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麓那邊是西藏》一書自序
到這本集子出版之際，我關注西藏問題正好十年。
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我，一個出生並成長於中國湖南山鄉的人，從未有機會與那塊神秘而美麗的高原相遇，卻隔著半個地球，在北歐斯堪底納維亞半島上，以中國流亡者的身份，長期不懈地關心和評論西藏問題。
按照我的藏族朋友的說法，這是一種特殊的緣分。「緣分」是一種佛教概念，佛教徒相信「一切存在都是因緣而生」。雖然我不是佛教徒，但也確實感到，我和那塊土地情牽意挂的關係，不會是無緣無故發生的。
最初聽說「西藏」這個地名時，我還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六十年代初一個週末，在內地縣城做教師的母親帶我去看一場電影--《柯山紅日》。那是中共平息西藏叛亂後拍攝的一部影片，其中優美動人的藏地音樂令我至今難忘。
對一個童稚的小女孩來說，電影裡那個柯山藏族土司，毫無疑問是十惡不赦的壞人，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飛越天險，解救被酷刑虐待的藏族農奴，肯定是最好最好的好人。我和同時代的中國孩子，就在這種政治觀念的灌輸下長大成人。
「喜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頂；雅魯藏布江啊，再長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邊啊，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喲，苦變甜嘍……。」多年來，我們聽的、唱的就是這種激情嘹亮的歌曲，它的音調富有西藏民歌特色，很有藝術感染力，而且還是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後來我才明白，那些歌詞只是虛假的歌功頌德。
在那個人們像灰色螻蟻一樣生存的暗淡時代，文藝演出中熱情奔放的西藏歌舞，鮮艷多彩的藏族服裝，令不少人對那片高原產生遐想。自七十年代起，一批批不甘心被內地壓抑氣氛所窒息的年輕漢人，前去西藏「支邊」。他們歌詠那裡大海隱退群山高聳，歌唱那裡牛糞火藍色的炊煙、黑色的氂牛和灰色的天鵝。
在那有著悠久獨特文明的高原，一批漢族文人尋覓到了詩歌。西藏成了他們體驗生活獲得靈感的地方，但除了王力雄之外，幾乎沒有人去追蹤中共鎮壓藏人的那場殘酷的戰爭，沒有人去追問西藏人內心深沉的痛苦，以及雪山逃亡路上的纍纍屍體和斑斑血跡。
而我卻有幸加入關注西藏、追問歷史的行列，這得感謝我的第二祖國--瑞典。十幾年來，瑞典不僅給我提供了一塊安居的綠洲，還給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人道的國際視野，使我能夠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看清中共是如何使用顛倒黑白的手法，通過教科書和各種文藝作品，製造並強化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謊言。
我和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96年6月江澤民訪問挪威的時候。當時，為了彰顯中國的人權問題，大赦國際挪威分部在奧斯陸舉行新聞招待會，應邀發表演講的除了我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之外，還有一位西藏喇嘛帕爾登．加措。這位達賴喇嘛的忠實子民曾在家鄉作為政治犯入獄33年。在演講中，老喇嘛掀開他的大紅袈裟，露出身上的斑斑傷痕，令我非常震動。而後三天三夜，我和流亡藏人穿著黃色T恤，在奧斯陸街頭抗議江澤民。從那時起，我對這個民族以及他們那段被遮掩的歷史產生了興趣。
正如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序言中所說：「歷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鑑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歷史的目光只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無名小卒’被傾入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
為了那些被遺忘了的失敗者，我開始採訪流亡藏人，挖掘關於西藏的真相，呼籲中國同胞去注視被長期忽略的歷史真實，認識我們漢族征服者所製造的血腥，從而質疑中共大漢族主義的西藏政策。
