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紀念六四十八週年——六四能「和解"嗎

文章摘要: 現在我重新發表這篇備忘的文章,是想說明,我們和他們的追求不僅現在不一樣,而且在九二年、八九年就不一樣。這個不一樣甚至可以溯源到七十年代,包括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從我們走向生活、走向社會就有根本的分歧。這個分歧就是對專制者的態度和感情不同。我們不愛共產黨,不愛極權專制者,我們不想從他們那裡分一杯羹!說到底,最根本的分歧是,我們追求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一九九二年,六四三週年的時候,那時還沒有如此發達的網路,通信還無法如此迅速,不同的聲音發出來還非常困難。圍繞六四,儘管已經過去三年,但是不同的聲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追求仍然在持續對抗和爭論。由於我在八九六四前就已經來到德國,並且在八九年底作為第一批留歐學人訪問了臺灣,因此逐漸在海外有了一些熟識的媒體。身在大陸的許良英老師,當時經常通過信件和友人給我帶出一些信息,並讓我在國外協助發表,以讓海外的人更多地瞭解六四的真實情況。這篇化名為"陸仁"的文章就是當時由友人輾轉帶到海外,由我幫助發表的。現在,時過十五年,六四也進入了十八週年紀念日,鑒於當時的傳播有限,文章中提出的問題重要,所以我在友人的建議下,再次拿出來發表。

促使我再次想到這篇文章,拿出這篇文章重新發表的是,最近居然有一些人,突然提出六四問題不能解決是因為那些被鎮壓、被迫害的人一直充滿仇恨,不能寬恕,更令人注意的是在澳洲和紐西蘭居然有一些人提出要組織一個"和解智庫",推出一個"和解"的論壇。這真是匪夷所思!本來"和解"這個提法,即便是專制者主動提出都是極其虛偽和居心叵測的,因為專制者要做的是認罪,要接受的是被審判。然而,現在這個"和解"居然是由一群自稱為"自由派"的"知識份子"提出,這就更令人厭惡和噁心了!

現在我重新發表這篇備忘的文章,是想說明,我們和他們的追求不僅現在不一樣,而且在九二年、八九年就不一樣。這個不一樣甚至可以溯源到七十年代,包括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從我們走向生活、走向社會就有根本的分歧。這個分歧就是對專制者的態度和感情不同。我們不愛共產黨,不愛極權專制者,我們不想從他們那裡分一杯羹!說到底,最根本的分歧是,我們追求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然而,更值得思索的是,從筆者九零年開始激烈地抨擊黨文化以來,在八九年六四後產生的海內外的所謂"異議人士"中,不但沒有得到積極的響應,相反卻是仇恨和孤立。

從根本上摒除黨文化,形成一個運動是在零四年——法輪功學員們被殘酷鎮壓五年後,大紀元報發表了《九評共產黨》,明確地提出要清理黨文化,徹底拋棄共產黨。八九運動十五年後遭受鎮壓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夠明確提出的,因法輪功被鎮壓的知識份子在五年後走出這一步,並且一經走出來,就如精衛填海,義無反顧、不可阻擋。

這個事實再次令我看到,產生這種根本變化的原因是信仰的改變。而這種信仰的改變,它現在也使一般民眾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某些所謂"異議人士"充其量只能說是共產黨內部不同派別中的不同意見者。自從共產黨建黨八十六年來,無可辯駁地為我們留下來的歷史事實是,共產黨中沒有一個派別是光明的、乾淨的!只有那些仍然還對共產黨有感情的人,才會否認或罔顧這個事實,在那裡為我們分析以後的共產黨中的某派可能變好!

或許我們無法讓那些始終和共產黨統治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始終垂涎於共產黨權力的人改變,但是我們能夠做的是,套句他們老祖宗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的說法,在紀念六四的時候,讓更多的民眾看到,過去幾十年在他們屁股上打下的、深深的"共產黨印跡"。在他們再次向專制者獻媚,宣揚對獨裁者和解、寬容的時候,將肯定到處遭到積極推進退黨大潮,積極清除黨文化的民眾的嘲笑和拋棄!



2007-5-31德國埃森



附:

一九九二年臺灣出版全球發行的《中央日報》發表的陸仁文章和筆者當時給中央日報的信。

誰在詆毀"八九"民運

—陸仁—

編輯先生:

這篇文章是我的老師,北京的一位十分著名的教授輾轉託人帶給我的。他委託我設法在海外發表,以便使海外人士能聽到在大陸的另一種聲音。作者是一位年輕的學生,六四後坐過一年多監獄。我認為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重要的。它表明在大陸一批有獨立人格的,在精神上已擺脫共產黨奴役的知識份子在成長。在爭取民主的進程中,《中央日報》是少有的敢於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報刊,因此我把此文寄給您們,希望得到您們的支持,以不負我師所望,不負那位為民主坐過監獄的青年志士所望。

順祝

祺安!

