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進攻日本緣何失利？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國書中，對這次遣使的目的講的極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麗，舉國來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將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圖之」。被日本以書辭無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此後幾經出使，均被日本拒絕。
　　
　　從至元十年（1273）起，忽必烈開始著手部署征日戰爭。至元十年四月，耽羅島林衍起義，反對高麗王的統治，忽必烈乘機派元軍駐高麗。之後，元軍於耽羅島設招討司，駐紮鎮邊軍一千七百人，從而控制了日本與南宋間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軍可以全力進攻日本。隨後，忽必烈召忻都、金方慶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議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命令高麗王造艦九百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慶負責建造；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負責建造，並規定於正月十五日動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軍艦完工，上報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東征日本。聯軍的核心是蒙元部隊計有蒙漢軍二萬人、高麗軍五千六百人，加上高麗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萬二千三百人，由征東都元帥忻都、右副帥洪茶丘、左副帥劉復亨統帥，八月出發。
　　
　　當時的蒙古軍隊經過成吉思汗的訓練，軍紀森嚴，每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各為一個戰鬥隊，每隊設一長率領，組織極為嚴密，因此英勇善戰，戰鬥力很強。此外，元朝當時的火器使用技術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曾經威鎮歐洲,所以火炮作為此次征日作戰的秘密武器,出現在元軍的戰鬥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隊的基礎是守、介地頭制（莊頭制），是源賴朝建立幕府時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頭職的武士，多為有功於歷代將軍或執權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馬大權的最高行政長官，但從其品秩看，也不過是從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級官員；地頭，是管理公私土地進行徵稅的官吏，並對其管理的土地擁有警察權，其職位更低，隸屬於守。他們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積大小，蓄養私兵。某一守率隊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為該守部隊的骨幹隨同出陣，守所轄的地頭，亦率其家人、郎黨自成一隊，歸守指揮。這種主從關係構成的部隊，組織鞏固，不易潰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於君主馬前為榮，因此戰鬥力頗強。但是，這種隊伍又各自為戰，指揮不統一，戰鬥時偏重於一騎對一騎的單打獨鬥方式，因此戰鬥幾乎是混亂、無組織、無紀律的，不易於指揮，無戰術可言，根本無法和元軍相抗衡，整體戰力相當弱。
　　
　　至元十一年（1274）侵日元軍在忻都、洪茶丘、劉復亨三將的指揮下，十月三日從高麗合埔（今韓國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駛向對馬。十月五日逼近對馬島。當地地頭宗馬允助國，召集八十餘騎弛向元軍登陸據點，雙方展開激戰。由於眾寡懸殊，宗馬允助國及其嫡子養子共12人戰死，對馬守護軍全部被殲，六日佔領對馬島。也有史料記載宗馬允助國是在壹歧島戰死。十四日傍晚，元軍攻入壹岐島。元軍二船約四百人先行登陸，部隊上陸列好隊伍後即立赤旗為標記，與守護軍左衛門尉平經高（平內左衛門景隆）所率領的百餘騎激戰。經高軍戰鬥不利，退於城內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經高自殺殉城。十六日，元軍逼近了肥前沿海島嶼及西北沿海一帶。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區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長崎和佐賀兩縣。當時日本也是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設立總督府——太宰府，負責九州的軍事防衛和國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區實際上是日本對外交流的窗口，多次受到外來文化的侵蝕和軍事力量的打擊，而它的佐世葆軍港，至今還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重要基地，至於長崎，相信誰也不會忘記落在它頭上的那顆原子彈帶給世人的震驚。
　　
　　大宰府西守護所少貳兼任「三前二島」守護籐原經資得到元軍進攻對馬的戰報後，一邊上報幕府，一邊部署防禦。而戰報在十月十七曰方送到鐮倉幕府，十八曰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對馬島為元軍所佔領，而這時，元日第一次戰鬥已經結束了。從這一情況來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對元軍侵日戰爭，沒有任何具體的部署和指揮，戰鬥主要在大宰府少貳籐原經資的指揮下進行的。
　　
　　元軍並沒有在肥前登陸向縱深發展，而是把主力轉移向博多灣。十月十九日，元軍艦隊進攻博多灣，殺散海濱守軍佔領今津一帶。由於今津一帶地形不利於大部隊展開作戰，且距離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軍當晚回到船上，準備次日進攻大宰府。
　　
　　二十曰晨，元軍展開登陸戰，一部元軍從博多灣西部百道源濱海一帶登陸，昨晚已在此佈陣的第一線指揮籐原景資所率領的五百騎兵，並沒有趁元軍登陸半途截擊，而是在元軍登陸整頓好隊型後，方才按日本當時會戰的慣例，由主攻部隊放「鳴鏑」表示進攻開始，這種戰術不過是中國春秋時期宋襄公的翻版罷了。日軍由一名武士單騎溺戰，衝在前邊，大隊騎兵隨後衝殺。當日本武士騎兵部隊逼近時，元軍鼓聲大作，殺聲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轟鳴，日本武士對元軍的戰術，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心驚膽戰，戰馬驚恐不前；兩軍剛一接觸，日本武士軍隊便死傷嚴重，百道源戰場日軍「伏屍如麻」，元軍很快推進至鹿原。
