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軼東的「一個人的遭遇」

漫長的苦難歷程
讀完張軼東的回憶錄《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揮之不去是「一個人的遭遇」這幾個字。

《一個人的遭遇》，這是四十多年前看過的一部蘇聯電影的名字。電影系由蕭洛霍夫同名小說（又譯《一個人的命運》）改編。主角索科洛夫在蘇共革命後參加過紅軍。在後來的大飢荒中，親人全都餓死。他和一個在孤兒院長大的姑娘結婚後，才有了一個家。一九四一年德軍入侵蘇聯的第三天，他告別妻子和一子一女，上了前線。他是司機，一次往火線送彈藥時軍車被擊中而成為戰俘，被送往德國集中營服苦役。利用被指派給德軍的一個工程師開車的機會，他冒著生命危險把車子連同德軍工程師帶回了蘇聯。回家探親時他才知道，妻子和女兒已死於德軍的轟炸。在戰爭勝利前夕攻克柏林的戰鬥中，兒子也犧牲了。戰後，他給集體農莊開車，收養了一個戰爭孤兒萬尼亞。祗因開車撞了農莊的一頭牛，他就被開除了公職，帶著萬尼亞四處流浪，猶如「被苦難的生活拋棄在路邊的兩粒沙子。」（蕭洛霍夫語）

中共認為，這部電影渲染戰爭苦難，宣揚人性論，是毒草。先是禁演，後來作為反面教材在少數場合放映以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一九六三年春，清華校方為了對畢業生進行「服從祖國分配」的教育，也為了配合中共中央對蘇共的批判，給畢業生免費放映了兩部電影。我是一年級新生，被也是畢業生的哥哥帶進禮堂，觀看了那兩部電影。一部是中國人拍的電影《崑崙山上一棵草》，意思是每個人都是一顆螺絲釘，黨放在哪裡就在那裡生根。即便到了崑崙山的兵站，也要像崑崙山上的一棵草，扎根在那裡為黨服務。另一部就是《一個人的遭遇》。

張軼東在他這部回憶錄裡寫道：「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我從《真理報》上讀到了蕭洛霍夫所寫的《一個人的遭遇》。我還不知道我自己今後的遭遇不會比他筆下的那個索科洛夫更好。而我那『苦難的歷程』則將比阿里克賽ܭ托爾斯泰小說主人翁們的苦難歷程更加漫長。」

的確，張軼東大半生的遭遇，比《一個人的遭遇》裡的那個索科洛夫更為坎坷，苦難更甚。他的苦難不僅遠比索科洛夫漫長，也遠比阿ܩ托爾斯泰的小說《苦難的歷程》裡的主人翁的苦難歷程更為漫長。而張軼東的坎坷苦難，就是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

反右運動，命運轉折
他出生於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親張連科是一個留日歸國的煉鋼專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時任上海第三煉鋼廠廠長。在抗日戰爭初期遷廠入川，與另一遷川的漢陽鐵廠合組成非淪陷區最大的鋼鐵廠，重慶大渡口鋼鐵廠。因積勞成疾，他的父親在抗戰勝利前夕病逝。一九四八年，還是北京遷渝的清華中學高二學生的張軼東被北京大學破格錄取，到了北京。那時他的哥哥已經是清華大學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在哥哥的影響下，他也成了一名「進步學生」。一九四九年中共進城後，哥哥參軍南下，大弟弟也參軍去了朝鮮戰場。張軼東開始學習俄語並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一九五一年七月，他一、二年級時的同班同學、已是北大黨委專職幹部的程賢策把他找到黨委會，告訴他，黨決定派他到蘇聯去學習。八月間，他進入了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

張軼東努力學習，成績優秀。他二年級時寫的論文《七至八世紀中國和阿拉伯的關係》已接近畢業論文的水平，他的照片也上了歷史系的光榮榜。一九五六年畢業時，中國大使館同意他留校做研究生。回北京過了暑假後，又回到列寧格勒深造。