這就是十年來，我用中文寫下這些文章的目的。儘管「茉莉」這個筆名在中國大陸是被從紙煤到網路全面封殺的，儘管一談西藏問題，我就免不了在網上遭到本族同胞的斥責惡罵，但我有時能收到一些來自遠方的讀者回音，他們表示喜歡我的關於西藏的文章，這給予我異常珍貴的鼓勵。
現在北京的著名藏族女作家唯色，就是我最忠實的讀者之一。兩年前，唯色告訴我一件趣事：她在剛學上網時，如飢似渴地閱讀我和曹長青的文章。由於不懂網路下載的功能，她撥號上網用筆抄錄，幾乎花掉了一個月薪水的電話費。
有好幾次，我在瑞典和歐洲他國遇見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他們的父母出國探親，有機會在海外網路上讀到我的文章，會列印下來向孩子推薦。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內蒙古大學的老教授，退休後到歐洲探望孩子，偶然看到我寫專欄的香港《開放》雜誌，我的關於西藏問題的見解引起了他的重視。老教授的孩子說，他的父親用筆記本一字一句地摘錄我的文章，帶回國內去。也許，對經歷過迫害「內人黨」時代的蒙古知識份子，我的那些涉及民族問題的文字，喚起了他們苦難深重的公共記憶。
由此，我看到了為那些在政治高壓下噤聲的讀者而寫作的價值，看到了秉筆直書歷史和現實的意義，這是我不揣淺陋把這些文字結集出版的原因。
我感謝允晨文化出版社和資助此書出版的蒙藏委員會，更慶幸亞洲還有一個自由民主的臺灣，使這本目前無法在中國或西藏境內出版的書，得以在臺灣面世。今日的臺灣，在西藏問題上，已經從過去的反共對抗，轉變為全球性普世關懷的立場。
臺灣與西藏，本來各有各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淵源，但中共卻把這兩個不相干的問題聯繫到一起，迫使大陸民眾認同反台獨和藏獨的口號。如果臺灣讀者能從這本西藏問題評論集中，獲得某種啟發，從而認清中共的專制本質，這將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記得我曾在印度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莎拉，長久地眺望那銀光閃閃的多拉達雪峰，山麓的那一邊，便是我們念茲在茲的西藏。因此，和海外藏人一樣有著流亡命運的我，將這本集子定名為《山麓那邊是西藏》，我們的惆悵和嚮往之情盡在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到這本集子出版之際，我關注西藏問題正好十年。
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我，一個出生並成長於中國湖南山鄉的人，從未有機會與那塊神秘而美麗的高原相遇，卻隔著半個地球，在北歐斯堪底納維亞半島上，以中國流亡者的身份，長期不懈地關心和評論西藏問題。
按照我的藏族朋友的說法，這是一種特殊的緣分。「緣分」是一種佛教概念，佛教徒相信「一切存在都是因緣而生」。雖然我不是佛教徒，但也確實感到，我和那塊土地情牽意挂的關係，不會是無緣無故發生的。
最初聽說「西藏」這個地名時，我還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六十年代初一個週末，在內地縣城做教師的母親帶我去看一場電影--《柯山紅日》。那是中共平息西藏叛亂後拍攝的一部影片，其中優美動人的藏地音樂令我至今難忘。
對一個童稚的小女孩來說，電影裡那個柯山藏族土司，毫無疑問是十惡不赦的壞人，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飛越天險，解救被酷刑虐待的藏族農奴，肯定是最好最好的好人。我和同時代的中國孩子，就在這種政治觀念的灌輸下長大成人。
「喜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頂；雅魯藏布江啊，再長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邊啊，共產黨來了苦變甜喲，苦變甜嘍……。」多年來，我們聽的、唱的就是這種激情嘹亮的歌曲，它的音調富有西藏民歌特色，很有藝術感染力，而且還是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瑪演唱。後來我才明白，那些歌詞只是虛假的歌功頌德。
在那個人們像灰色螻蟻一樣生存的暗淡時代，文藝演出中熱情奔放的西藏歌舞，鮮艷多彩的藏族服裝，令不少人對那片高原產生遐想。自七十年代起，一批批不甘心被內地壓抑氣氛所窒息的年輕漢人，前去西藏「支邊」。他們歌詠那裡大海隱退群山高聳，歌唱那裡牛糞火藍色的炊煙、黑色的氂牛和灰色的天鵝。
在那有著悠久獨特文明的高原，一批漢族文人尋覓到了詩歌。西藏成了他們體驗生活獲得靈感的地方，但除了王力雄之外，幾乎沒有人去追蹤中共鎮壓藏人的那場殘酷的戰爭，沒有人去追問西藏人內心深沉的痛苦，以及雪山逃亡路上的纍纍屍體和斑斑血跡。
