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6月7日，在絕食4天後，我被北京市看守所轉進了設在公安醫院地下室的病犯區。8月25日，嚴管一週後我被轉到小囚室。這裡有4個床位，只有一個囚犯。我被四肢固定在20號床，19號床上同樣固定著一位瘦骨嶙峋、赤身裸體的法輪功老人。我永遠難以逼真地描述出所看到的情景，首先你應該建立起耄耋老人枯槁的面容形象，然後是非洲飢民乾癟的軀乾和四肢，膚色換成黃黑色，再把這些安置在陰森可怖的中世紀刑訊室和血腥扑面的法西斯解剖臺的混合背景中：血跡斑斑的軀體，厚重的水泥牆，鐵窗下兩副扣入皮肉的手銬，一套鏽跡斑斑的重鐐，燈光下一個瘦小骨架在鐵床上被四肢分開、上下拉直，凌亂的輸液架上垂著滴血的針頭，最後你還需要建立起20年前公共廁所的視覺和嗅覺，床上、牆上、地上和老者身上滿是糞便、污漬。並且還有一群戴著口罩的打手虎視眈眈地圍著你。如果能夠把這些同步合成起來，你腦海中閃現出來的畫面就比較接近於我當時的所見了。
爲了抗議中共1999年頒布的鎮壓令，當年7月21日老人在天安門廣場呼喊了抗議口號。
被天安門治安處關押後，老人據理力爭，自然毫無效果，遂決心以死相抗，堅持絕食絕水，也拒絕輸液和鼻飼。8月初，奄奄一息的老人被轉進病犯區。老人身上的血跡多半是輸液針孔。病犯區的護士在拔下輸液針頭後未必會使用止血棉球，甚至會拽著一米來長的輸液管把針頭連同固定膠紙一起扯下來，這些我都親身領教過。護士曾給老人皮下埋入過靜脈輸液套管針，也曾有護士在我身上試用過，是一種帶柔質針頭的套管，刺入血管後用膠帶固定，輸液時輸液針頭由尾部套入，埋入後可以反覆使用多日，容易引起嚴重的皮下出血，輸液完畢尾部需要封堵處理。當時老人在反抗中掙脫了針頭，護士和看守扭頭走了，由於套管針的作用血流不止，數十分鐘後才有護士過來處理。「滿地都是血，陪號的說夠做塊血豆腐了，現在身上這點血根本不算什麼」，老人似乎對任何虐待都不感到意外。
對於長期絕食的人來說，說話是很費力氣的事情。在斷斷續續的攀談中，老人無意間說起自己有70多歲，姓名和住址始終都沒有透露。他有明顯的東北口音，但是否認自己是東北人，應該是真的。因爲擔心家人受到株連，被捕的法輪功修行者不主動透露任何個人情況，他／她們的信仰也不允許編造。並不抱生還希望的老人很認真地對我說，自己來北京前就做好了坐牢的準備，沒有任何行李，被捕時押收的物品只有一塊手錶和一雙皮鞋。談起那塊手錶，了無牽掛的老人似乎有些感傷。表是老人父親的遺物，那個時代任何品牌的手錶大概都是多數現在的中國人無力購買的，而現在的中國也不是多數當時的中國人所能預料的。
調號的目的很明顯。我在年初決定，如果「64」前不能獲釋，我將從「64」開始進行100天的抗議恐怖主義的絕食，恰好到「911」爲止，而且當年的 「64」是端午，「911」是中秋。爲準備這次絕食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由於國保隊不滿意我的不合作，家人沒有收到我的逮捕證，始終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也不能像其他囚犯那樣正常地得到家人的經濟支援，這些都使我異常痛恨這個辦案機構。在1月份的短期絕食抗議後，看守所允許我不限量進食，主要是玉米麵窩頭，還爭取到了鍛練身體的權利。下午的「坐板」時間裏，我和號頭先後在牢門前的水泥地上做厭氧運動。轉進病犯區後，我接受輸液，但是拒絕鼻飼。我一直堅持在雙手被銬的狀態輸液，爲隨時可能出現的嚴管做適應準備。