但是，一九五七年中共主席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把他的命運擰了一個大折。對這場「反右派鬥爭」，毛澤東曾這樣作總結：在我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是在一九五七年。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一九五七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勝仗啊！一個肅反，一個反右。

在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全國計有一百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分子」的「帽子」。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定為「右派言論分子」、「爛言分子」、「疑似右派」，或者「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這一百多萬人，多數是知識份子。（六十萬以上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的工人、店員、農民等，不計在內）張軼東從朝鮮戰場回國的弟弟被劃為「中右」分子，趕出軍隊，發配至廣西十萬大山的僻遠山溝。留學生也不能置身於政治漩渦之外。一九五八年國內各單位搞「反右補課」時，黨也在留蘇學生中進行組織「清洗」，連中共元老方志敏烈士的兒子都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國了。列寧格勒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裡有四人被劃為「右派」而遣送回國。

張軼東不是一個死讀書的人。善於獨立思考的他，不盲目隨從。黨支部認定他「只專不紅」、對黨的政策「抱懷疑態度」，沒收了史學前輩雷海宗、向達給他的信件，因為雷、向都是「大右派」。

遣送回國，成為賤民
張軼東躲過了反右運動，可是緊接著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又搞起了「拔白旗」運動。張軼東成為留學生中的靶子。他被大字報圍攻，並被強令「向黨交心」。交了三次心均不獲通過。留學生黨支部將他的材料往大使館一報，他就被「遣送回國」，從此成為一個賤民。

一九五九年初，張軼東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上半年，政治氣氛似乎不那麼肅殺，他曾經希望可以憑藉其蘇聯籍妻子還在列寧格勒的關係重回學校，完成其研究生論文。可是七月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又掀起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南海裡批鬥彭德懷元帥的吼聲雖然傳不到紅牆之外，反右傾卻無遠弗屆，誰也躲不了。

張軼東的家與中南海僅一街之隔，距離不過百米。他再次成為「運動員」，被要求「向黨交心」。這一回他鐵了心，在黨要他「交心」時斗膽回答了一個「不」字。自然，很快就有了後果。年終獎金分四類，最低的「四類人員」得零元。零元獎金獲得者只有三人：兩個右派，加上張軼東。

這個「四類人員」，論文也不能發表了。張軼東失去了東山再起的希望。他的妻子克拉娃積攢了一些錢，還收到了張軼東在蘇聯發表的論文的稿費，有了來中國的路費。可是政治原因使得她來不了中國。張軼東以為離開北京到哈爾濱去是一條出路。他希望調動到中國科學院黑龍江分院繼續研究歷史，可是「組織上」卻把他派到了黑龍江省安達市（今大慶市）的工業器材採購供應站。一九六二年，他又被調到綏化，在縣第一中學擔任俄語教員。

他不在乎「大材小用」的閒話，賣力地教學生，幾乎將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來輔導學生，並幫助家境困難的學生。學生可以隨時到他的單身宿舍求教。他贏得了學生的尊敬，這使他欣慰，但是他更明白，「政治」上已入了「另冊」的他，教學再好也白費！

中蘇關係是一座無法逾越的大山。他和妻子克拉娃團聚無望，終於在一九六五年離了婚。幾乎同時，他被公安局傳訊了。幾位北京下放到黑龍江的友人被歸納進了「張軼東反動集團」。這時他才明白，長期以來他就是一個被監控的對象。蘇籍妻子實際上是他的保護傘。離了婚，保護傘也就沒了。

文化革命，生死鬥爭
不過，要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搞起「文化革命」，張軼東才知道，過去的磨難都不算什麼，真正的災難還在後面呢。

「文化革命」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是注定跑不脫的。「老修」是他的外號，所有的大字報都稱他「老修」。「黑幫」都被勒令將身份牌掛在胸前。他的牌子上寫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六月中，毛澤東曾說「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其實，毛澤東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短時間內全國自殺者超過十萬人。張軼東有一小瓶滅跳蚤用的毒藥「敵敵畏」。他褲袋裡藏著那只小瓶子，在頭腦裡進行生與死的鬥爭。他想起了家人。他知道，要是他「畏罪自殺」，弟弟妹妹將一輩子也翻不了身。他不能只考慮自己。

