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重重疑團

 

一、傳統說法留重重疑團

　　戊戌變法中袁世凱的告密是關鍵情節,傳統的說法是:因袁世凱告密而導致慈禧政變。究竟袁世凱怎樣告密?至今眾說紛紜,留下重重疑團。變法運動,從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舊曆)光緒下《明定國是》詔諭開始。接著新政上諭,如雪片飛下,頻頻頒發,而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次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鋌而走險,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此後事情的發展有不同說法,傳統說法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一面假意和維新派週旋,騙得光緒帝封他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勢力根深蒂固,決定投靠舊黨。他用假話哄走了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1.一個謎:政變之初,慈禧為何不捉拿譚嗣同

　　以上傳統說法長期流行於史學界,但近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家對此提出疑問,否定了因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之說,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日慈禧實行政變時,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則政變上諭中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因譚是往說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后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后絕不會放過他。何以上諭中只命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沒有譚嗣同在內?而且上諭中康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如果有圍園劫太后之謀,則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諭中,何以輕輕放過?

　　2.又一個謎: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

　　還有,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覲見光緒後,即乘火車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凱《戊戌日記》),袁趕到榮祿處告密,已在夜間,榮祿得知圍園消息後,萬難在當夜趕去北京,把消息反饋給太后。因為,當時北京、天津之間的火車,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車,沒有夜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即使榮祿以直隸總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榮祿於八月初五日夜間萬萬趕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實行訓政卻在初六日上午,可見太后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政變時還不知道康有為等有圍園劫太后之謀。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守舊大臣楊崇伊等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后出而訓政,這是守舊派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告密無關。

　　3.疑點重重的袁世凱《戊戌日記》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說,譚嗣同深夜來訪,再三要求袁世凱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並說:"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推辭敷衍,不肯答應。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並未諱言自己告密,並且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回天津後立即找了榮祿。袁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時期,告密是忠於皇太后、忠於清朝的表現,毋庸諱言。
　　可是《戊戌日記》存在幾個疑點。第一,包圍頤和園,殺西太后,這是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件,袁世凱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舊黨慶王奕、剛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凱的朋友。如果袁決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初三夜,譚嗣同找他密談,提出圍園殺太后之謀,初四日一天何以袁無所動作,沒有在北京告密?第二,據袁世凱說,初五日返津見榮祿,即要告密,"略述內情",忽有客人葉祖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說。此是何等大事,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事態一觸即發,慈禧有旦夕之禍,卻因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難道袁世凱不能稟明榮祿有要事相告,設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凱是何等精明人,辦事卻何其拖沓、糊塗?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榮祿來訪,袁世凱和盤托出圍園殺太后之謀,按理榮祿應立即行動,馳京報信,兩個人"籌商良久,迄無善策"。商量的是什麼?聽袁世凱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緒,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緒,他們不是為處在危險境地的慈禧擔憂,卻在籌商保護光緒的辦法。榮祿同樣變成一個糊塗蛋,聽到這樣緊急的消息,並不馬上向北京報告,卻在那裡瞎操心光緒的安全,白白又耽擱了一整天,這豈不蹊蹺?袁世凱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記》中所談的告密情形存在疑點,因此,不可相信。

二、兩名親信泄露真情
　　袁世凱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屬機密,缺乏真實可信的記載,但可以從其他史料中窺測到一些痕跡。

　　1.袁世凱的親信張一的記述張一(lin,音林)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記。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後,楊崇伊來天津,向榮祿報告訓政的消息,但所記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榮祿已知政變消息。且"令衛兵夾道羅列",這三點很值得注意。由於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受光緒帝封為侍郎,榮祿也心存疑慮,故而見袁時"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從楊崇伊那裡得知太后訓政,捉拿康有為、康廣仁的消息,一定嚇壞了,害怕康有為供出初三夜譚嗣同訪袁於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殺西太后的密謀,和盤托出,故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的舉動。這樣看來,袁世凱的告密並非積極、主動,而是在他已聽到西太后訓政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被動告密。如果袁是積極主動告密,那就不會有"衛兵夾道羅列",不會有"楊崇伊在座",也不會有"袁乃跪求榮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西太后政變,而是西太后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張一頗有作證的資格。他1903年入袁世凱幕府,長期隨袁工作,為袁親信,所說必在北洋幕中所聞,或是袁世凱親口所說。但所記告密真相與袁世凱《戊戌日記》不同,《戊戌日記》實為袁世凱後來所記,當有所諱飾。