而我卻有幸加入關注西藏、追問歷史的行列，這得感謝我的第二祖國--瑞典。十幾年來，瑞典不僅給我提供了一塊安居的綠洲，還給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人道的國際視野，使我能夠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看清中共是如何使用顛倒黑白的手法，通過教科書和各種文藝作品，製造並強化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謊言。
我和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996年6月江澤民訪問挪威的時候。當時，為了彰顯中國的人權問題，大赦國際挪威分部在奧斯陸舉行新聞招待會，應邀發表演講的除了我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之外，還有一位西藏喇嘛帕爾登．加措。這位達賴喇嘛的忠實子民曾在家鄉作為政治犯入獄33年。在演講中，老喇嘛掀開他的大紅袈裟，露出身上的斑斑傷痕，令我非常震動。而後三天三夜，我和流亡藏人穿著黃色T恤，在奧斯陸街頭抗議江澤民。從那時起，我對這個民族以及他們那段被遮掩的歷史產生了興趣。
正如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序言中所說：「歷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鑑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歷史的目光只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無名小卒’被傾入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
為了那些被遺忘了的失敗者，我開始採訪流亡藏人，挖掘關於西藏的真相，呼籲中國同胞去注視被長期忽略的歷史真實，認識我們漢族征服者所製造的血腥，從而質疑中共大漢族主義的西藏政策。
這就是十年來，我用中文寫下這些文章的目的。儘管「茉莉」這個筆名在中國大陸是被從紙煤到網路全面封殺的，儘管一談西藏問題，我就免不了在網上遭到本族同胞的斥責惡罵，但我有時能收到一些來自遠方的讀者回音，他們表示喜歡我的關於西藏的文章，這給予我異常珍貴的鼓勵。
現在北京的著名藏族女作家唯色，就是我最忠實的讀者之一。兩年前，唯色告訴我一件趣事：她在剛學上網時，如飢似渴地閱讀我和曹長青的文章。由於不懂網路下載的功能，她撥號上網用筆抄錄，幾乎花掉了一個月薪水的電話費。
有好幾次，我在瑞典和歐洲他國遇見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他們的父母出國探親，有機會在海外網路上讀到我的文章，會列印下來向孩子推薦。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內蒙古大學的老教授，退休後到歐洲探望孩子，偶然看到我寫專欄的香港《開放》雜誌，我的關於西藏問題的見解引起了他的重視。老教授的孩子說，他的父親用筆記本一字一句地摘錄我的文章，帶回國內去。也許，對經歷過迫害「內人黨」時代的蒙古知識份子，我的那些涉及民族問題的文字，喚起了他們苦難深重的公共記憶。
由此，我看到了為那些在政治高壓下噤聲的讀者而寫作的價值，看到了秉筆直書歷史和現實的意義，這是我不揣淺陋把這些文字結集出版的原因。
我感謝允晨文化出版社和資助此書出版的蒙藏委員會，更慶幸亞洲還有一個自由民主的臺灣，使這本目前無法在中國或西藏境內出版的書，得以在臺灣面世。今日的臺灣，在西藏問題上，已經從過去的反共對抗，轉變為全球性普世關懷的立場。
臺灣與西藏，本來各有各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淵源，但中共卻把這兩個不相干的問題聯繫到一起，迫使大陸民眾認同反台獨和藏獨的口號。如果臺灣讀者能從這本西藏問題評論集中，獲得某種啟發，從而認清中共的專制本質，這將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記得我曾在印度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莎拉，長久地眺望那銀光閃閃的多拉達雪峰，山麓的那一邊，便是我們念茲在茲的西藏。因此，和海外藏人一樣有著流亡命運的我，將這本集子定名為《山麓那邊是西藏》，我們的惆悵和嚮往之情盡在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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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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