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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晚年:年屆80跪在地上受批鬥

2007-05-06 07:06 作者:江小蕙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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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大地寒凝的季節裡,地處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11號的一座大宅院,迎來了它的新主人——從浙江紹興遷京的魯迅(周樹人)一家。魯迅系周家長子,早 年喪父,家境日衰,自16歲開始即挑起家庭重擔。後來,魯迅和二弟周作人先後在京謀得了工作,於是決定打破「越人安越」的舊習俗,舉家進行「大轉移」。這 也是擁有12口人的大家庭,在北京共同購買的惟一住宅。

  魯迅、周作人兩兄弟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即與我父江紹原結下了師和友的雙重關係。他們之間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常有交往,之後又接納我們一家人住進這所故宅,先後達三十餘載,因此對於故宅裡發生的風雲變幻、故宅主人經歷的滄桑歲月,有所見聞。
  
   這是一座具有「三進」四個院落的大宅院。初遷來時,魯迅的母親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後院北房的西側三間;周建人一家住後院中間的三間;東側三間是客 房。全家人在院內種了許多花木,不但使空氣清新,且顯得生機盎然。
  
   家庭生活安定了,周作人在五四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大潮中站在新潮的前列,步入了輝煌的人生路程。在共同居住於此將近4年的歲月裡,周作人繼《人的文學》問世後,又撰寫了《平民的文 學》、《兒童的文學》等力作,同時還創作小說、新詩、散文等。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曾對當時日本知識界創辦的「日向新村」十分賞識,並把「新村」的理想積 極介紹到中國,使他名噪一時,毛澤東也曾登門拜訪過他。周除了奮力創作,還熱衷進步社團活動,如參加向北洋政府「索薪」請願運動,抗議政府摧殘 教育,積極支持北京學生發起的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等。
  
  當年,這所故宅可謂是文壇鉅子、著名學人經常出入的地方。,蔡元培、胡適曾造訪於此,許壽裳、錢玄同、俞平伯、孫伏園、瀋尹默、劉半農、章廷謙、馬幼漁、齊壽山等人,更是這裡的常客。
  
   七七事變發生後,北平淪陷敵手,北京大學教員紛紛南下,而周作人不顧友人勸告,稱留在北平閉門譯著為生。但是,不久他即參加了日本軍方舉辦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開始邁出了與日軍合作的第一步。
  
   不久,在八道灣發生了「遇刺事件」。刺客的子彈打在周作人的棉衣釦子上擦傷了皮膚,他捂著肚子從客廳跑回後院,倒在信子身上大喊「救人!」他的軀體雖未 受大傷,但已嚇破了膽,事後欣然接受由警署派三名便衣警衛進駐院內。為了避免再次發生危險,他辭去了前往郊外的燕京大學的教席,接任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 學院院長之職。1941年,汪精衛政府又委任他為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周作人終於完全下水,成為依附日本侵略軍的御用工具。他開始大興土木,翻 蓋住宅:在家中改建日本榻榻米式的臥室,供他夫婦享用;把西廂房改為他的客廳「苦雨齋」;東廂房改為他的藏書庫……
 
  周作人除了翻蓋房屋,他又購買了大門對面的一塊公地修建車庫,購置了左鄰的兩座小住宅。從此,凡家中的傢俱、什物都去日本人開的商店買,家中不論大小生病都要請日本醫生治,過生日、過滿月都要慶賀,終日車水馬龍宴席不斷,好一番高官厚祿的政客生活!
  
  只是好景不長,他任偽教育督辦兩年後,即被罷了官,只保留一個國府委員的閑職。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將他逮捕,被解往南京關押,成為階下囚。其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其家屬被趕到後院北房居住,其他大部分房屋被國民黨政府軍隊佔用。
  
   1949年,即將倒臺的南京政府將周作人取保釋放,輾轉返回北方(後經北京市法院判決剝奪其政治權利)。由於一家生活無著,周作人開始以筆名 在報刊上發表小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以及書籍;出版總署為了用其所長,邀他翻譯希臘文學作品,每月預支他部分稿費以維持生活。後因其妻 信子患病,醫藥費大增,他不得已將自己記載了68年的日記賣給國家(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
  