　　2.榮祿的親信陳夔龍的記述陳夔(kui,音魁)龍在《夢蕉亭雜記》中所記與張一有幾點符合:一是袁世凱告密在楊崇伊到天津之後,榮祿已知太后訓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凱當時受到很大壓力,雖未記"衛兵夾道羅列",但榮祿對袁世凱已懷疑;三是張一記"袁乃跪求榮為作主",而陳夔龍記"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陳夔龍亦有作證資格,戊戌政變後不久,即調到榮祿幕府,是榮祿的親信,官至湖廣總督、直隸總督。他和袁世凱不睦,消息來源應是從榮祿處來而不像張一從袁世凱和北洋幕府中來。但兩人所記袁的告密情形卻很相似。從張、陳二人所記,袁世凱本來沒有告密的念頭,是在初六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后訓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牽連,故而告密,這是他的保命之計。這告密消息又由楊崇伊帶回北京,守舊派才知道兵變圍園的密謀。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諭)。由於袁世凱告密,事態擴大,繼續搜捕,並不經審訊於八月十三日處決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狀,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姦謀"。這道諭旨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已反饋到了北京。

　　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被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護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但守舊派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參與圍園密謀,並未主動出首,欲加重懲。榮祿卻看中了袁的才能,為袁力保。慈禧太后起始時,認為袁世凱是維新一黨,由於榮祿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麼會認為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

三、袁世凱與維新黨的關係
　　應該說,慈禧把袁世凱認作維新黨人是有道理的。事實上袁世凱與維新黨人聯繫密切,不但與聞兵變之事,而且參與密謀,做出投向維新派的承諾。他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和康有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戰爭以後,他即和康有為結交。1895年,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以後,袁世凱時在督辦軍務處當差,也曾向光緒帝上書,條陳變法事宜,他當時的思想觀點和康有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遞,袁世凱曾幫助向督辦軍務處要求代遞。不久,強學會成立,袁世凱積極參加,是發起人之一。後來袁世凱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陸軍,康有為等為袁設酒餞行,康有為對袁的印象也極好,認為:"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為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

　　1.袁世凱的越級提升是由於維新黨的大力舉薦

　　袁世凱與維新派建立了聯繫。維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則想通過維新派的薦舉,陞官晉爵。當然,袁世凱官位已高,不便和維新派公開來往,他的聯繫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凱從三品按察使升為二品候補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維新派活動的結果。

　　袁世凱通過維新派的薦舉,越級提升。袁對維新派感激不盡,他們之間的關係拉得更近了。維新派內部議論的機密事,也不避著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樣,光緒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凱除了思想上與維新派有一致之處,無論從忠於君主的倫理觀念說,或是為個人名利地位計,他也會向維新派靠攏。

　　八月初三日,當光緒帝的密詔帶到康有為那裡,語氣緊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話,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詔痛哭,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竟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內。

　　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相與痛哭,謀劃救光緒的策略,這是何等機密的大事,卻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參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對維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諾,維新派是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的。

2.袁世凱對維新黨的承諾:"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袁世凱對維新派做過全力支持的承諾,從畢永年的記載中可以證實。畢永年是譚嗣同的好友,為人豪俠,譚嗣同邀請他到北京來實行兵變,待勸說袁世凱殺榮祿,圍頤和園後,即由畢永年率領勇士,拘執太后。康有為對他說:"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乃於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僕,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僕曰袁可用矣。"袁世凱給康有為的信中:"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這分明是願意執行極危險的任務,袁寫信時不一定知道要圍園劫後,但必定已知道康有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對抗守舊派,故而做出"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承諾。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八月初三維新派核心人物,跪誦密詔,謀救光緒時,這是多麼機密的大事,竟會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為袁世凱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諾,維新派才會對他完全解除戒備。維新派與徐世昌跪誦密詔,商量救光緒時,自然會談到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太后的密謀,因為這是維新派既定的策劃。畢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事態緊急,維新派走投無路,就要把策劃多日的密謀付之實施。他們請徐世昌一起看密詔,就是要說服徐同意進行兵變,圍園奪權,據康有為的說法"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但是,實行兵變的關鍵人物是袁世凱,徐世昌不能決定這樣的大事,於是就有當夜譚嗣同夜訪法華寺,與袁世凱面談之舉。因此,譚嗣同夜訪法華寺就不是一樁突然的、冒失的行動。如果袁世凱與維新派交往甚少,屬於圈子以外的人,譚嗣同會那樣冒冒失失地去夜訪他,向袁談極機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極危險的舉動嗎?譚嗣同是血性漢子,豪俠任氣,為事業而不惜自己犧牲,但他是讀書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據畢永年說,譚嗣同不贊成圍園劫後的舉動。譚雲:"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為了挽救維新事業,執行光緒與康有為的命令,譚答應夜訪袁世凱,不惜一走龍潭虎穴。如果袁世凱事前沒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承諾,他未必肯如此冒失從事。尤其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中把譚嗣同寫成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氣焰凶狠,類似瘋狂","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並非事實。這樣的描寫只是袁世凱為了掩蓋自己和維新派的密切關係而編造出來的。