當張軼東在綏化放棄自殺時，並不知道他的同班同學、當年選拔他去蘇聯留學的那個北大黨委委員程賢策，已經自殺，用的正是「敵敵畏」。他也不知道，他父親張連科在重慶鋼鐵公司的墓地也被搗毀了。墓碑被砸碎，遺骨被毀棄。

綏化兩個「革命群眾」組織打派仗、顧不上批鬥黑幫時，他的處境稍有改善。不敢收聽蘇聯廣播已達一年之久的張軼東又重新擰開了收音機。不過這使他以後被處置時罪行又增添了一條：「偷聽敵臺」。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是恐怖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被槍決。在綏化縣，一名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幹部被槍斃，罪名是上書毛澤東，批評中共自一九五七年以來即走在了一條錯誤道路上。全國死於「清理階級隊伍」者在五十萬人以上。鄰近綏化的海倫縣，有一位小學校長投井自殺。十三年後張軼東再婚，妻子就是那位校長的女兒。

綏化一中的兩派「大聯合」之後，再度尋找「階級敵人」。張軼東是學校第一號鬥爭對象。但是，即便在批鬥會上他仍然堅持其「反動觀點」。校園裡到處是「強烈要求公安機關逮捕反革命分子張軼東」的大字報。他的收音機被沒收，送到了綏化縣階級鬥爭展覽展館。

一九六九年九月底的一天，張軼東被荷槍實彈的士兵押著離開綏化一中校園，進了「社會學習班」。多年後他才知道，那是一次各地同時進行的大搜捕行動。一九七五年在遼寧省被處決的女烈士張志新，也是在這天晚上被捕的。

「學習班」實際是個准監獄。審訊張軼東的公安人員與各地監獄的管理人員一樣自稱「政府」。個人物品存放儲藏室時，填寫的單子是「犯人存物單」。「學員」排著隊在街上走時，市民們都說是「勞改隊」來了。搞防空演習時，管教員逼著學員跳下菜窖，大叫「都往裡跳，摔死一個少一個！」只有一點不那麼像監獄：「學員」得按月交出自己的糧票，以及高出實際飯錢一倍的伙食費。

一打三反，在劫難逃
一九七O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說「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緊接著又是「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簡稱「一打三反」運動。

以思想言論定「反革命犯」，加以逮捕、關押、屠殺，並非始於文化革命。但是，就殺戮思想犯、言論犯的規模而言，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多年間規摸最大的一次。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主要打擊對象是所謂「歷史反革命」。「一打三反」的目標則集中於「現行的」，即「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執政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也就是張軼東這樣的人。

「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國家機器正式登臺，動用公檢法機關，全國幾乎同時進行的一次「依法」處置政治犯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通過司法程式，正式地將政治犯一一判處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無期徒刑和長期徒刑。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任大熊、清華大學學生劉世廣，就是在那時被槍決的。

張軼東這一回是在劫難逃了。他有「思想極端反動」、「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偷聽敵臺，預謀投（蘇）修」等等大罪。二月間，也就是當了五個月准犯人後，他被「依法拘留」，戴上手銬，成了看守所的正式囚犯。

死刑陰影，預立遺囑
死刑的陰影籠罩著他。他知道中國的傳統：死刑犯在被處死前可以提點要求。他打算到了那一天選擇聽音樂：他鍾愛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以及烏拉爾民歌《山楂樹》，或者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或約翰ܨ斯特勞斯的《藝術家的生活》。他對自己說：「或許他們還是會同意的吧！」

一九六五年張軼東和蘇聯籍妻子克拉娃被迫離婚後，還保持著通信。文化革命後，他們的聯繫被徹底切斷。他最後的願望是見到克拉娃一面。他打算在難友中找個可靠的人，寫遺囑說把自己的一切遺物都送給他。交換條件是此人被釋放後將他的骨灰帶到中蘇邊境，灑入黑龍江。「黑龍江從哈巴羅夫斯克到韃靼海峽的那一大段在蘇聯境內。」他這樣想，「我的骨灰在這一江段中漂流，就離克拉娃最近了，而且不需要辦理任何護照。這樣我就能實現我這一生最後的願望了。」