在這次調號之前，由於傷了一位副科長的面子，我經歷了一週嚴管，其間四肢始終被銬在床上。雖然強行下了鼻飼管，但是看守接受了不鼻飼的建議，因爲這樣最痛苦。其間我找到瞭解決排泄的方法。此次絕食最困難的時期是從第三週開始的50天，以及被嚴管的日子。絕食80天後，四肢被銬著過夜是很痛苦的經歷，而且看守有意沒有拴死手銬，鋼片很快就勒進了肉裡，雙腕的傷痕至今可見。但是熬過一週後，人的適應能力開始發揮作用了。公安醫院對絕食者的感受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總能在你剛剛適應了變化後及時地作出新的調整。調號後，開始對我強行鼻飼，引起了嚴重的腹瀉。最痛苦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我對最後兩週的絕食很有信心，完全沒有放棄的打算。但是，幾天後發生的一件事迫使我作出了調整。
那天下午，老人出現了腹瀉，護工姚某竟然用清掃廁所的墩布清理老人的下身。我怒不可遏、破口大罵。姚某是護工頭，據說是公安醫院總護士長的保姆介紹的。他當然不甘示弱，不過還是停下手悻悻地走了。我向看守和醫護提出抗議，但是無濟於事。他／她們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我說完，然後揚長而去。長期絕食者出現腹瀉是危險症狀，但是所有人對老人的命運都表現得漠不關心，甚至因爲老人增加了他／她們的工作量而加以傷害，即使有惻隱之心也不敢流露出來。我當然更沒有拯救老人命運的能力，但是至少應該幫他干乾淨淨地去和父親會面，讓上個時代的人不至於對今天的中國人過於失望。
我向監管科孔科長提出可以接受鼻飼，同時要求換到老人的鄰床，以便照顧老人。他們沒有同意我換床，但是把老人的床向我這邊移近了一些。由於配合鼻飼，白天我的雙手被放開，晚上也只銬一隻手。我得以探著身體爲老人接尿、擦拭、蓋被子。被捕後老人就沒有洗過臉，身上很難受，我要求爲老人洗澡，獲准。洗好後我已是呼吸困難、大汗淋漓。此後老人堅持對我以兄弟相稱。雖然體力嚴重不足，我還是堅持每天爲老人打水擦身。幾天後，有個看守過來對我說：「吳一然，你不錯」，有些意外，因爲就是同一個看守曾經威脅過我不要干涉他們懲罰老人，當時老人疼得大聲喊叫。漸漸地有護工開始勸說老人接受鼻飼，一部分護士的言語也變得和緩或保持了更多忍耐性的沉默，老人的床單、被罩都更換了，牆壁和地面也清掃乾淨了。仍然看不到同情，但是部分人似乎開始有勇氣表現出一些耐心，不再競賽凶狠，而且其中相當的一部分保持了下來。我提醒能走動的人，法輪功問題會成爲歷史的一部分，萬一老人去世對誰都沒有好處，對方大都會抱怨自己的無奈。
幾天後，朝陽區看守所送來一個搶劫犯，被安置在老人的鄰床。他叫於臣，黑龍江省某林場人，殺傷4人。他願意接替我照顧老人，我得以恢復自己的抗議。在醫院連續開出病危通知後，老人在10月中旬被帶走了。奄奄一息的老人是護工姚某用輪椅推出囚室的，經過我的床位時，我們的手握在了一起。過後，姚某特意過來告訴我，「真回家了，來的是外地警察，車是往火車站開的」。後來也有公職人員主動這樣說起過。我當然希望如此，雖然回家後也並不能擺脫傷害，但是老人至少可以拿回父親的手錶了。此前，爲了紀念與不知名老人的患難相逢，我把絕食抗議延長了29天，直到雙十節，那天是辛亥革命勝利92週年。中共狹小的囚室難以容納下任何一個齷齪囚徒對親情的眷戀，但是卻足以見證一個民族的滄桑，這種現像在多數國家早已消失了。
（《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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