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公元2007年4月27日，和歷平成19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決定。
上午，五名二戰期間被劫掠到日本西松建設公司的中國勞工申訴案，被日本最高法院第二法庭裁定終審敗訴。法庭承認「強制性傷害對當事人造成了極大身心痛苦」，但是，「受害者申訴的權利已經在1972年被《日中共同聲明》的相關條款終止了」，法庭對此無義務，建議申訴方與西松建設協商解決補償問題。上午還有三件中國人的申訴因同樣原因終審敗訴：劉連仁案、95年最早提起申訴的慰安婦案（日本稱第一慰安婦案）和福岡強制勞工案。下午，同法院第一法庭再以同樣理由裁定96年提起訴訟的兩名中國籍慰安婦申訴案終審敗訴。與部分勞工賠償案不同，所有慰安婦案都不具有協商的可能。
近十年，日本各地的各級法院作出過30多次與戰爭賠償相關的敗訴裁定。耐人尋味的是，在裁定中國人申訴案敗訴時都刻意迴避使用《日中共同聲明》的免賠條款。東京高等法院就第二慰安婦案二審裁定時，甚至荒繆地引用1952年國民政府簽署的《日華和平條約》的免賠條款作為敗訴依據。這證明在日本政界的潛意識中，他們認可中共簽署的《日中共同聲明》如同見不得陽關、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冰雕，是一件來歷不正的豪華政治陳設品。
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日本最高法院斷然要求《日中共同聲明》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試圖達成重大的政治性突破。拋出《日中共同聲明》等同於把中共推到了人權審判的前臺，日本終於開始公開要求籤署免賠條約的中共政權分擔相關的人權責難。這樣一來，中國人對日本戰爭責任的申訴，被日本演化成了對中國人就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詰問。因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是其簽署的《日中共同聲明》具備法律效力的前提。如果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必須要服從中共簽署的免除戰爭賠償條款的約束。《讀賣新聞》在次日的社論中指出，既然締結的是和平條約，就意味著包括戰爭賠償在內的所有戰爭問題全部得到了了結，「這是國際常識」。所以，中共外交部在小范圍內對判決理由極度氣急敗壞是可以理解的。
此次判決不僅為尚處於審理期的中國人的相關訴訟指明了辯護方向，即追究日本戰爭責任必須以顛覆中共政權所謂的國際合法性為前提。同時，此次裁定把中日曆史問題與世界國際關係的現狀捆綁起來的意圖，也導致其政治影響力超越了日中雙邊的範圍。把此次裁定與本屆日本首相初訪美國在時間上的高度同步聯繫起來，可以發現，日本的空手道功夫不聲不響地回擊了來自美國政界有關慰安婦的人權組合拳。畢竟《日中共同聲明》是美國尼克松政府突擊承認中共政權的副產品，而中共掌權後實施的人權災難規模不僅遠超過了日本侵華，更是持續中的現實。
在同一天，中共外交部長易人。中共對日美關係的整合需要對此次人事調整的影響巨大，發生在人大會期間之外的異例調整更令外界矚目。這把中共的內政危機與外務困局生動地聯繫了起來。兩週前，日本成功迫使到訪的溫家寶把歷史問題「束之高閣」（ＮＨＫ報導標題），因為執政危機迫使中共在對外方面持續處於劣勢。這證明安倍晉三成功破冰，民意支持率由此大漲近十個百分點，而溫家寶任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雙方面對的本非同一塊冰，中共根本無力破除自己面前的堅冰，只能為協助日本融冰奉獻余熱。據溫家寶披露，在日本國會講話後，他曾給母親打電話徵詢看法。一個人在什麼樣的心理狀態下需要家人的肯定呢？內憂外困中的中共第四代要員如同惶恐不安、滿懷委屈的孩子，說明中共對日策略越發空洞化。
