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紀念一個最該紀念的歲月

我所在的黑龍江農場系統，曾經發來過很多有名的大右派，比如丁玲、吳祖光都來過。據媽媽講，當時我們家住在鐵道兵農墾局所在地虎林的時候，周圍就有好多右派，媽媽還問他們中的一個版畫家，要了一幅版畫，一直掛在家裡的牆上，文革時才被抄家抄走。可惜那時候我還小，分不清楚這些左和右的事兒，等到懂點事了，家已經搬到了一個不大的畜牧場，不知道為什麼，場裡，一個像樣的大右派也沒有。場裡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轉業來的軍官們，雖然多少跟反右有那麼點關係，但至少名義上都不是右派，他們是在部隊1958年補充進行的反右鬥爭中，或多或少，或隱或現，或者乾脆不為什麼，僅僅因為他們出身不好，戴著小知識份子的帽子，於是就被發配到北大荒來，據說當時的政策是，自願去開荒的，就不戴帽子，不識相的，就戴上帽子，開除軍籍。

我一生中最熟悉的右派，只有一位，算起來，他是我的老師，雖然我在心裏，從來沒有把他看成老師，而且他只是「中右」，屬於那種只在檔案中記上一筆，限制使用，但不給實際處分的那種，這種人，當時據說比正式的右派多幾倍。跟這個右派發生關係，是1965年的事，那年的暑假裡，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你跳級了，從三年級的上半學期，直接升到四年級，讀那個年級的下半學期。

換了班級，課程的壓力當然有，但並不大，因為當時我已經會看書了，班主任老師從一個喜歡我的女老師換成一個冷冰冰的男老師，卻令我很是不快，以至於原來那點跳級的自豪，也被衝到爪哇國去了。希望老師喜歡自己，大概是大多數小學生，尤其是那些還比較上進的小學生共同的願望，我也不例外。開始，我以為新班級的老師不喜歡我，是因為我的學習成績一般（因為跳級的緣故），於是我就拚命趕了一下，成績很快上去了，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老師看見我，依然冷冷的，連一丁點笑模樣都沒有。

後來才知道，我遭到冷遇，是因為他對學校允許我這種成分不好的人跳級，感到不滿。別的班級的班主任，都是語文老師，可他卻教算術。教的怎麼樣？平心而論，很認真，也很賣力，碰上講了幾遍學生還不懂得的時候，他的汗都下來了。班主任老師成年累月戴著一頂趙本山式的帽子，大暑天也不肯摘下來，所以汗相當多。後來，文革期間，每天早請示，有促狹的學生非說他不摘帽子對毛主席不恭敬，他不得不摘下帽子，這時我才發現，原來他是個瘌痢頭，那些非要讓他摘帽子的學生，看來早就知道。

我這位右派老師，教課很認真，但教的確實不怎麼樣，無論是他的嘴裡，還是黑板上的板書，永遠是乾巴巴的，連一點水份都沒有，一學期下來，除了少數幾個比較聰明的學生之外，我相信班上的大多數人，根本什麼都沒聽明白。我一生都對數學、甚至數字不感興趣，估計跟小時候這種枯燥的算術課經歷不無關係。時間長了，發現他不僅不喜歡我，連班上另外一個學習尖子，他也不喜歡，當然，我們這兩位佼佼者，家庭成分都不好。老師喜歡女生，尤其喜歡某幾個根正苗紅，而且模樣周正的女孩。那時候，農場學校跟農村公社的學校差不多，很不規範，學生年齡差距很大，雖然才小學四年級，有的學生已經相當大了，不少男生女生都發育得相當成熟，比我們這些小毛孩，高出一大截，後來回想起來，人家的性特徵都出來了。某些發育成熟的男生，於是傳老師跟女生這樣那樣，有鼻子有眼，但我的感覺，這種事是沒有的，老師僅僅是像許許多多男老師一樣，多少有點寡人之疾，但絕對沒有往深入發展，奇怪的是，他的寡人之疾，居然不自覺自覺地跟黨的階級路線保持一致。