　　
　　另一部元軍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阪，肥後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騎與元軍展開戰鬥。大宰府少貳籐原經資所率領的武士部隊，按一族一門的戰鬥組織形式，輪番與佔領赤阪的元軍進行殊死戰鬥，終於迫使這部分元軍向鹿原方向後撤。火炮在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元軍撤退時，肥後武士竹崎季長率自己的族人四騎，尾追元軍，負傷落馬僥倖未死。元日戰後，竹崎季長以自己參加戰鬥的經驗和目睹實況為基礎，繪畫《蒙古襲來繪詞》一卷，為研究元日戰爭留下了比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畫的左面，畫有一個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鐵火炮，說明火炮在這次戰爭中的應用。《太平記》中也記載：「擊鼓之後，兵刀相接，拋射出球形鐵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車輪，聲震如霹靂，光閃似閃電，一次可發射兩三個彈丸，曰本兵被燒害者多人，城上倉庫著火，本應扑滅，但無暇顧及。」
　　
　　鹿原及鳥飼一帶的元軍，繼續登陸，擴大佔領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黨、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隊武士，先後趕到戰場，一隊一隊輪番進攻元軍。儘管武士軍隊人數不少，但就每一隊而言，都教元軍為少，因而死傷慘重。
　　
　　這時，另一部分元軍從博多灣東部箱崎方向登陸，佔領岸邊松林，從背後夾擊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本武士。該地守軍大友賴泰的武士隊伍經不起元軍的夾擊，開始向東南方撤退。由於大友賴泰部隊的撤退，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軍腹背受敵，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軍與日軍激戰了一整天，近傍晚時候，博多灣箱崎等地先後落入元軍之手，日軍被迫全軍撤退，但元軍緊緊咬住不放，隨著撤退的曰軍節節進逼。元軍左副帥、作戰指揮劉復亨為了更好地指揮作戰，從高坡走下騎馬前進。這個情況被日軍前線指揮籐原景資發覺，他立即引馬搭箭，將其射落馬下。元軍統帥受傷，使進攻的勢頭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進攻。這時，日軍方擺脫元軍的追擊，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軍撤退後，沒有來得及逃走的老幼婦女，被俘近一千五百餘人。
　　
　　夜幕降臨後，戰鬥基本停止，受傷的左副帥劉復亨，先行上船。元軍統帥忻都召集其餘將領討論明天的軍事行動。經過一天的戰鬥，元軍對日本武士的勇猛戰鬥，頗有懼意，而且對一隊隊參戰的武士部隊難以估計其準確數字，以為數倍於元軍。同時元軍雖然佔領了灘頭陣地，但死傷不少，兵疲矢盡，並且統帥受傷，這些對久經戰陣的元軍統帥忻都產生了影響，從而不能準確地判斷出戰爭雙方的形勢。高麗軍將領金方慶比較冷靜，他看到當時的戰爭形勢對元軍比較有利，只要堅持苦戰，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陣地以待援軍。所以，他建議：「我軍雖少，但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計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決了金方慶的意見，他認為：「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計也，不若班師。」於是忻都決定，全軍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師。
　　
　　如果元軍就此班師回去，到也不算失敗，頂多是打個平手，但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忻都決定班師的前一天晚上，博多灣出現了罕見的颱風暴雨。日本群島四面環海，除東北部沿海外，均被來自熱帶太平洋的暖流所環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潮，氣候形成較溫和潮濕的海洋性季風氣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間，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颱風襲擊；博多灣恰好正位於颱風的襲擊區內，恰好就在元軍準備回國的最後時刻，颱風也恰好趕到了。
　　
　　由於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後，颱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元軍死亡兵卒達1.35萬人。日本史書則稱之為「文永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軍在大宰府水城列陣，但不見元軍進攻，派出偵察人員始知博多海面已無元軍船隻，元軍撤退了。日本朝野對突如其來的颱風趕走元軍十分驚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拜神活動，稱為「神風」。此後「神風」一詞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軍入侵日本的目的，在於威嚇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無滅日的決心。忻都等元軍統帥利用忽必烈的這種想法，巧妙地掩飾了遭風敗退的事情，以「入其國敗之」的戰績，上報世祖。忽必烈信以為真，認為日軍在元軍的打擊下，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必將立刻與元通好。因此，大賞征日有功將士，同時決定派出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攜帶國書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繞過大宰府，直抵長門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縣），企圖順利地闖過關卡，到達京都或鐮倉。但長門守護卻將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後上報幕府。北條時宗得到此消息後，立命將元使送至鐮倉。然而，北條時宗，既無接受國書，也不考慮其他後果，下令將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餘人斬首於鐮倉龍口，只放逐了四名高麗船員。
　　
　　五年以後，元世祖忽必烈再次部署遠征日本，後仍因颱風以失敗告終，而且損失慘重。