在多黨政治時代，一黨專制的外交無論如何更換出演者，即使被稱為新思維也絕無可能迎來新結果。如同被重新啟動的光華寮問題，無視執政的合法性，中日關係中所有衝突都只能是死循環。中共似乎也有參與外交競爭的慾望，但是一黨專制的執政身份決定它必須馱著對手一起跑。經過多年試探，中共對日關係在胡溫這一代再次轉入了全面防禦，但是現在卻並非是日本盤點收益的時候。我相信美國利益遲早需要全面否定與中共的建交，如同布希總統兩年前對《雅爾塔協議》的非難。對此日本特別需要做好應變的準備，這回趕不上點就沒有補救的機會了。
訪日期間，溫家寶特意趕到東京的一個公園打了兩圈太極拳，似乎要向外界傳遞什麼深奧的政治信息。現在他的政權被日本法院作為擋箭牌拎上了歷史審判的被告席，為他提供了一個施展太極推手功夫的國際大舞臺。可見，在國際關係這個政治最高級競技領域，故弄玄虛地搞假大空只能自取其辱。胡溫紛紛延緩和縮短訪日行程，相信他們內心很明瞭，日本因素已經深刻地滲透進了中共權力格局，自己有淪為中日問題的政治人質的危險。這種新的危機意識恐怕才是所謂對日新思維的胚體。如果真想避險，要麼下野移民，要麼推進多黨民主化。沒有其他出路。
不埋葬一黨專制，就會被一黨專制所埋葬。進入2007年後，中國民主派政黨相繼召開了黨大會。如香港民主黨、中國工黨、中國社會民主黨和國民黨（臺灣）。徐文立先生推動的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大會也在積極籌備中。為了應對內外壓力，民主黨派成員在時隔35年後再次被中共當局擺上了正部長的職位。多黨政治在中國已經勢不可擋，這是復興中國外交的基石。
溫家寶行色匆匆的對日新思維之旅結束了，如同徐志摩當年作別英倫諸島一樣永遠地離開了東瀛諸島。無論在東京還是返回北京，他都無法贏得歡呼，比《皇帝的新裝》的主角還要艱難。如果皇帝知道自己是一絲不掛，絕對不會出門，還會毫不遲疑地把裁縫匠投入監牢。而溫家寶首先是自欺，雖然對一無所獲的結局一清二楚，卻仍然要維持著滿載而歸的笑臉，為學術裁縫們的餿主意背書。欺騙與被欺騙就是中共所謂感情外交的要求，那麼就借用新月派感情騙子的虛幻之美，為溫相的日本新思維之夢添一抹春意吧！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上午，五名二戰期間被劫掠到日本西松建設公司的中國勞工申訴案，被日本最高法院第二法庭裁定終審敗訴。法庭承認「強制性傷害對當事人造成了極大身心痛苦」，但是，「受害者申訴的權利已經在1972年被《日中共同聲明》的相關條款終止了」，法庭對此無義務，建議申訴方與西松建設協商解決補償問題。上午還有三件中國人的申訴因同樣原因終審敗訴：劉連仁案、95年最早提起申訴的慰安婦案（日本稱第一慰安婦案）和福岡強制勞工案。下午，同法院第一法庭再以同樣理由裁定96年提起訴訟的兩名中國籍慰安婦申訴案終審敗訴。與部分勞工賠償案不同，所有慰安婦案都不具有協商的可能。
近十年，日本各地的各級法院作出過30多次與戰爭賠償相關的敗訴裁定。耐人尋味的是，在裁定中國人申訴案敗訴時都刻意迴避使用《日中共同聲明》的免賠條款。東京高等法院就第二慰安婦案二審裁定時，甚至荒繆地引用1952年國民政府簽署的《日華和平條約》的免賠條款作為敗訴依據。這證明在日本政界的潛意識中，他們認可中共簽署的《日中共同聲明》如同見不得陽關、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冰雕，是一件來歷不正的豪華政治陳設品。
引人注目的是，此次日本最高法院斷然要求《日中共同聲明》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試圖達成重大的政治性突破。拋出《日中共同聲明》等同於把中共推到了人權審判的前臺，日本終於開始公開要求籤署免賠條約的中共政權分擔相關的人權責難。這樣一來，中國人對日本戰爭責任的申訴，被日本演化成了對中國人就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詰問。因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是其簽署的《日中共同聲明》具備法律效力的前提。如果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必須要服從中共簽署的免除戰爭賠償條款的約束。《讀賣新聞》在次日的社論中指出，既然締結的是和平條約，就意味著包括戰爭賠償在內的所有戰爭問題全部得到了了結，「這是國際常識」。所以，中共外交部在小范圍內對判決理由極度氣急敗壞是可以理解的。