　　3.為保全自己,袁世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黨袁世凱雖早已參與維新派的謀劃,並承諾要支持維新派,但八月初三日提出了殺榮祿,調兵入京圍頤和園劫持太后之謀,袁世凱猶豫了。因為執行此計畫極其冒險且難度很大。袁軍雖精銳,但周圍有聶士成、董福祥的軍隊牽制。聶、董的軍隊人數遠在袁軍之上。且袁軍駐紮小站,離北京二三百里,要長途行軍,突破聶、董二軍的阻攔,奔襲頤和園,成功的把握實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閱兵時,光緒帝走入袁營中的設想。這一計畫可能維新派與袁世凱早已商量過,袁主張實行這一計畫,成功的可能性較大。袁世凱握精銳之師,有天子在營中,以靜制動,誰敢有異言?但當時形勢已迫在眉睫,維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閱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對袁世凱表示失望。故翌日(八月初四)康有為即奉旨離京,留在北京的譚嗣同、梁啟超等沒有想到袁世凱告密,而事實上袁亦並沒有立即主動告密。

　　榮祿一直在窺測事態的發展,袁世凱被召進京,封為侍郎,榮祿很緊張。謊稱英俄在海參崴開戰,大沽口外,戰艦雲集。故調動軍隊,把聶士成軍調到天津,把董福祥軍調到長辛店,以防不測。並寫信給袁世凱,催他趕快離京返津,袁世凱回到天津,並沒有發生像他在《戊戌日記》中所說與榮祿的談話,而榮祿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讓他回小站營中。並且像前文引張一、陳夔龍所記,榮祿對袁世凱嚴密防範。袁世凱聽說北京發生政變。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捉拿康有為,嚇得魂飛天外,以為密謀已經敗露,故"大哭失聲,長跪不起",向榮祿表示懺悔,並將譚嗣同夜訪之事,和盤托出,為保全自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

4.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寫於榮祿死後

　　榮祿是守舊派中極有頭腦的人,他認為袁世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籠絡他。而且袁供出了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給守舊派提供了進行鎮壓的藉口,故而寬恕和庇護了袁世凱,從此袁死心塌地追隨著慈禧太后和榮祿。

　　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一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梁啟超諱言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稱此為守舊派的誣陷,其實維新派確有此密謀,最近發現的畢永年《詭謀直紀》是不可辯駁的鐵證。但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所說亦非事實真相,他隱瞞了和維新派往來的事,諱言曾參與了密謀,而且詭稱自己告密在前,聽到政變的消息在後。可能因為當時社會上有戊戌年袁世凱與維新派勾結兵變的傳言,袁世凱為平息傳言,洗刷自己,寫了《戊戌日記》,證明他一直忠於慈禧太后。好在榮祿已死,袁世凱何時告密?怎樣告密?已死無對證,不為人知了。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戊戌日記》中敘述八月初三日以後的活動中露出了破綻。其他史料中的蛛絲馬跡也透露了他通過徐世昌和維新派的聯繫,以及從北京覲見皇帝回津後受到榮祿施加的壓力。
　　

四、從現存史料中得出如下看法:
　　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一度傾向於維新派。他通過徐世昌與維新派保持聯繫,與聞和支持他們的密謀。並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諾,當事機緊迫時,他又不敢做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劫持西太后的冒險舉動。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後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聽到楊崇伊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事情泄露,為保全自己,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后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殺。袁世凱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維新派的關係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