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智囊團與初唐文學館



 

房玄齡是李世民文學館裡的重要謀士

 據史書載:「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載,……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由此可見,「文學館」作為一個非官方的藩王的訾議機構,在其成立之日是何等轟動!而僅以「銳意經籍」為由竟能使滿朝士大夫以得此「文學館學士」閑散之職為自豪,謂之「登瀛洲」?從此當中可見「文學館」成立之目的,創建之背景顯然不能簡單地通過史書的幾句話就能解釋得通的。

  從整體上來看,「文學館」的產生是知識份子從魏晉以來逐漸形成的「門閥制度」下力圖自覺與突破的結果。自從魏晉確立了「九品中正制」的取才辦法之後,全國門閥習氣日益趨盛,特別是知識份子集團,由於他們本身就是官吏選拔的附產品,因此所遭門閥之風的浸淫也就頗深,故而當歷史發展到南北朝時代,整個上層統治階層就一直為幾大家族所壟斷。但是,當隋廢「九品中正制」,首開科舉之後,往日為門閥制度所抑制的知識份子階層為之一震,整日混沌的知識份子們再次拾起昔日「修身,起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信條試圖爆發出自己的政治能量,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幹。

  「文學館」中聚集了眾多的政治人才,他們為李世民統一天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例如房玄齡,「賊寇每平,眾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杜如晦「常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一個為李世民招攬人才,一個為李世民運籌指揮,在整個作為李世民「智囊團」的「文學館」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其它成員也紛紛效仿,盡己才能,替秦王打下了唐朝的萬里河山。此外,「文學館」中又集中了許多優秀的文史人才,為李世民「以史為鑒」政策的提出與運用提供了人才基礎。例如,虞世南「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有規諷,多所補益」。又如蘇世長,陸德明,孔穎達,顏相時,李守素等都曾運用自己的所長對李世民提出過諷諫,為李世民適時正確決策的提出與運用都有過重大影響。

  「文學館」的建立也是太宗李世民提倡「崇武」到「尚文」的一大標誌,唐朝社會從此擺脫了高祖時期仍留禍於武將佔要職的局面,文治社會的基礎得以確立;再者,「文學館」雖然存世不長,而繼承它的「弘文館」則將學文學儒的風氣從上而下波及整個社會,再加上當時唐朝開放地接納外來的異域文化,唐朝文明隨之繁盛;最後,「文學館」關閉後,其「十八學士」的後人仍長期影響唐朝的政治發展直到天寶年間,其影響不可說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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