴資本主義法西斯道路。鄧小平等人在深知、甚至深受毛澤東專制獨裁禍害的情況下，明知故犯，逆歷史潮流而動，上臺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取消當時共產中國僅有的一點言論自由-- 「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由，接著又鐵腕鎮壓「民主牆」運動，抓捕重判陳泱潮、魏京生、徐文立等中國的良心；鄧小平拋出「四個堅持」（即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歷史的研究「宜粗不宜細」，竭力阻斷中國民眾對文革、乃至對中共專制獨裁體制的深入反思；鄧小平從反面吸取赫魯曉夫實事求是的否定斯大林、導致共產黨專制動搖的教訓，狡詐地拋出對毛澤東的「三七開」評價，以繼續維護共產黨的專制生命…...

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繼續擺弄法西斯和棍棒和欺騙宣傳喇叭筒，拚命地打壓和狙擊中國民眾追求政治進步的激情，同時，鄧小平施展軟刀子功夫，轉移視線：

鄧小平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

在經濟上給農民一定程度地鬆綁；在城市，逐步減弱經濟的計畫指令性，一定程度地給國企鬆綁，容許更多的獎金激勵機制…...在施以小恩小惠的同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通過宣傳機器大肆宣揚一切向錢看的庸俗人生觀，什麼「致富光榮，貧窮可恥」，影視媒體的「主旋律」充斥著「甜蜜的事業甜蜜的事業無限歡樂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塗脂抹粉的作品，竭力誘導人民關注眼前的小恩小惠，做「八十年代的新一輩」，而不去回顧剛剛熬過來的的血腥恐怖暴政歷程，從而盡力阻止中國民眾審視和反思共產黨專制的罪惡。

另一方面，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牢牢把握著中共專制獨裁的船舵和根子，毫不放鬆。鄧小平在農村施行包產到戶，卻又拒絕恢復土地私有制，把農村土地真正還給農民。鄧小平開創的跛腳改革，改來改去一直改到現在，都絲毫沒有放鬆中共專制獨裁基礎- -土地公有制，土地公有制，為中共操控市場、強迫拆遷、強迫征地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支撐著中共專制統治苟延殘喘。鄧小平拒絕取消歧視農民、限制中國人遷徙自由的戶籍制度；拒絕取消毛時代建立的、侵犯人權的勞教制度；鄧小平不僅拒絕任何向著真正法治化--司法獨立的轉變，反而以「打擊刑事犯罪」為名，揮舞 「嚴打」的屠刀，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繼「文革」之後，繼續大規模地破壞法制，再次大量地製造冤假錯案；鄧小平在經濟上部分地放鬆計畫經濟的束縛，卻又推出「計畫生育」，繼毛時代之後，以新的更為狡詐的方式野蠻侵犯中國民眾的自由權利--生育自由權。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從東南亞獨夫民賊李光耀身上找到了靈感，用心歹毒而且恬不知恥地把中共專制暴政造成國窮民蔽惡果歸咎於中國人生育過多，以部分專家的偏見作為國策，強制推行，以流氓手段「調節」中國人口，為之不惜大規模屠殺嬰兒…斯大林死後，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停止了大規模的迫害；鄧小平卻在毛澤東死後，以新的、更為狡詐的方式，繼續著毛澤東時期中共的反人類罪行，這在客觀上延續了中共邪惡的專制生命。

前蘇聯在斯大林死後，開始注重公民的福利保障，到勃涅日涅夫時期已經建成了完備的蘇聯公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鄧小平卻在維持毛時代中共侵害人權的政治制度的同時，以「改革」為名，挖空心思地拋卻國家對國民的福利責任：在農村，隨著撤拆人民公社，將毛時代農民僅有的一點「福利」--合作醫療機構全部取消；在城市，先是要求國企「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由中共一手造成的國企問題上甩包袱，後是以各種「改革」為名，逐漸賴掉國家對城市居民公費醫療的責任…到江賊民時期，中共在國民福利責任上索性全盤甩包袱，實行不顧弱勢群體死活的全盤「市場化」.…..時至今日，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遲遲不能建立，原因不是中國沒有錢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而是中共根本沒有意願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從鄧小平開始，中共的如意算盤就是盡力榨取中國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把大筆本應用於老百姓福利保障的錢「節省」下來，保障高幹特權待遇、擴編軍警隊伍、增強武器裝備、搞「金盾工程」加強對人民的監控…總之儘可能把錢用於加強專制機器。