此次判決不僅為尚處於審理期的中國人的相關訴訟指明了辯護方向，即追究日本戰爭責任必須以顛覆中共政權所謂的國際合法性為前提。同時，此次裁定把中日曆史問題與世界國際關係的現狀捆綁起來的意圖，也導致其政治影響力超越了日中雙邊的範圍。把此次裁定與本屆日本首相初訪美國在時間上的高度同步聯繫起來，可以發現，日本的空手道功夫不聲不響地回擊了來自美國政界有關慰安婦的人權組合拳。畢竟《日中共同聲明》是美國尼克松政府突擊承認中共政權的副產品，而中共掌權後實施的人權災難規模不僅遠超過了日本侵華，更是持續中的現實。
在同一天，中共外交部長易人。中共對日美關係的整合需要對此次人事調整的影響巨大，發生在人大會期間之外的異例調整更令外界矚目。這把中共的內政危機與外務困局生動地聯繫了起來。兩週前，日本成功迫使到訪的溫家寶把歷史問題「束之高閣」（ＮＨＫ報導標題），因為執政危機迫使中共在對外方面持續處於劣勢。這證明安倍晉三成功破冰，民意支持率由此大漲近十個百分點，而溫家寶任何成果也不可能得到。雙方面對的本非同一塊冰，中共根本無力破除自己面前的堅冰，只能為協助日本融冰奉獻余熱。據溫家寶披露，在日本國會講話後，他曾給母親打電話徵詢看法。一個人在什麼樣的心理狀態下需要家人的肯定呢？內憂外困中的中共第四代要員如同惶恐不安、滿懷委屈的孩子，說明中共對日策略越發空洞化。
在多黨政治時代，一黨專制的外交無論如何更換出演者，即使被稱為新思維也絕無可能迎來新結果。如同被重新啟動的光華寮問題，無視執政的合法性，中日關係中所有衝突都只能是死循環。中共似乎也有參與外交競爭的慾望，但是一黨專制的執政身份決定它必須馱著對手一起跑。經過多年試探，中共對日關係在胡溫這一代再次轉入了全面防禦，但是現在卻並非是日本盤點收益的時候。我相信美國利益遲早需要全面否定與中共的建交，如同布希總統兩年前對《雅爾塔協議》的非難。對此日本特別需要做好應變的準備，這回趕不上點就沒有補救的機會了。
訪日期間，溫家寶特意趕到東京的一個公園打了兩圈太極拳，似乎要向外界傳遞什麼深奧的政治信息。現在他的政權被日本法院作為擋箭牌拎上了歷史審判的被告席，為他提供了一個施展太極推手功夫的國際大舞臺。可見，在國際關係這個政治最高級競技領域，故弄玄虛地搞假大空只能自取其辱。胡溫紛紛延緩和縮短訪日行程，相信他們內心很明瞭，日本因素已經深刻地滲透進了中共權力格局，自己有淪為中日問題的政治人質的危險。這種新的危機意識恐怕才是所謂對日新思維的胚體。如果真想避險，要麼下野移民，要麼推進多黨民主化。沒有其他出路。
不埋葬一黨專制，就會被一黨專制所埋葬。進入2007年後，中國民主派政黨相繼召開了黨大會。如香港民主黨、中國工黨、中國社會民主黨和國民黨（臺灣）。徐文立先生推動的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大會也在積極籌備中。為了應對內外壓力，民主黨派成員在時隔35年後再次被中共當局擺上了正部長的職位。多黨政治在中國已經勢不可擋，這是復興中國外交的基石。
溫家寶行色匆匆的對日新思維之旅結束了，如同徐志摩當年作別英倫諸島一樣永遠地離開了東瀛諸島。無論在東京還是返回北京，他都無法贏得歡呼，比《皇帝的新裝》的主角還要艱難。如果皇帝知道自己是一絲不掛，絕對不會出門，還會毫不遲疑地把裁縫匠投入監牢。而溫家寶首先是自欺，雖然對一無所獲的結局一清二楚，卻仍然要維持著滿載而歸的笑臉，為學術裁縫們的餿主意背書。欺騙與被欺騙就是中共所謂感情外交的要求，那麼就借用新月派感情騙子的虛幻之美，為溫相的日本新思維之夢添一抹春意吧！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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