  八道灣舊住址自49年後,即由解 放軍一個連隊進駐。許廣平從上海遷居北京後不久,曾邀周建人同往察看。在後院的大槐樹下,許廣平向住在院裡的人們說:「這所住宅中原屬周作人的房產已沒收 歸公,屬於魯迅和周建人的房產,已捐獻給國家。」她邊說邊環視院子一週又接著說:「我們把房子捐獻給國家了,但是周恩來總理表示,今後這裡將闢為紀念魯迅 的場所,建立一所魯迅小學。」許廣平講後,周建人頻頻點頭稱是。當時我家也住在這裡,許廣平還親自托付我母親幫助關心這所院子的變化。
  
   自從房管部門接管這所院子後,解放軍退出,陸續搬來許多住戶,從此形成了一個居民大雜院。周作人一家也同一般住戶一樣,每月交納住房租金。他為了維持生 活,在這嘈雜的環境裡,仍然伏案譯著。這時信子患病,時常與他爭吵,他向政府申請恢復選舉權也未獲准,這使他深感淒苦,自稱是「壽則多辱」。
  
   信子病逝不久,他為了縮減開支,立即辭退了女僕張淑貞,辭信云:「近來因開支增加,每月須要付房租,並寄西安補助費,對於你處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 通知,尚祈原諒是幸。」這位往日清高、講究禮遇的周作人,雖已窮困潦倒,仍然不能採取當面講明的辦法,還須運筆致函,表現了他長期書寫的習慣和士大夫氣習 之深。
  
  周作人心緒稍加調整,又開始了一項新的寫作計畫——翻譯希臘作家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這是一部比較深奧的作品,譯起來比較費力,但這是他多年來的宿願,決心奮力而為。
  
   他終於在80歲高齡之時完成了這一心願,這部共20篇、計48萬字的《對話集》被寫進了他的遺囑之中,書云:「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 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 知之。」可見此舉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此時的他已是身心疲憊、身患前列腺腫瘤的老人,自以為可以平靜地告別人世了,不料在他的生命之舟即將駛到盡頭之時,又 遭到了滅頂之災。
  
  「文革」風暴開始後,1966年8月24日,一群紅衛兵衝進了這座宅院,宣布對周作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把他住的榻榻米臥室砸得稀巴爛,全家被洗劫一空。
  
   周作人被趕到院子裡,跪在地上接受批鬥,手持皮帶的紅衛兵邊打邊審,迫他老實交待罪行。他們為了留住周作人的「活口」,又把他的獨生子周豐一揪來陪鬥。 這些人將周豐一綁住雙手,推倒在地,連踢帶打,被打破的衣衫浸滿血跡,人被打暈過去又被大雨澆醒過來,再鬥再打,不讓有喘息的機會。一個紅衛兵在拷問中, 還把周豐一的手錶掠下來帶在自己手上……
  
  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了這一切,也暈了過去。紅衛兵們把他攆到狹小潮濕的洗澡間裡, 令其躺在地下木板上,只給玉米麵粥充飢。他身穿黑布衣,上挂寫著他名字的白布條,並且任憑人們在窗外觀看和辱罵。後來,紅衛兵們為了製造聲勢,擴大「戰 果」,又把其他「專政」對象也集合起來遊街示眾。遊街時的周作人已無人色,脖子上掛著沈重的大牌子,更無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邊呻吟邊爬行……歷經多次折 磨的周作人,曾多次暗求家人給他安眠藥,渴望盡快了此一生,但未能如願。直至1967年5月6日他才算結束了一生。此時此刻無一人在其身邊,當人發現他死 後通知其家屬前去收屍送火化場,連骨灰也沒有准許收取。
  
  周作人逝世後,有人竟藉此編造了一個謊言,詭稱:在周作人逝世後,曾給親友「寄去訃聞」,但親友接到後考慮再三,「沒有參加追悼」等等。而凡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會清楚,在驚心動魄的十年浩劫中,有誰會為一個「反革命分子」發訃聞、開追悼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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