不過，他終於未被判處死刑。過了七個月，即九月間的一個星期天，他被繩子捆綁起來，掛上寫著「反革命犯張軼東」的牌子，名字被劃了叉，與另外十三名囚犯一起，被全副武裝的士兵舉到敞篷大卡車上，沿車邊朝外跪著，拉到縣中心廣場，在群眾大會上聽取宣判。對他的判處是有期徒刑中最長的二十年。

從離開列寧格勒大學那天算起，歷時十二年，他最終進了離他曾經工作過的安達市不遠的新肇監獄。

中共的監獄勞改制度，本來是從蘇聯學來的。就是在張軼東入獄的一九七○年，蘇聯作家亞歷山大ܩ索爾仁尼琴因為其揭露蘇聯監獄制度的作品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張軼東不願意在獄中虛度二十年。他在繁重的勞動之餘，忍著飢餓，偷空著手寫書，名為《中國與世界文明》。不幸當他寫到阿拉伯征服和阿拉伯文化時被人發現，「著書夢」就此被打斷。

他算過：二十年是七千三百天，漫長的七千三百天。但是他想：「這個暴政已經持續十二三年了，難道還能再維持二十年嗎？」「如果這種暴政要維持到一九九○年的話，那麼不僅我張軼東一人，整個中國都要完蛋了。」「毛澤東總不會活到一九九○年九十七歲時才死吧！」「不用等二十年形勢就會發生變化。判我二十年不等於我要在監獄裡呆上二十年！」

一個歷史時代的見證
這個信念支持他活了下來。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那天，張軼東站在監舍外目睹了世間罕見的隕石雨。讀過許多歷史小說的他，隱隱覺得此天文現象有些怪異。這時離他刑滿的日子還有整整十四年。他覺得說不定哪天形勢改變，他將會提前出監。九月裡，獄中突然公布了毛澤東死去的消息。張軼東一下子就明白了：「一個歷史時代說結束就結束了！」

不過，張軼東在新肇監獄又呆了兩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平反走出監獄，結束了九年多的牢獄生涯。

八十年代張軼東去海參威時，遇到了在列寧格勒大學學習時的一位蘇聯同學。他委託老同學尋找前妻克拉娃。一九八九年，那位已是蘇聯著名遠東考古學家的老同學給他送去了關於克拉娃的最後消息：幾年前五十週歲生日時，她被證實得了癌症，幾個月後便去世了。

張軼東說：「在巨大的歷史運動中，一個人的命運是微不足道的。我可以把自己二十多年來受過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難放在一邊。可是雖然暴君死得比克拉娃早十年，我畢竟無法忘懷究竟是誰使我此生終於未能見到克拉娃。」

「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這是杜甫詩《新婚別》裡的名句。蘇聯姑娘克拉娃二十三歲時嫁與中國留學生張軼東為妻，不日即開始了「遠書歸夢兩悠悠」的痛苦生活。先是列寧格勒和北京，繼而是列寧格勒和綏化。「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克拉娃痛苦而又短暫的一生，以及張軼東的「一個人的遭遇」，涵蓋了一個大時代中的三十年，小半個世紀。這部《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不僅記錄了張軼東個人的苦難史，更是毛式「社會主義」的全景錄影，為當代中國歷史提供了獨特的見證。

《從列寧格勒大學到新肇監獄》是位於華盛頓的勞改基金會出版的《黑色文庫》中最新的一冊。這個文庫以出版中國勞改犯的傳記而著稱。文庫的「出版緣起」中有這樣一段話：「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經歷了『失語』的時代，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又想把中國人變成一個『失憶』的民族。讓我們來記錄歷史，為專制政權譜寫輓歌，為民族喪失的記憶招魂。」張軼東的書為這個目標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