總之，兩手抓：為了麻痺人民鬥志、轉移視線，一方面「鬆綁」、讓利；為堵死政制改革大門，不惜六四開槍、殺人盈城，「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鄧小平的保專制路線，誠可謂機關算盡、用心歹毒。

其實，比六四屠殺危害更深遠的，是鄧小平麻痺人民鬥志軟刀子殺人功夫。從鎮壓民主牆運動開始，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就千方百計地誘使中國人去關注眼前的經濟利益實惠和一切無關根本的細枝末節問題，去做一個不問政治、漠視政治自由的「經濟動物」。這是一條比毛澤東統治術更為陰險狡詐的毒計，這是因為：

政治自由權是一個社會成員其他所有自由的保障，對於統治者來說，牢牢地剝奪被統治者的政治自由權，同時又讓其享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的和其他方面的自由，既可以弱化被統治者的抗爭意志，又可以根據形勢需要加強或放鬆對具體的領域的管控，做到「收放自如」。

毛澤東依靠在極權下（全封閉的社會和洗腦灌輸）煽動意識形態狂熱和個人崇拜維系統治，既容易「物極必反」，也難以長久維持，因為「大救星」一死，統治的支柱就很可能倒塌。如果毛澤東死後，華國鋒、鄧小平奪權失敗，江青等人接班成功，中共政權很可能會在八十年代垮臺，絕不可能維持至今。

鄧小平的做法，則是充分地利用中國人的劣根性維繫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由於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本來就特別地重經濟實惠，輕政治自由，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對於專制獨裁統治，中國人乃至海外保持中國文化的華人遠比西方民族有著強韌的忍耐力，只要經濟上有些實惠可得，專制獨裁的暴政、苛政在華人中可以維持很長的時間，而且相當穩定，獨立後的新加坡就是一個例證。只要有一口飯吃，中國人就難得造反，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農民暴動，都是生存危機引發的。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就是恢復並且極力強化中國人的重經濟實惠，輕政治自由的劣根性。因此，鄧小平的統治術，是一條儘可能長久地延續中共專制暴政的統治術，鄧小平的 「經濟搞活，政治搞死」路線，雖然不可能永保中共統治，卻能夠把中國轉型的代價增至最大。

俗話說：「長痛不如短痛」。毛澤東的暴政基本上是人亡政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專制路線，在其死後卻繼續禍害中國，維持中共專制的苟延殘喘，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的流毒和對中國的貽害比毛澤東更深遠。

鄧小平的保專製毒計可謂是盤算得天衣無縫，但是鄧小平始料未及的是，由於其代理人胡耀邦、趙紫陽的良知，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這條毒計執行得很不徹底，以致於相繼發生了八六學潮和八九民運，中共差一點翻了船，直到最終選擇江賊民做代理，才徹底地貫徹了鄧氏保專制路線：江賊民不僅進一步以經濟利益轉移徹底消彌人們的政治熱情，而且以身作則，帶頭鼓勵整個中國社會追求聲色物慾，江賊民以八十年代在上海以舞會瓦解民運的成功經驗，徹底地澆滅了整個中國社會追求政治進步的理想激情。

今天，不能不說鄧小平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兩手抓」策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今天，中國人普遍地只關心自己的錢袋，而非常缺乏追求政治進步的熱情--普遍的犬儒化和市儈化。今天的中國人和七十年代末的中國人相比，判若兩個民族；今天，中共的專制暴政比起八十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的維權抗暴卻普遍地停留在乞求中共中央主持正義、討回個人損失等經濟層面上，沒有追求政治進步的意識，維權運動也因此不能形成爭取公民政治權利的人權運動，這就不能消除病根-- 不斷侵害人的權益，逼迫人們起來維權的中共一黨專制體制。因此，當今中國的維權運動雖然聲勢浩大、雖然有成功的個案，卻絲毫不能威脅到中共的專制統治。除非中共國經濟破產或者強大政治外力的打擊，否則中共專制統治不可能在短期內滅亡。這就是鄧小平路線將把中國轉型的代價增至最大後果體現之一。

曾節明 星期一 2007年8月6日下午 4:46:35(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