德國《萊茵筆會》揚人

誰在詆毀"八九"民運

—陸仁—

中共當局無視國際公認的人權準則,血腥鎮壓民主運動,根據思想和言論對要求民主的學生和知識份子治罪,並對這些"良心囚犯"進行迫害和虐待。這種嚴重踐踏人權的行徑,理所當然地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我強烈呼籲國際社會進一步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迫使其尊重人權,釋放因思想和言論而被關押的人,改善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待遇。

遭到中共當局虐待的政治犯中,被判十三年並被關押在條件極其惡劣的北京市第二監獄,目前身患肝炎卻得不到醫治的王軍濤,是引人注目的一位。海外不少人士把他尊為"民運領袖",有人稱他為"中國大陸民主主義思潮的代表"。王軍濤因思想和言論被中共當局處以重刑,這是事實,但王軍濤真能稱得上"民運領袖"和"民主主義思潮的代表"嗎?近日讀到王軍濤一封自獄中發出的信,覺得這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

這封信是王軍濤於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即他出庭接受宣判的當天)寫給兩位律師的信,也許早已在海外發表了,但筆者日前才看到。我覺得,這封信集中地反映了王軍濤的心態,有助於眾多關心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士進一步瞭解王軍濤。

首先看看王軍濤對"六四"的態度。中共當局悍然動用六十萬大軍,血腥鎮壓要求民主改革的和平示威者,釀成了震驚世界的"北京六四慘案",並大肆搜捕參加民主示威的知識份子和學生;特別是,這起慘案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在改革開放十年後,發生在首都北京,製作這起血案的元凶,理所當然地是人類的罪人。但王軍濤在信中說:"其實,老鄧也罷,李鵬也罷,至今我不做結論。"這真讓人費解,如果因為此信寫於獄中,不便公開譴責劊子手,不提他們也就算了。為何非要提到卻又"不作結論"。細讀上下文,方才恍然大悟。因為王軍濤"似乎很敬重父輩",因為"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有比我們更虔敬的獻身精神",儘管"我面對的正是他們的處置。"這就是王軍濤"不作結論"的原因,其實結論早已經下了;他"敬重""處置"他的"父輩"。而這種"敬重"是因為"父輩""虔敬的獻身精神"。按此推理方法,中國人民該敬重製造了"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戰犯,因為他們是"真誠地"為了"大東亞聖戰 ";猶太人該敬重發明"焚屍爐"的納粹黨徒,因為他們真誠地想"消滅劣等種族";中國的知識份子更應該感謝毛澤東,因為他發動歷次政治運動,是真誠地希望知識份子"脫胎換骨"!對劊子手,他確實能夠"寬容"的:"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的判斷"。不知道什麼樣的處置才夠得上王軍濤的"嚴厲"標準,莫非真如王震講的那樣,把民主運動的參加者統統流放大西北,把"民運領袖"處死和終身監禁才夠格?以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對付和平示威者,把表達自己思想的知識份子處以重刑,這還不算嚴厲?

王軍濤信中聲稱:"我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不要只看到個人的恩怨"。讀著這些冠冕堂皇的詞句,使我非常驚訝,乃至憤怒!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主和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犧牲,"六四"慘案即為一次沉痛的犧牲,每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應該把 "六四"銘記在心,當然不是為了復仇,而是激勵自己和同道繼續努力的精神支柱。王軍濤卻說什麼"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並把民主與專制的對壘輕描淡寫地化為他們幾個人與當局者的"個人恩怨"。口口聲聲要"讓死者安息",不知王軍濤這話如何說得出口!

其次,看看王軍濤對於民主運動的態度。在這封信中,王軍濤隻字不提"民主",將"八九民運"稱之為"八九年那樣的軒然大波",說他"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對它的駁雜的內容,"也很難苟同"。眾所周知,"八九民運"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要求推進民主改革,要求行使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其主旨是非常明確的。

王軍濤對此都不贊成,那麼他贊成什麼呢?在信中,他說:"我不贊成在一個危急關頭以公民利益為理由,把祖國引入一個風險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負責地行使權利"。好漂亮的語言!難道"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們不是在理性、合法負責地行使自己的權利?三千多學生進行長達七天的絕食,只希望當局者承認他們有進行和平請願的權利;軍人發出的"達姆彈"已打中身邊的人,大家還在天真地想,是橡皮子彈吧;在逃避追捕時,學生們還在勸因目睹屠殺而憤怒的群眾"不要仇視軍人";凡此種種,都是鐵證!

