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血案18週年(一)：八九民運播下中國民主思想火種

今天是六四天安門血案18週年紀念日，歲月雖然不斷地向前推移，世人卻未遺忘「六四」，中共政權當年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殘酷行徑，在全球華人心靈深處所烙下的歷史傷口遲遲無法癒合；而八九民運在催化中國大陸民主自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始終贏得各界正面評價。

◎ 為保政權 鄧小平軍事鎮壓學運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的大學生自發性地發起悼念活動，後來演變成要求北京當局進行政治改革的爭民主自由運動；這場學生運動聲勢高昂、規模龐大，深深震撼了海內外，但中共高層卻進行鐵腕鎮壓，殘暴冷血的行徑震驚了全世界。這場民主運動從開始到被壓制，其間歷經了將近2 個月，不幸最終以流血收場，但後續效應至今仍餘波蕩漾。

探究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軍隊、向人民開槍的真正關鍵，中國大陸民運人士一致認為，鄧小平的主要目的在保住政權。被北京當局指控為「八九民運幕後黑手」之一的陳子明指出，鄧小平曾經透露「不惜殺死20萬人，也要穩住20 年」：『當時對鄧小平來說，為了保持政權的穩定，也是照他所說的，就是要發展經濟的需要，他是不惜流血的，因為，對於中共來說，死人的事情是算不了什麼的，毛澤東曾經說過：「死3億人，怕什麼，我們還有3億」，所以，死20萬人，對他們來說，並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則是指出，北京當局是因為缺乏自信，才會採取最極端的方式來處理民眾抗爭事件：『我想，當局當然知道說，如果民眾的民主訴求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那麼，這個黨過去對中國所犯下的一些罪行，恐怕就沒有辦法再去掩飾，甚至說他們本人、他們自己這個集團，都會對過去的罪行去付上很大的代價；因此，他們不惜動用一切手段，包括殺人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我想，這即使對過去所犯下罪行的那種心虛的心態，也是為了能夠在以後繼續維持這樣的統治，為自己這個集團謀取利益，所以，這個雙方面的考量結合在一起，才使得中共採取了最瘋狂的這種方式。』

◎ 領導層民主化看法分歧 八九民運失敗最大關鍵

八九民運當年曾經在中國大陸18個省份擴散蔓延，最終卻功敗垂成，有人認為，八九民運之所以失敗，是抗爭學生發起絕食的結果；對於這種說法，王丹批評是一種事後諸葛的推論：『當初誰也沒有想到，政府會採用開槍的方式來鎮壓學運，所以，事情的發展其實即使是在1989年，也沒有按照一個理性的那種模式去運轉，所以，今天的這些所謂的理性的這種推論，恐怕也不一定能夠成立；而且，即使事後諸葛也是按照一種理性的思考方式，問題是，中共其實經常不是按照一個理性的方式去作決策的。』

陳子明則是強調，絕食抗爭的方式雖然比較激烈，但學生的訴求卻是理性平和的，事情會演變到後來的局面，當權者必須負全責。陳子明說：『不能說這個絕食不是一個錯誤的舉措，但是，責任不能放在學生的頭上，這個責任應當完全是由政府、當時掌權的人來承擔；因為，雖然這個行動比較激烈，但是，當時(學生)提出的要求並不是很激烈，他們只有兩點要求，一點就是要求承認他們是愛國的民主運動，另外一點就是，要求承認他們這個組織是合法的，也沒有其他的什麼別的要求。』

◎ 當局血腥鎮壓民運 導致社會畸形發展

事實上，在1989年，不僅中國大陸發生了大規模民主運動，前蘇聯還有波蘭等東歐共產政權，也出現了要求政府改革的風潮，東歐國家一次到位地完成政治、經濟改革，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自由訴求卻慘遭壓制。同樣是民主運動，在中國和東歐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背後因素引人關切。

流亡海外多年的中國大陸資深民運人士王軍濤指出，任何一個國家在政治轉型階段，幾乎都會出現大規模的政治風潮，但結果如何，則是掌控在統治者的手中，八九民運最後遭到鎮壓，最大的關鍵是，中共領導層對民主化的看法分歧。王軍濤說：『我覺得，當時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中國執掌政權的核心，仍然來自於革命戰爭建立的那個政權的、共產黨的那個有非常強的一些政治強人，因為，他們有他們的這種社會關係、人脈基礎，還有他們政治的這種殘忍，它的那個就是殘暴的心理，還有像他們的這種政治動員力和運作能力，還是比民主運動要老辣得多。』

王軍濤和陳子明一樣，都被中國政府扣上了「八九民運幕後黑手」的大帽子；他表示，鄧小平當年不接受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的政治改革要求，甚至派出軍隊鎮壓，導致了中國後來呈現畸形和變態的發展。

◎ 打破對當局政改幻想 播下民主思想火種

王軍濤表示，八九民運讓中國共產黨面臨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共產黨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一種是接受挑戰，改革政治體制，促使國家走上全面發展的道路；另一種就是拒絕推行政治改革，但後果極其嚴重。王軍濤說：『它拒絕進行政治改革，後果就是，現在中國所有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腐敗、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犯罪還有暴力橫行，還有環境惡化、人權問題、失業、道德淪喪，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在急劇惡化之中，統治者現在沒有辦法解決，不滿的人民群眾(事件)，它已經從數據上說，前年已經是8萬7千起，每5分鐘就有一起這樣的群體性事件發生，有6千萬個信訪事件，所有這些都表明，如果統治者還拒絕進行政治改革，那麼， 1989年將會成為一場新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導火索。』

王丹也表示，當年當局向人民開槍鎮壓，使得人民希望由中共主導中國政治改革進程的幻想破滅；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1989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在1989年以前，即使包括民主派在內，都還是希望由中共來主導整個中國政治改革的這個過程，也就是說，在1989年之前，大家還是把希望寄託在當局；但是，1989年當局開槍鎮壓這件事，使得所有的幻想都破滅了，中國的民主派也好、老百姓也好，開始把希望寄託在自己身上，不再相信當局會主動的去推行政治改革，這個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思想觀念上的轉變，只有經歷這樣的轉變，真正的公民社會才有可能出現，因為，人們不再把希望寄託在所謂的青天、所謂的皇帝的身上，所以，1989年實際上等於代表著中國民主化過程有了一個很大的提升。』

王丹表示，八九民運是中國大陸1980年代理想主義的一個高峰，也是一次行動的啟蒙，因為，當年學生和市民，以行動履行了中國憲法所應給予的權利，並且向所有中國人民展現，這些權利並不是由當局掌握，而是掌握在人民手裡，這些啟蒙已經化為思想的火種，種植在中國人民的心中，一旦時機成熟，它就會變化成民主的果實。

八九民運雖然遭到無情壓制，18年來，中國大陸也未再發生類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但是當年風起雲湧的情景已經留下鮮明記憶，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日漸上升，八九民運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歷史定位，堅實不容撼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