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專欄】當批判的武器面對信仰——四二五的啟示

 

曾經得心應手的武器

八年前的今天，4月25日，在中國的北京發生了一件大事。那一天，上萬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震驚了世界。三個月後，中共最高當局開始了對這一修煉群體的血腥鎮壓。對很多人來說，這件事情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影響，要很多年以後才能逐步看清。今天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就是這件事情的對今天的影響之一：被稱為中國革命兩桿子中的筆桿子，在過去的幾年中已經悄悄的喪失了批判的功能。中共對信仰團體和政治異見者的鎮壓由幾十年一貫的大批判退縮到了完全不敢公開的特務統治。

對打擊對象的大批判原本是中共用得最得心應手的武器。中共建政後所進行的所有政治運動，無論打擊的對象是反右運動中的知識階層，還是黨內鬥爭中的高崗、饒漱石，是桃園經驗中的「四不清」幹部，還是文革中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無一不是輿論先行大批判開道。就連「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爭奪正統名分和領導權的鬥爭都沒有例外。

失去功能的筆桿子

對法輪功的妖魔化宣傳顯然是中共最後一次全面使用批判的武器。從1999年7月20日開始，中共動用了所掌握的全部宣傳機器，對法輪功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大批判」。這個宣傳攻勢在頭兩個月是最高潮。由於「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的預期目標完全沒有達到，中共當局不知所措，宣傳一度失去目標、方向和勢頭。直到2001年，中共利用精心策劃的天安門自焚案再次組織進攻。這一次，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是「重新組織」了「高壓宣傳、暴力和洗腦轉化」三個方面的力量。在2001年全年的再次「批判」高潮過後，中共的宣傳機器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失去了動力。此後，在不為人注意的情況下，當局對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其他信仰團體和非中共的宗教團體的打壓，基本放棄了幾十年屢試不爽的「胡攪蠻纏講歪理」的做法，代之以秘密抓捕、秘密審判和黑幫打手的「公然不講理」的下三濫手法。

由於這個變化是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的過程中發生的，分析這一過程當可看出中共今天的敗局其實早在當年就已定了。

連兒女都說服不了的理論

中共所面對的困境首先是理論的貧乏。1999年已經是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失敗，從當年佔據歐洲半壁江山的「社會主義陣營」退縮到三四個國家的窘況，共產主義理論也早已徹底崩潰。中共的理論「權威」們，只有重複老祖宗陳詞濫調的膽量和水平，連兒女都說服不了。反法輪功的「大批判」不僅沒有了文革時「兩報一刊社論」的勢頭，也沒有了1989年4-26社論時「捍衛社會主義」 的高調。用於「批判」的工具包括經典的辯證唯物主義、無神論、「反邪教」、反「偽科學」、反「封建迷信」等烏合之眾。這些東西，連使用的人自己都不明白說的是什麼，更不要說要面對的是堅定的信仰了。

自相矛盾的「戰友」隊伍

而臨時拼湊出的使用「批判武器」的隊伍則更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的「‘法輪功’現象綜合研究課題組」到不信神信中共的官方宗教組織，從專門整人打棍子從不搞科研的「科學家」到一腦子漿糊的勞教所警察，從肉麻吹捧「中國各宗教之間無衝突是因為有了無神論的中共領導」的道教協會會長到信誓旦旦的要用「科學戰勝愚昧」 佛教協會副會長等等，不一而足。

這種互不兼容、自相矛盾的理論和隊伍，只能在配合專政工具短時間內將對手徹底打垮的情況下起作用，時間越長，漏洞越多，最後就成為諷刺笑話。不止一次，在「高級別」的批判會上，被一部分發言者猛烈批判的內容，正是坐在同一邊準備發言的同一戰壕「戰友」用來裝門面的信仰。當然，說者和聽者都不覺得是冒犯，畢竟在黨徽、道袍和袈裟下跳動的是同樣的「紅心」。

砍向自己的雙刃劍

中共面對的第二個無法逾越的障礙是無法打垮對手的堅定信仰。持續的「大批判」是一把雙刃劍。中共的統治之所以能維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民眾對它的恐懼心理。歷次政治運動除了打擊要打擊的對象外，對普通民眾加強「中共不可戰勝」的虛幻假象至關重要。任何迫害鎮壓民眾的行動，時間並不站在中共一邊，拖得越久對中共越不利。連續幾年的「大批判」，當然會扭曲民眾的觀念，造成對被迫害者的誤解甚至莫名的仇恨，但也會使人產生對中共鎮壓機器作用的懷疑，並在事實上釋出了被迫害者沒有屈服、還在頑強抵抗的信息，這個信息又會對其他被迫害團體起到不可估量的鼓舞作用。這樣，當局就在「批」還是「不批」這個問題上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批」，讓人看到這麼多年都沒能得到原計畫「三個月解決」的結果，凸顯當局無能；「不批」，眼看著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的「真相資料」而放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宣傳機器束手無策，還是凸顯當局無能。

其他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法輪功學員的「講真相」，《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如何給了中共「批判的武器」最後致命一擊等，因為篇幅有限，擬另寫專文討論。

不敢見人的另一桿子

中共兩桿子中的筆桿子本來有兩個功能，一是進攻性的「大批判」，一是防禦性的撒謊掩蓋。失去了批判武器的中共，其筆桿子的功能就只剩下撒謊掩蓋那一半。這就是最近整頓出版報刊市場、禁書、禁言、禁報導等一系列收緊言論做法的由來。另一方面，就是悄悄的使用另一桿子的暴力機器。一段時間以來，對不受中共直接操縱的民間團體、個人採用的手段都是如此。其表現包括抓人不敢通知家屬，開庭不敢公布時間，上訴不敢通知律師，警察扮成土匪打人，而會見歐洲議會副主席則變成「和反華勢力相勾結」，連法庭判決書都成了「國家機密」。當局對鄭怡春、杜導斌、張林、陳光誠、力虹、池建偉、嚴正學、曹東、高智晟等人的抓捕、判刑都是使用的這種操作方式，這是中共統治方式向地下轉型的實例。

踐踏自己制定的憲法法律，公然的執法犯法，從來就不是統治強大穩固的表現。放著現成的法律不用，而以那些不敢公布的「紅頭文件」來作依據，只能說明統治者的走投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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