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啟示錄——從文化角度的審視（上）

2007-06-03 04:47 作者:袁紅冰 文章摘要: 六 . 四是由大學生年輕的生命激情所點燃。六 . 四始終是追求社會正義和民主權利的激情運動，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理性的產物。她確實曾經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堅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導。遺憾的是，中國可悲亦復可憐的知識界並沒有形成結束專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

引言

天風浩蕩，斗轉星移，六 . 四祭日又將來臨。她要再次拷問中國人的良知。

儘管無數活人身體裡的血都已冷卻，但是，染紅北京夜空的六 . 四之血依然在歷史的祭壇上燃燒。

很少有歷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這樣，注定要對中國命運的前途產生無可規避的影響，儘管中共暴政竭盡全力試圖讓中國人忘記六 . 四；也很少有歷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這樣，時間逝去愈久，她所聚積的可能重新震撼歷史的能量便越強，因為，中共暴政的六 . 四罪惡，為人類良知所不能饒恕。

無論從哪個角度審視，六 . 四的結局都意味著民族的悲劇。為使悲劇不再輪迴，中國人必需達到對悲劇原因的深層次理解。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很少看到從文化角度對六 . 四悲劇原因的探討。而文化正構成一切歷史事件的最深刻的原因背景。

此刻，我願以現代中國文化狀態為基點，探討六 . 四悲劇的啟示。確認六 . 四之血的價值，依賴於對六 . 四的深刻理解。為拯救在物慾中腐爛的中國，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刻都更加需要直視六 . 四之血的啟示。



一、六 . 四橫空出世的社會背景

毛澤東為攫取絕對的個人獨裁權力而發動的社會運動——這個判斷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質。為掩蓋這個極端私慾化和個人性的本質，以欺騙歷史，毛澤東用共產主義理論為「文化大革命」縫製出豪華的思想戰袍。

在現實領域，毛澤東取得了勝利，他踏著纍纍屍骨，登上絕對皇權之巔。但是，在另一個領域，即人的心靈的領域，他卻是徹底的失敗者。「文化大革命」已經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社會大劫難。雖然對大劫難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可能有原則區別。

毛澤東之死意味著絕對皇權的象徵的隕落。由於毛澤東是以共產黨的名義發動「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實際上也意味著國會長的在精神、政治、社會、經濟領域的全面大潰敗。毛澤東給共產黨留下的政治遺產，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崩潰、共產黨政治道德的廢墟，以及毛澤東創立的極端的專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的破產。

「文化大革命」以造成共產黨官僚專制統治的總體危機而告終。不過，被專制之鞭抽怕了的狗一樣怯懦的中國知識份子，卻沒有思想勇氣和政治能力，主宰難得的歷史機遇，摧毀專制政治，引導中國的命運轉向民主建政的歷史進程。與之同時，共產黨老政客鄧小平卻純熟地運用種種策略，以改革的名義，使共產黨官僚集團渡過了大危機。

在對中國人進行精神統治和堅持共產黨官僚集團一黨專制的基本政治立場上，鄧小平與毛澤東毫無二致。鄧小平改革的核心內容，便是終止毛澤東式的專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計畫經濟體制，實施專制權力為政治基礎的權力貴族階層主導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認為，前者已經成為一隻沒有能力逮到老鼠的貓，後者才能抓到老鼠；在他的心目中，所謂的「老鼠」就是足以維持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統治的經濟效率。

共產黨內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率先推動農村的改革。改革的重點，在於廢止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農奴集中營——「人民公社」，使農民在極其狹小的程度上獲得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即自主經營土地的權利。

農村改革的實質，不過是有限度地回歸於古帝國時期延續了數千年的小農經濟時代而已。之所以說有限度，是因為古帝國時代的農民可以擁有土地所有權，共產黨治下的農民卻只有土地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則歸國家所有。而國家權力又由共產黨官僚集團壟斷，共產黨官僚集團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主。

但是，即便只是這樣一種有限度的退回歷史的改革，也因為廢止「人民公社」，使農民們暫時擺脫共產黨基層官吏的壓迫，而呼吸到一絲自由的空氣。在「自主經營」的激勵下，從中國農民比野草都頑強的生命中湧現出的生產力，很快就將中國經濟推出瀕臨崩潰的危險境地。

中國知識界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奴性怪僻——它總是緊張地屏住呼吸，凝神仰視共產黨官僚集團，竭盡全力乞盼發現哪怕蒼蠅屎一樣微不足道的理由，使它有機會如發情的鸚鵡，開始歌喉百囀地頌揚共產黨官僚集團。而此刻，它確實找到了這種理由。於是，一時之間，在知識階層的鼓噪之下，中國漾溢起希望的春風，似乎通過自我改良的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體制，也能夠實現社會正義、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共同構成的理想。

希望產生幻想，幻想催生信任。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上層知識份子對共產黨改革的幻想，演變成對共產黨改革的社會信任。

