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俯首拜陽明

當日本天才軍事家東鄉平八郎在日俄海戰中大勝俄國，近代中第一次黃種人戰勝白人，凱旋而歸，受到眾星捧月的歡迎，他亦不過看看隨身攜帶的一枚印章，上面便是這段文字。 將介石晚年改臺北的草山為陽明山，亦於如此！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王陽明都是中國歷史上真正成就文治武功的少數人之一，雖然他未必願意這樣。但是，當490年前，44歲的王陽明一腳踏上這片土地，贛南的歷史就注定要被改寫，一個劃時代的人物從此閃亮登場。這是贛南的機緣，為了這份緣，這片貌似平實的土地在儒家文化的陽光雨露中，足足浸泡了1500年。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空中，包括白居易、蘇東坡、周敦頤、辛棄疾、曾幾在內的等等文化巨匠，曾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翻犁過這片土地，並播撒下生生不息的文明火種，盎然於山水波瀾間的那份文化蔥綠，已經把南贛這個文化稱謂嵌入泱泱中華的五千頁文明長卷之中。於是，王陽明的到來，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這種文明的摧熟者和收割者。

不管王陽明是否願意，後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也是王陽明的機緣。對這位十一歲時，就以一句「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蕭吹徹龍洞眠」語驚四座的余姚神童來說，生命中的黃金時期竟如此地突如其來，不但他那顆盛滿哲學的大腦無法格知，而且還讓他直覺地略感詫異。文官行伍，令行禁止，振臂一揮,應者萬千，這事太眩暈太富有夢幻況味了，即使他此行的任務與他所熟知的哲學風馬牛不相及。他是為剿匪而來的，就憑這一點，就已經讓此公骨子裡的武學細胞格外地活躍起來了。大家知道，王陽明在弱冠之年就刻意讀過研古人兵書，而且曾「聚果核列陣為戲」，那份樂在其中的執著勁，就像他曾經迷戀詩文，痴於朱子，混跡佛老，也像他那時的龍場悟道和後來的天泉證道一樣。說來也怪,縱觀中國文化史,許許多多的文化人都夢想過戰場,有的甚至痴迷於戰爭,贛南人津津樂道的辛棄疾便是例子。

有時候，戰場是通往男兒宏願的捷徑。在這條通道上，走得最順暢、最英姿勃發的，有曹孟德，有諸葛孔明，有張良、韓信，當然也有王陽明。

不過戰場並非可以任意選擇的去處,雖然在後人看來戰爭是有些人的選擇。那些年，贛南以及贛南的周邊很不太平，不斷有數百數千甚至更多的莊稼漢跑進深山老林裡烏合成眾。一開始還好，僅僅是幹些打家劫舍，收些買路錢之類的小勾當。隊伍壯大後，便漸漸的明目張膽起來，其中就有崇義人謝志山（一說謝志珊），竟發展到明火執仗地攻城掠府，並提出政權的口號和要求，終於震驚朝野。在這裡,要順便提一下當時的皇帝--以「頑主」聞名後世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在民間流傳甚廣的「游龍戲鳳」的男主人翁，也是這位仁兄。除了生性風流以外,此公還是古今往來「官癮」最大的皇帝之一，總是不斷地挖空心思給自己加官進爵，曾自封諸如 「威武大將軍」、「鎮國公」、 「太師」之類的職務（也許，他也夢想過戰場）。當時,也不知道正德皇帝究竟是哪根筋搭對還是搭錯了，在兵部尚守王瓊的推薦下，作出了他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正確決策之一：命時任都察院右僉都御使的王陽明巡撫南贛漳濘，坐鎮贛州剿匪。

對聚嘯山林的贛南賊匪來說,這是一場噩夢的開始。對王陽明這樣一位天才軍事家而言,贛南平寇只不過是牛刀小試罷了,而對朝庭來說,書生拜將之舉還是多少有些冒險成份的。假定我們把時間往王陽明巡南贛之前推幾年,就會發現朝庭在與贛南周邊盜匪的較量中,曾吃虧不小。公元1509年,有一位名叫王哲的僉都御史就為此付出過沈重的代價。那年冬天的某一個黃昏，一股山賊採用長途奔襲的戰術，從武平奇襲於都，強渡後趁城防空虛架雲梯從城西殺入，攻一時，城陷。王哲隻身逃往萬壽官，躲在小閣樓裡束手就擒，掃盡朝庭臉面。因此,王陽明到贛州後,戰略上並不急於尋找以謝志山、池仲容為首的兩股最強大的山賊決戰，而是先行掃平信豐、龍南等地的小股盜匪，為決勝提供戰機。戰術上，王守仁靈活使用功心戰、離間計，以退為進，欲擒故縱等策略，歷時僅兩年多，即告功成,加上平寧王之叛。說王陽明在平定內亂中戰功赫赫，有明以來，斷為一人，毫不為過。

王陽明的武功，後人雖褒貶不一，但總體上大致還是褒多於貶。把謝志山、池仲容之流貶為土匪也有其道理，畢竟這幫人幹的是殺人越貨的勾當，做的是傷天害理的買賣。但是，王陽明是一個哲學大師,他不可能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 在一般人看來,總以為造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可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稱分金--最妙的是看到哪家姑娘長得俊俏，便搶來做了壓寨夫人--其實不然,無非是一夥衣食無著的貧民在崇山峻嶺間東躺西藏，偶爾殺幾個送上門來的,也是給自家壯膽兼唬唬官兵。老百姓大凡吃得飽，穿得暖，好呆還可以樓著老婆在木板床上安睡,頓然是不肯去造反的。

這一點,在王陽明破敵之後寫給友人的信中可以得到印證：「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王陽明是這樣想的，他更是這樣做的。蕩平孑民心中之賊，想到這一層，他一肚子的哲學才終於派上用場。他要做一件旁人難以察覺，或者說察覺到了也難以置信的匡世之舉:重塑贛南人價值觀。

如果說，「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是有王陽明以前贛南仕人的價值取向的話，那麼，王陽明可能已經強烈地意識到，這些充滿泛物質化思維的價值觀一旦失去實現途徑，就會衍生社會生態的裂變。也就是說，在王陽明生活著的明代，絕大多數的民眾既沒有讀書的條件，更沒有學而優則仕的可能，但是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卻沒有放棄對千鐘粟、黃金屋還有顏如玉的嚮往和追求。這種價值觀的滋長與發酵，必然使商人逐利走向官場腐敗，仕人逐名走向浮誇攬虛，部分不甘寂寞的農民忍無可忍又無計可施，索性選擇鋌而走險，用暴力手段獲取異形價值觀的暫時滿足。對謝志山、池仲容們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舉事之初都明白，這將是一條不歸路，但為了千鐘粟、黃金屋，更為顏如玉，他們豁出去了。

這不是王陽明的價值觀，當然他也認為這不應該是明代贛州的價值觀。他的哲學是「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的價值觀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這裡，我姑且不說禮仁廉恥是多麼的重要，我們可以將其與千鐘粟之類的進行簡單對比，孰優孰劣，一目瞭然。有人說，王陽明在贛州的教育嘗試是失敗的，但照我看來，他留給我們的價值思考，是贛南人一筆永久的財富。因為這筆財富，他在深山老林裡的刀戟交伐之聲，才逐漸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