王軍濤在信中說,"當我們追求自己的正義時,一定得考慮老百姓",因為"這個國家稍有波動,在社會底層,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餓死、病死"。難道追求正義是屬於某個人或某些人的,而不是廣大人民所要求的正義?至於統治對腐敗無能造成人們流離失所的慘狀,當然得由當權者負責,而不能有民主運動負責!毛澤東曾把"大躍進"造成兩千萬人餓死的罪過歸之於"老天爺"和"老大哥",李鵬也把所謂"治理整頓"造成的經濟衰退,諉過於所謂"動亂、暴亂造成的損失和帝國主義制裁的影響"。王軍濤這樣寫,可能是出於善意的考慮,但實屬不明智,這樣豈不正中李鵬的下懷?

再看王軍濤對知識份子的態度。王軍濤在信中宣稱,"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時,不敢負責任,詆毀運動 "。我自己曾是"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也曾被中共當局關押過較長的時間,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王軍濤的說法沒有事實根據。在因參加 |"八九民運"而被中共當局繫獄的知識份子和學生中,表現最差者,如劉曉波、李盛平這樣的極個別人,也僅是把自己所幹,所知之事講出來而已,並無捏造事實,陷害他人之事發生。中共當局並非不想搞一次類似於"國會縱火案"、"莫斯科審判"的假案把戲,只是因為知識份子和學生都拒絕"合作",又迫於強大的國際壓力,才使他們放棄了這種"如意算盤"。尤其應當指出的是,在過去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份子出於王軍濤所"敬重"的"虔敬的獻身精神",拚命羅織自己和他人的"罪狀",使當權者殘民以逞的陰謀一次次得逞;改革開放十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經歷了思想的解放和心靈的覺醒,對中共所發動的政治運動進行抵制;"六四"之後,除錢學森、何新等極個別敗類之外,知識份子普遍拒絕與當局者合作。但就是在這巨大的進步之時,王軍濤去胡扯什麼"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道德水準的頹喪",還指責什麼知識份子,竟然只有那樣少數的人面對審判可以平靜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這在人類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別是考慮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的判斷。

王軍濤是一九八九年十月被捕的,在逃往時他曾得到許多人不計利害、生死的幫助,他理應對實際情況基本瞭解,但他卻得出了這種反歷史的荒謬結論,他這才是真正的"詆毀運動",詆毀覺悟了的中國知識份子,詆毀覺醒的民族精神!

最後看看王軍濤對自己的態度。王軍濤在信中聲稱,"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只是因為,"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時,不敢負責任"以及"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而"那些活著的同道不敢為他們辯護","決定利用我的機會為他們合理的辯護",以讓死者覺得,"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難的處境下,不避風險,仗義執言"。他在信中說"為大量的證言的內容吃驚","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帶來利益時,我將還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

筆者之所以不嫌煩瑣,大段摘抄王軍濤的話,是為了讓讀者看出,王軍濤在此信中是如何極力向當局表白自己是無辜的,是在代人受過;是如何巧妙地藉機貶損他人,抬高自己。在信中,他說他曾為反對領袖的合法權利辯護,而隱含的內容則是表白自己,"我不反對領袖"。更值得深思的是,王軍濤聲稱"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貴族格調","我面對鏡頭,不能留下不好的印象",從中我們可以嗅出一些政客的市儈氣息來。

王軍濤曾因參加"四五運動"和"民主強運動"而聲名大噪,據說他要做"毛澤東",甚至連舉手投足的姿態都學毛的一套,從一九八八年秋季即到處鼓吹"新權威主義",說什麼"中國的老百姓就是希望能恢復秩序,在沒有秩序的生活中受不了","要中國人民作整體選擇,它不一定接受現代化","讓每個人自己抉擇的話是抉擇不起來的","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果交給全民公決,結果是不利於這個民族發展的;在現在的中國如果搞民選,民選的這一部分官員絕不比政府任命的官員更清廉,可能更腐敗。(參見王軍濤"中國當前需要行政權威",《國情研究》一九八九,三月,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出版)

學生民主運動爆發後,王軍濤不再宣傳"新權威主義",也投身於民主運動。據我所知,在"八九民運"中以及在其後審判過程中,王軍濤對整個民主,對其參與者和代表,並不是很負責任的。

主張在中國實行新權威主義,投身民主運動卻不讚同其內容和方式,只不過想藉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王軍濤被崇敬為"民運領袖"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僅此一端,即可以想見中國的民主事業絕不會一蹴而就,必須經過長期艱苦卓絕,堅持不懈的民主啟蒙運動,才能成功。

最後,對所有因"六四"和其他思想,言論而蒙難的人士,表示我由衷的敬意,並籲請國際社會,對他們的處境進一步予以關注,加強對中共當局的壓力,迫使其遵守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並以此原則對待中國的老百姓,不可踐踏人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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