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經濟好轉，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復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產到戶」、為被害者平反等開明措施，斥之為「單干風」、「平反風」。毛還加強個人崇拜，對他的歌頌逐漸充斥了學校教科書、出版物，媒體。人們睜眼就看到三呼萬歲的口號，耳邊響起的音樂都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全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徹底地化入對他的頂禮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說開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針對讀書，他說：「書讀的越多越蠢。」「書可以讀一點，但是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邊總是堆滿了書。為了以防書落下來打著他，睡人的一邊床腳墊高了一點。毛最喜愛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書。但是他不要中國人民看書，要讓他們保持愚昧狀態。毛對中共高層講：我們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傳統戲。毛本人其實是個戲迷，收藏了兩千多盤磁帶唱片，還能同演員討論演唱風格。看戲是他唯一在公開場合戴眼鏡的時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傳》，他哭出了聲，毫無顧忌地擤鼻涕，高潮時還一躍而起，褲子都掉了下來--原來是衛土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後幫他鬆了褲帶。
毛澤東愛看戲並不妨礙他一上臺就對大批戲劇宣判死刑。現在他要把傳統戲全部趕下舞臺。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戲"，戲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們的人報仇索命。看見這些舞台上的復仇者，毛難免不會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幾千萬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對準整個藝術領域：「各種藝術形式一-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他說這些藝術都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有"大問題」。就連歌頌共產黨的作品，也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藝術家下放勞動，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風格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
中國傳統建築也成了犧牲品。中共掌權後不久，牌坊和城牆就被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推倒。一九五八年，對北京八千處古蹟，毛只讓保留七十八處。連北京市長彭真都竭力反對，最後這一計畫當時沒有完全實施。但由於毛的堅持，幾百年歷史的城牆、城門樓還是大多被拆掉，拆城牆的土填平了市內一座美麗的湖。知識份子還被迫參加破壞古蹟的「勞動」。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標誌，就這樣一片片從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場合都表示過他對中國建築的討厭。在為大躍進鋪路的南寧會議上他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島、長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話時說：「青島、長春最好。」 北京、開封是中國的古都，而青島從前是德國殖民地，長春是日本建來作滿洲國首都的。
天安門廣場原來有十一公頃。但毛要的是「能容納一百萬人集會的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於是廣場擴大了四倍，變成一片其大無比的水泥地。充滿古城風味的建築被一掃而光。
毛的「打倒」清單上還有寺廟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書胡喬木寫信給他，說杭州「蘇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當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張，在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高潮中總算有希望實現了。」毛在這段話旁批道：「這只是一點開始而已。」「今日僅僅挖了幾堆朽骨，便以為問題解決，太輕敵了，且與事實不合……至於廟，連一個也未動。」
甚至連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對「宮廷大總管」汪東興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現在要改變。」「你們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
毛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文化大沙漠，這裡沒有文明，沒有人性，沒有溫情，只有一群充滿獸性，為他幹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這一點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極端。希特勒尚且允許一些非政治性的藝術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國的古典文化。毛還為此批評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說：「他對俄國和歐洲的所謂經典著作卻無批判地繼承，後果很壞。」
毛澤東的扼殺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歡挨餓一樣，沒人願意過沒有娛樂、沒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幹部們從上到下給他來了個陽奉陰違，一些非政治性的、「無害」的娛樂活動和文藝形式繼續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這幾年中，毛暫時無可奈何。
但在這個期間，毛對全國人民的洗腦運動卓有成效。其中一個是「學習雷鋒」。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鋒做榜樣，要大家都變成雷鋒似的人。
有一份雷鋒日記，說雷鋒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願。「聽毛主席的話」，做「螺絲釘」，毛安到哪裡就在哪裡老老實實地幹，被表彰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個人與個人崇拜相輔相成，完全無私與極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對中國人民的要求，後者屬於毛澤東。前者為後者服務。
雷鋒還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個觀念：人人必須仇恨。雷鋒日記裡最有名的一首詩寫道：「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仇恨的邏輯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該仇恨誰呢？毛樹立了一個靶子：赫魯曉夫。原因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中國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是譴責赫魯曉夫和修正主義的文章，在每週的「政治學習」中灌輸給全國人民。這些遙遠的敵人就這樣在人們腦子裡紮下了根。到毛整劉少奇的時候，他把「中國的赫魯曉夫，這頂帽子戴到劉頭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幹部都被說成是「搞修正主義」。
毛第一次用「中國的赫魯曉夫」這個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層會議上。劉少奇馬上明白毛是針對他的，毛復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斃，劉唯一的出路是設法加強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對他下手。這時搞的「四清」運動，就是劉少奇用撤換魚肉村民的基層幹部的辦法，爭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給了劉少奇另一個機會。
這年十月十四日，赫魯曉夫在「宮廷政變」中下臺。當時中國導彈在研製方面遇上了難以逾越的難關，毛急需蘇聯的技術，他想跟勃列日涅夫等蘇聯新領導人改善關係。幾天之內，周恩來就對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說，毛「極希望」增加接觸，有意派代表團去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節，請蘇聯發邀請。
蘇聯新領導人也對重修舊好很感興趣，把赫魯曉夫下臺的事在公開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們便意識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關係的前景黯淡。契爾沃年科回憶說，「 我到毛的住處大約是晚上十一點。毛聽到消息後，沉吟片刻說：「你們做得好，但是還不夠。」會見完畢毛送我出門。汽車發不動，毛站在熄火的汽車旁，他說： 「還有些事你們要改，你們的主席團還沒都做到。」 毛要蘇聯改變黨綱，否定對斯大林的批判。這對蘇聯新領導人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 結果，在周恩來率團訪蘇時蘇聯新領導人試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十月革命」節招待會，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走來走去向老相識們敬酒。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帶著蘇聯的主要中文翻譯走到周恩來跟前，冷不防對周說：「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任何毛澤東，不要任何赫魯曉天來妨礙我們的關係。」周恩來勃然變色，對馬利諾夫斯基說：「你的話我不懂。」立刻轉身走開。馬利諾夫斯基又轉向因林彪生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效仿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臺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 賀龍跟他爭執起來，隨即中國代表團離開了宴會大廳。
這天晚上，周恩來大半夜未眠，起草給毛的電文，報告事情經過。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領四位同事來到中共代表團駐地，周恩來正式提出抗議，要求他們澄清。勃列日涅大道了歉，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蘇共中央。所有跡象表明，馬利諾夫斯基的話是裝醉故意說的，以試探周恩來、賀龍。
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使毛澤東疑心大起，懷疑中共高層有人跟蘇聯合夥要密謀推翻他。毛相信周恩來不會干政變這種沒有把握的事。周從此更是戰戰兢兢地避嫌。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感慨萬端地說，他以後將很難再來蘇聯了。的確，中共執政後他訪問蘇聯十次，這是最後一次。這也是毛在世時最後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對蘇聯的訪問。就連跟蘇聯領導人在第三國會面也得迴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來不得不去參加葬禮，-這就產生了會碰上蘇聯領導人的問題。為了跟蘇聯領導人錯開，周恩來不顧越南人的反對，在葬禮前硬跑到河內去，向胡志明的遺體告別，然後匆匆飛走。
在文革中，任何跟蘇聯的關係都被當作「蘇修特務劍來嚴加審訊，尤其在中共高層。那位不幸被馬利諾夫斯基擋住說話的賀龍元帥，更是毛澤東疑心的焦點。賀和大批部下被抓起來審問，賀本人於一九六九年悲慘地死在囚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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