當時，我最喜歡上的課是圖畫課，一來塗鴉是兒童的天性，二來圖畫老師是女的，而且很漂亮，三來，我在課上總是得到表揚。當時，我喜歡不按規矩地亂畫，此前在農墾總局小學的時候，總是挨批評，但這位女老師，卻總是表揚我，每次作業，我都是全班最高分。上圖畫課，當時，算我的節日，總是暗地裡盼著它到來，如果趕上那天圖畫課被勞動課沖了（這種情況當時很多），我會因此而悶悶不樂許多天。記得圖畫老師長得很白，漂亮，卻透著高傲，雖然我知道她喜歡我，但是卻不敢親近她，雖然她就住在我們家的房子後面。每次上課，尤其是她走到身後的時候，都能感覺到一種沁人的香氣，但絕不敢抬頭看哪怕一眼。每次回家，走到她家門口，總不自覺地要望一眼，其實什麼都看不到，因為老師下班比我們晚多了。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一點，文革來了。批「三家村」，少先隊幹部的臂章取消，課也不上了。男孩子都挺高興，包括我在內，成天瘋玩，彈弓子打壞了幾副，班上另一位學習尖子，練成了神彈手，他爸爸是醫生，可以弄到聽診器的膠管做彈弓，特准，讓我們很羨慕。不過，大一點的學生好像沒我們這麼悠閑，他們在忙著斗老師，那些成分不好的老師。那時候全國都一樣，都在破四舊，斗老師，鬥成分不好的人，只是邊疆地區，革命東風一向吹到這裡，就成了強弩之末，大家狠勁不足，跟城裡的老紅衛兵沒法子比。不過，我們這個小地方的紅衛兵們，一些僅僅小學六年級和初中戴帽的紅衛兵，卻有一個大人當事實上的首領，這個人，就是我的班主任，他成分好，據說是標準的貧農出身，他的中右問題，估計是領導疏於看檔案（在我們那裡，這種事常有），居然沒有人知道。

跟許多地方一樣，運動開始的時候，學校領導總是趨向把運動往成分不好，有「前科」的人那裡引，免得火燒到自己，於是，我的班主任老師就開始領著學生批鬥自己的同事，到批的差不多的時候，學校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自動放棄領導權，於是我們老師大權在握，成為學校的實際負責人，登上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在他還在攀登的時候，我們的圖畫老師倒了霉。本來，我們學校有兩個老師成分最差，據說是地主兼資本家，但是那個男老師，是教體育的，個子高，籃球打得好，跟學校一班兒最調皮搗蛋的學生，也就是當時造反紅衛兵的骨幹們，都是哥兒們，因此，他居然沒事兒。我們那點陣圖畫老師就慘了，由於她平時就很高傲，不大理人，長的又漂亮（那時的斗人的人，都喜歡折騰漂亮的女被斗者，大概是LBIDO作怪），鬥爭一起來，馬上就成為主要目標，大家一擁而上，鬥個沒完。可憐她當時已經懷有七八個月的身孕，天天拖著大肚子，被折騰來折騰去，有一次，幾個年紀大的學生居然在她的脖子上掛上了一串破鞋，再加一個大鐵桶，趕著她遊街，一邊走，一邊往鐵桶里加石頭，鐵桶上的鐵絲，深深地勒入她白皙的脖子裡。我們班主任，明明看見了，卻管也不管。當天夜裡，圖畫老師就抹脖子自殺了，當我們趕到時，她還沒死，嘴裡發出來一聲低微的呻吟，一張臉慘白慘白的，至今，只要提起這件事，這張慘白的臉，還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後來，我們班主任也趕到了，他沒有張羅救人，卻在現場開起了批判會，在口號聲響起的時候，我悄悄地離開了那裡。