但是，隨著中共農村鄉級政權體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備，中國農民又被置於專制權力的嚴格桎梏之中。就這樣，由廢止人民公社到建成完備的鄉級專制官僚體系之間，那一段由於專制權力削弱而農民較為「自由」的時期，又很快就成為昨日黃花。而新名稱下的專制官吏踐踏民權、魚肉百姓的惡行，絲毫不亞於人民公社時期。因為，專制官吏本性上就是人民的天敵。

農村範疇之外，以專制權力為軸心的市場經濟改革，甫一推動就展現出兩個效應：一是效率遠遠超出毛式的計畫經濟，一是缺乏科學而嚴格制約的專制權力，急不可待地表現出對財富的貪婪；通過權錢交易，攫取社會財富，成為共產黨官僚階層強烈的意志衝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普遍憤怒了。那是從對共產黨改革的幻想和信任中湧現出的憤怒——憤怒是基於幻想與現實的差距，但信任仍然沒有消失。八九年寒假之後，來源於社會各個階層的大學生重返校園，他們把人民對於貪官污吏、奸商惡賈的憤怒也帶進大學校園。

胡耀邦因其良知而受到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政治迫害，或許正由於此，人民普遍把胡耀邦視為對共產黨改革的信任的人格依據。胡耀邦猝然逝世，舉國悲痛。人民的憤怒則以這種悲痛為契機，通過大學生爆發出來。

六 . 四就是一次從憤怒和悲痛的激情中崛起的社會運動。許多崇拜理性的蒼白或者肥嫩的小男人永遠不會理解，歷史往往是被高尚的激情所點燃。



二、對六 . 四性質的理解

六 . 四是大學生發起的全民抗爭專制政權，追求自由民主的社會運動。

從大學生到小學生，從知識界到工人、農民，從演藝界到教育界，從自由知識份子到體制內官員，從警察到法官等等，幾乎各個社會階層，都有人參與到六 . 四的歷史進程中；從大江南北到黃河上下，中國的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被六 . 四強烈震撼。中共暴政實施殘酷的鐵血專制四十年後，歷史第一次以如此波瀾壯闊的全民抗爭的方式告訴世界：中國人並非適於作專制奴隸的種族；對自由、民主、公正和尊嚴的渴望，是中國人心底裡最深沉的情感衝動。

六 . 四是由大學生年輕的生命激情所點燃。六 . 四始終是追求社會正義和民主權利的激情運動，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理性的產物。她確實曾經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堅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導。遺憾的是，中國可悲亦復可憐的知識界並沒有形成結束專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這樣一來，六 . 四的悲劇結局就無可避免——歷史往往需要由高貴而純潔的激情點燃，但是，堅硬的政治意志才能主宰歷史命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共黨內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趙紫陽等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獲得了引導社會進程的可能。這是命運拋給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最後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然而，共產黨官僚集團最終將這次機會溺死於六 . 四之血。從此，等待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只有對其反人類罪行的末日大審判。

正是由於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思想寬容政策，精神自由的浩蕩春風湧進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當時的北京大學以中國最高學府的資格成為思想多樣化的典範，而一批中青年教師則是這次精神自由化進程的生命載體。

自由之花，總會結出追求正義之果。八十年代大學校園的思想多樣化，為反對官權腐敗，追求社會正義的民主運動的形成提供了精神背景。而數百萬大學生屬於青春生命的純潔的激情，則把人民對權貴階層腐敗和不公正的憤怒，熔鑄成現實的社會運動。六 . 四由此創生。

政治壓迫必定激起社會反抗，但是，如果政治壓迫的程度極端酷烈，徹底擊碎了反抗的意志，則民族人格的奴性化就無可規避。歷史將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中共暴政極端的國家恐怖主義造成的民族人格的奴性化，是中國面臨的最深刻的危機。

追求社會正義的激情構成六 . 四精神之魂。不過，高貴的激情運動也仍然不能完全擺脫奴性化的民族人格。從情願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門前高台上的頹然跪倒，到學生糾察隊竟殘忍地將三名毀壞獨夫毛澤東之像的勇士押送到警察局，都顯示出奴性人格的影響。而奴性人格的深處隱藏的，則是長期的國家恐怖主義造成的刻骨銘心的恐懼。

千百萬人的激情一旦超越個體，升華為社會運動，她就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獨立的人格，而不再特殊個體生命的駕馭。這就是六 . 四學運領袖並不能控制天安門廣場局勢的原因——控制天安門廣場局勢的，正是獲得了獨立人格的高貴的激情。絕不妥協，絕不退縮，只追求正義的實現——這便是六 . 四激情之魂。但是，覆蓋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恐懼和奴性，卻猶如無形的鐵鏈，束縛六 . 四激情運動，使她無法靠自身的力量，形成結束極權專制，創建憲政民主的意志。於是，源於青春生命的激情期待來自知識界的啟示。然而，中國的知識界卻只能再一次證明自己的卑微、無能、甚至無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