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去世了，輿論的評價譭譽參半。比如，德國之聲發表評論《葉利欽辭世－從民主英雄到病夫治國》。文中評價說：「葉利欽雖然打碎了蘇聯獨裁性舊體制，卻沒有能力建立起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他在經濟上的徹底失敗也使得他的改革者形象嚴重受損。」
然而，對於一個仍然生活在獨裁製度下的異見者來說，無論他所主導的改革因技術操作的失誤而帶來多少弊端，但作為領導前蘇聯轉型的政治家，葉利欽的選擇在政治方向上是正確的。前蘇聯極權帝國的崩潰和冷戰的徹底結束，已經作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劃時代功績而載入人類進步的史冊。
首先，他與戈爾巴喬夫共同終結蘇聯極權帝國。儘管，由於蘇共黨內的權力之爭，葉利欽被戈爾巴喬夫清除出黨，但他由此走向與舊體制的徹底決裂，恰恰是對戈爾巴喬夫開創的事業的最好繼承。他在失去了黨內的位置之後，非但沒有檢討和消沉，沒有等待平反或重獲啟用，反而更堅定地走向民間。1990年1月，以葉利欽為首的包括眾多前蘇共黨員的「民主綱領派」正式組建。換言之，葉利欽不再乞求體制內的改革道路，而是直接訴諸於體制外的民意與舊體制進行對抗，從而贏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和國際支持。
其次，在蘇共保守派所發動的「8.19」軍事政變中，面對政變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隊，葉利欽沒有退縮或逃亡，而是挺身而出，毅然決然地走出議會大廈，登上政變軍的坦克發表演講，一舉扭轉了大局。這種以有可能喪失生命為代價的冒險，不僅需要正確把握主流民意與歷史機遇的政治遠見，更需要在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不畏個人安危的政治魄力。因為，誰也不能保證政變的軍隊中沒有人向他開槍，也許只是慌亂中的偶爾走火，就能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險了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對於一個順應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歷史潮流的政治家來說，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悲壯，也要比無聲無臭的委曲求全，在道義上具有更長遠的政治意義和生存價值。
再次，面對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的局面，葉利欽正確地把握了政治大勢：前蘇聯帝國的根基鬆動之後，靠刺刀維持的帝國必將崩潰。所以，他沒有選擇依靠武力來維持一個內在腐爛的大帝國，而是採取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了「分家」危機，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流血衝突。1991年12 月8日，在葉利欽的主持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布蘇聯「已不存在」。隨後，11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議定書，決定創建獨聯體，正式宣布蘇聯解體。
第四，葉利欽領導了俄羅斯走向民主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艱鉅轉型。儘管在很多中國精英們的眼中，俄羅斯轉型是失敗的典型，葉利欽時代一無是處，聯盟解體、經濟衰退、供應緊張、腐敗橫行、寡頭壟斷、黑社會猖獗，等等。但是，首先，很少有人公正地指出，作為有著七十年共產極權歷史的國家，剛剛進入轉型期的葉利欽時代所要消化的負面遺產有多麼沈重。如果普京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或葉利欽時代當政，他未必比二者更傑出，俄羅斯的情況也未必會更好。其次，經濟效益的損失換來卻是社會整體效益的增進：轉型的紛亂換來的卻是可以持之久遠的民主制度，暫時的物質損失換來的卻是有保障的自由。第三，當俄羅斯渡過了最為困難的時期之後，一向被外界病詬的俄羅斯經濟開始走出困境，呈現強勁的復甦，而把這功績完全歸在普京一人名下實在有欠公允。恰恰相反，普京才是葉利欽改革的最大受惠者。
由此反觀現在的中國，以家族為中心的權貴利益集團，其規模之大和財富之多，遠非葉利欽時代的寡頭經濟所能比擬。中國權貴集團一手造就了掠奪式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而他們所依靠的最大資本正是毛澤東留下的制度遺產：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所以，他們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式改革的庇護下，聚斂財富的理由更充分，膽子更大，手段更多，也更瘋狂。更重要的是，已經民主的俄羅斯能夠將寡頭們的不義之財曝光，而仍然獨裁的中國無法把權貴家族的掠奪放到陽光下。
中共權貴們所得到的，遠遠不止於特供的物質和貪污的金錢，更是合法的斂財特權——優先的市場准入資格、壟斷經營、股市上翻雲覆雨和把國有大企業變成家族公司等特權。從元老到新貴，幾乎找不到不下海的權貴家族，他們的聚斂財富之手遍及改革的每一個階段和所有高回報的領域。2001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九三期《證券市場週刊》發表馬海林的《神奇的華能國際》一文，就揭露了李鵬家族怎樣把大型國有電力公司變成家族公司「李家電（店）」。而這樣的曝光，連權貴家族巨額財富的冰山一角都不及。所以，在沒有葉利欽式政治家的中國，改革者所面對的負面制度遺產肯定比葉利欽所承襲的還要沈重，中國的轉型之路將更加艱難和漫長。