連接：

忽必烈遠征日本失利之謎

　　忽必烈的第一次遠征日本

歷史記載，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命風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900艘戰船，1.5萬名士兵，遠征日本。元軍在戰爭開始階段取得了很多輝煌戰果。

井上靖這樣記載：蒙古於「公元1274年10月初，佔領了對馬、壹岐兩島，繼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軍處於不利，不得不暫時退卻到大宰府附近。元軍雖然趕走了日軍，但不在陸地宿營，夜間仍回船艦。當元軍回到船艦後，恰遇當夜有暴風雨，元艦沉沒兩百餘只，所餘元軍撤退，日本才免於難。」

颱風乍起之時，當時由於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後，颱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元軍死亡兵卒達1.35萬人。日本史書則稱之為「文水之役」。

第二天早晨，日軍在大宰府水城列陣，但不見元軍進攻，派出偵察人員始知博多海面已無元軍船隻，元軍撤退了。

　　忽必烈第二次東征日本

及至公元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殺使臣為由，結集南宋新附軍10萬人組成一支大軍遠征日本。然而，日本守軍已有前次抗擊蒙古的經驗，他們在箱崎、今津等處沿岸構筑防禦工事，並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與東征元軍進行了激烈戰鬥。蒙古軍隊沒有看到勝利的希望。兩個月之後，一場巨大的颱風襲擊了庫樹海岸，蒙古軍再次企圖撤入海上，但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在此次颱風襲擊下，蒙古東路軍損失1/3，江南軍損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殺或溺死。

　　美國考古學家發現蒙古戰艦

美國得克薩斯州農業機械大學的考古學家蘭德爾·佐佐木對1981年從高島附近海底打撈上來的700多塊蒙古戰艦殘骸進行了仔細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戰艦龍骨上的鉚釘過於密集，甚至有時在同一個地方有五六個鉚釘。這說明，這些肋材在造船時曾反覆使用，而且很多龍骨本身質量就很低劣。」

當時，造船工業發達的中國江南及沿海地區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區仍在南宋軍隊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將造船的任務交給技術較為落後的高麗人。一方面，高麗對於造船很反感，認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會要求高麗參戰，這必將給高麗人帶來沈重的負擔。另一方面，讓造船技術落後的高麗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忽必烈強壓的任務實屬難事。高麗人只得在匆忙間敷衍了事，這些艦船的質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戰船不適於航海作戰

至於船艦的設計，據史料記載，1281年蒙古軍隊的大多數戰艦都是平底河船，採用了當時較為流行的水密隔艙設置，但是此種結構並不適於航海作戰。

所謂水密隔艙，就是用隔艙板把船艙分成互不相通的一個一個艙區，艙數一般為8或13個。它大約發明於唐代，宋以後被普遍採用。雖然該結構便於船上分艙，有利於元軍在航海途中進行軍需品的管理和裝卸，但是艙板結構取代了加設肋骨的工藝，簡化了主體結構，削弱了船舶整體的橫向強度。

佐佐木還發現：戰艦殘骸的碎片沒有一塊超過3米，大多數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間。他據此推測，蒙古戰船可能採用了類似新安古船的一種「魚鱗式」船殼結構形式。其船殼板之間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這種結構在巨浪的拍擊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對沉船遺址的現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夠藉助聲納和探地雷達，得以更深入地瞭解當時蒙古的造船技藝，進而破解沉船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