圖畫老師死了之後，我的晦氣也到了。班主任越來越難以忍受我們這些成分不好的學生，總是找茬訓人，開批鬥會，成分好的同學沒事就找茬跟我們打架，如果我們挨打，他不管，如果我們反擊，他就說是階級報復，一次，我實在被惹急了，脫口而出，頂了他幾句，這下壞了，從此班級有事沒事開我的批判會，鬥得我七葷八素，找不著北，經常被人打得鼻青臉腫，有時連吃飯都張不開嘴。當時，我最怕的是憶苦思甜，因為到這個時候，接下來就是我這個狗崽子的批判會，一聽到「天上佈滿星，月牙兒亮晶晶」的憶苦歌，心裏就一哆嗦，但是，我們的班主任，卻最喜歡開憶苦會。那個年月，孩子的命運，跟父母密切相關，到了我的父母雙雙被抓進牛棚時，我成了農場最黑的黑五類，一天，我去牛棚給父母送東西，看押的人抓住我，拉到一個空屋子裡，非要我談談對父母罪行的認識，這大概是他們的一種遊戲，每當進行這種遊戲時，在每個被關押者家屬那裡，大概都能聽到咒罵自己父母和家人的聲音，他們樂此不疲。但是，那天我卻什麼都沒說，幾個小時一言不發，只等著他們揍我，大概從沒碰到過這樣的釘子，他們一時不知道怎麼辦，結果沒動手，放我走了。第二天，鄰居家孩子告訴我，學校出了告示，我已經被學校開除了，告示上署著班主任的大名。

以後的日子，出現了戲劇性，我在家裡，飢寒交迫地過了一年，但是在這一年中，我的班主任的檔案被人翻出來了，革命小將們發現，原來這麼革命的一個人，居然是右派份子。於是，紅得發紫的班主任，被揪了出來，學校被交到了幾個剛從部隊復員的小兵手裡。而這些小兵中，有一個很快成了家，就住在我家不遠的地方。大概是看我可憐，於是讓我再去上學，就這樣，我又回到了學校。從此以後，我的生活，再也沒有跟我這個昔日的班主任有過交集，雖然陸續聽到過他的消息，但是心裏一直懷著怨恨，總是希望他不好，但是，他其實一直挺好，被揪出來，也挨過鬥，很快就解放了，文革結束，抓三種人的時候，稍微有點麻煩，也很快就過去，沒有受到什麼處分，然後一直在學校當個副手，直到退休。

倒是我，一路坎坷，先是因為寫了反文革的信被全師批判，然後考大學政審不合格，次年才勉強上了一個很差的農業學院。這麼多年過去了，傷痕早就結了疤，我也知道，當年導致我命運悲劇的並不是我的班主任，他只是適逢其時，順手推了一下而已，他不推，也自會有人推。平心而論，他也不是個壞老師，至少他教課還是認真的，沒佔過女學生的便宜，除了少數幾個學習特好的學生之外，其他同學，一直跟他關係很好，據我所知，這些人，直到娶妻（嫁人）生子，還跟他有來往。他做事也很認真，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學校經常要派學生去種地，多數的時候，都是他帶隊，而且他親自動手干，幹得比誰都多，下種的時候，用手抓糞，往穴裡擱。他對成分好的學生，真的是愛，愛到毫無原則，但是對成分不好的學生，也真的厭惡，厭惡到了沒理性的程度。他其實更像是一個具有鮮明階級意識的貧農積極份子，不像一個人們心目中的右派。

說實在的，我對於他為什麼會被劃成中右（據說那是在他山東老家的時候遭的事），我一無所知，但是從後面的事情推上去，估計十有八九，是焦大之過，即便是被無辜地塞了一嘴馬糞，焦大依然不可能恨主子，不恨主子，只好遷怒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比如我們那點陣圖畫老師，甚至恨烏及屋，累及我這個毛孩子。在他的邏輯裡，如果沒有這些知識份子，怎麼會有反右鬥爭，怎麼會連累到他這個根正苗紅的人？反右，對波及的人，不僅有肉體戕害，靈魂的折磨，還有心靈的毒害，絕對不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因此有了自我的覺悟，有了人性的復甦，有些人，反而陷得更深，只要有機會，就像魯迅說的那樣，用拚命拉脖子上套著絞索的同伴的腳的方式，證明自己的清白，想要藉此回歸革命隊伍，他們的人性，沒有因為遭受迫害而甦醒，反而更加扭曲，更加沉淪，惟其如此，反右的悲劇，才更悲，更痛。我想，只有認識到這一層，反右運動的危害，才算露出了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