僅以此文悼念葉利欽。
2007年4月23日於北京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然而，對於一個仍然生活在獨裁製度下的異見者來說，無論他所主導的改革因技術操作的失誤而帶來多少弊端，但作為領導前蘇聯轉型的政治家，葉利欽的選擇在政治方向上是正確的。前蘇聯極權帝國的崩潰和冷戰的徹底結束，已經作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劃時代功績而載入人類進步的史冊。
首先，他與戈爾巴喬夫共同終結蘇聯極權帝國。儘管，由於蘇共黨內的權力之爭，葉利欽被戈爾巴喬夫清除出黨，但他由此走向與舊體制的徹底決裂，恰恰是對戈爾巴喬夫開創的事業的最好繼承。他在失去了黨內的位置之後，非但沒有檢討和消沉，沒有等待平反或重獲啟用，反而更堅定地走向民間。1990年1月，以葉利欽為首的包括眾多前蘇共黨員的「民主綱領派」正式組建。換言之，葉利欽不再乞求體制內的改革道路，而是直接訴諸於體制外的民意與舊體制進行對抗，從而贏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和國際支持。
其次，在蘇共保守派所發動的「8.19」軍事政變中，面對政變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隊，葉利欽沒有退縮或逃亡，而是挺身而出，毅然決然地走出議會大廈，登上政變軍的坦克發表演講，一舉扭轉了大局。這種以有可能喪失生命為代價的冒險，不僅需要正確把握主流民意與歷史機遇的政治遠見，更需要在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不畏個人安危的政治魄力。因為，誰也不能保證政變的軍隊中沒有人向他開槍，也許只是慌亂中的偶爾走火，就能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險了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對於一個順應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歷史潮流的政治家來說，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悲壯，也要比無聲無臭的委曲求全，在道義上具有更長遠的政治意義和生存價值。
再次，面對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的局面，葉利欽正確地把握了政治大勢：前蘇聯帝國的根基鬆動之後，靠刺刀維持的帝國必將崩潰。所以，他沒有選擇依靠武力來維持一個內在腐爛的大帝國，而是採取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了「分家」危機，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流血衝突。1991年12 月8日，在葉利欽的主持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布蘇聯「已不存在」。隨後，11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議定書，決定創建獨聯體，正式宣布蘇聯解體。
第四，葉利欽領導了俄羅斯走向民主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艱鉅轉型。儘管在很多中國精英們的眼中，俄羅斯轉型是失敗的典型，葉利欽時代一無是處，聯盟解體、經濟衰退、供應緊張、腐敗橫行、寡頭壟斷、黑社會猖獗，等等。但是，首先，很少有人公正地指出，作為有著七十年共產極權歷史的國家，剛剛進入轉型期的葉利欽時代所要消化的負面遺產有多麼沈重。如果普京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或葉利欽時代當政，他未必比二者更傑出，俄羅斯的情況也未必會更好。其次，經濟效益的損失換來卻是社會整體效益的增進：轉型的紛亂換來的卻是可以持之久遠的民主制度，暫時的物質損失換來的卻是有保障的自由。第三，當俄羅斯渡過了最為困難的時期之後，一向被外界病詬的俄羅斯經濟開始走出困境，呈現強勁的復甦，而把這功績完全歸在普京一人名下實在有欠公允。恰恰相反，普京才是葉利欽改革的最大受惠者。
由此反觀現在的中國，以家族為中心的權貴利益集團，其規模之大和財富之多，遠非葉利欽時代的寡頭經濟所能比擬。中國權貴集團一手造就了掠奪式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而他們所依靠的最大資本正是毛澤東留下的制度遺產：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所以，他們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式改革的庇護下，聚斂財富的理由更充分，膽子更大，手段更多，也更瘋狂。更重要的是，已經民主的俄羅斯能夠將寡頭們的不義之財曝光，而仍然獨裁的中國無法把權貴家族的掠奪放到陽光下。
中共權貴們所得到的，遠遠不止於特供的物質和貪污的金錢，更是合法的斂財特權——優先的市場准入資格、壟斷經營、股市上翻雲覆雨和把國有大企業變成家族公司等特權。從元老到新貴，幾乎找不到不下海的權貴家族，他們的聚斂財富之手遍及改革的每一個階段和所有高回報的領域。2001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九三期《證券市場週刊》發表馬海林的《神奇的華能國際》一文，就揭露了李鵬家族怎樣把大型國有電力公司變成家族公司「李家電（店）」。而這樣的曝光，連權貴家族巨額財富的冰山一角都不及。所以，在沒有葉利欽式政治家的中國，改革者所面對的負面制度遺產肯定比葉利欽所承襲的還要沈重，中國的轉型之路將更加艱難和漫長。
僅以此文悼念葉利欽。
2007年4月23日於北京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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