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死亡的恐怖

報上刊登一則消息，一架小型飛機在紐省中部墜機失事，機上的一對香港夫婦與機師竟奇蹟般的逃出生天。慶幸之佘，我想死裡逃生的倖存者恐怕一生都會在內心留下恐懼的陰影。因為死亡的恐怖不僅在於死亡本身，很大程度是來自意識到死亡即將來臨的那一剎那大腦裡清晰的思維。儘管這一時刻往往十分短暫，但絕對令人終身難忘。我本人就曾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

那是在文革中的一九六七年夏天，我與一幫同窗好友從北京出發，沿著李太白的足跡上岱頂登盧山，繼而追尋「八一」起義遺蹟來到了南昌。那時江西兩派武鬥已經升級到動用了真刀真槍，我們這些十幾歲不知死活的年輕人竟鬼使神差，扛起槍加入了武鬥的行列。多少年以後回想起來，始終弄不清當時是年少好勝貪玩喜刺激，還是真心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

那時我在南昌鐵路局主辦的「鐵道風雷報」當臨時記者，主要負責報導「戰況」和拍些有關死傷者的照片，據說是向中央匯報，通過什麼管道不得而知。報社管吃管住，沒有工資，給我配備了一輛美式軍用小吉普(那時汽車很多，會開的人少，我雖沒有執照也成了司機)， 還有個裝槍的大木盒，可惜只有兩發子彈。再就是一架閃光燈，那年頭的燈光燈是笨重的一套，手握的是燈頭，身上背的是充電大膠木盒，足有二、三斤重，照相機則是我家裡的上海牌。每次外出，胸前掛著照相機，左肩背著閃光燈，右肩挎著盒子炮，開著敞蓬小吉普，十分神氣。自從有了汽車，低我一年級的「黃毛丫頭」高佳就成了我的「吉普女郎」。那年她十七歲，長得很漂亮，高高的個子，白嫩的皮膚，紅衛兵式的短髮微微有些泛黃，雖說高鼻子上架的那副圓圓的近視眼鏡多少給她那雙忽閃的大眼睛打了不少折扣，可她愛說愛笑，發育中的少女渾身充滿了青春的活力。有她坐在身邊，我還是暗自感到十分得意。高佳膽子很大，經常夜晚陪我外出，四處奔波，甚至登上漆黑的冷藏車箱，藉助手電筒筒微弱的光線，竟敢用手在一具具屍體上翻查他們身上的姓名標牌供我拍照，她在一旁記錄。那時真怪了，黑暗的車箱裡冷溲溲，靜悄悄的只有我們兩個人和一群血肉模糊的屍體，卻絲毫不覺得可怕，彷彿死亡與我們毫不相干。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才深深地感到了它的恐怖……

我一生永遠忘不了那個夜晚，那個時刻……

那是個炎熱的夏夜，南昌鐵二中的兩個朋友小張和小季向我透露，城外靠近向塘有一個彈藥庫因「守軍」撤退，扔下大量彈藥無人看管，問我敢不敢去「採訪」。我知道他們的用意，當時槍支好找，彈藥難尋，尤其是那些雜七雜八的槍，有的根本就沒有子彈。我給高佳搞到一隻極漂亮的禮品小手槍，精緻的彫花象牙槍柄，銀光閃閃的電鍍槍身，配上壓花紋的嶄新皮套，簡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因為沒有子彈她只能做為擺設別在腰間。而我的盒子炮也只有兩發子彈，挎了十幾天也捨不得放一槍玩玩。聽他們一說，頓時來了精神，一擺手「走」，他倆立馬跳上了汽車。我甚至沒來得及叫上我的「吉普女郎」就出發了，當時也想把子彈弄回來後給她個驚喜。出城時，最後一道哨卡講今晚對方可能有大的行動，城外的許多人都撤回來了，告戒我們千萬小心，早去早回。當時我還滿不在乎地說沒事，車子開的飛快。

在接近向塘的時候，路面越來越窄，越來越顛波，只得放慢了速度。四野靜悄悄的，沒有行人也沒有車輛，土路兩邊都是稻田，天地一片黑暗，只有車燈打出兩條光柱，照亮前方不遠的地方，前面有一座小木橋。我再次降低了車速準備上橋。突然，橋兩邊的草叢中猛地站起兩條壯漢，赤裸的上身斜挎著長長的子彈帶，各自手中端著一挺機槍，對準我們大聲喝道：停車！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景象驚呆了，本能地一腳踩住了剎車，整個心「格登」一下子沉了下來，就像掉進了無底的冰窯，徹底涼了。「壞了」心裏飛快地閃過這個念頭……

幾天以前我拍到一位「烈士」就是被對立派抓住當場綁在樹上槍殺的。隨著武鬥不斷地升級，死傷越來越多，殺紅了眼的人們幾乎喪失了理智和人性，對立派最忌恨外省人來參加武鬥，據說凡是抓到不會講本地方言又帶武器的人，格殺無論。我還記得高佳發現他的證件時驚呼：他是北工大的。「完了」腦子裡一片空白，然後就是曾經拍照過的一具具屍體，「死亡」兩個字帶著鋪天蓋地的恐怖不知從那裡竄了出來，那麼清晰，那麼深刻。我整個心被極度的恐懼緊緊地揪在一起，渾身癱軟，手腳不住地發抖，陣陣寒氣從脊背冒出，驟然一身冷汗……

車剛停下，兩旁稻田裡又跳出幾個人，排成扇形把車頭圍住，用我一點也聽不懂的江西土話低聲吆喝。沉默了一會兒，小季哆哆嗦嗦地說：「他……他們叫熄火，把車燈關掉，繳槍。你看……」不知怎麼回事，心裏難過極了，突然想到了遠在北京的媽媽，可這念頭只一閃就過去了。「拼！打死一個夠本。」說來也怪，當意識到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時候，也不甘心就這樣白白死去，拚命的念頭反倒使人有些平靜了。我關閉了引擎和大燈，周圍一下子暗了下來，四野靜的出奇，世間的一切彷彿都凝滯住了。我開始用兩眼的餘光暗暗打量路兩旁漆黑的稻田，顫抖的手輕輕的向左肋下的槍摸去，我本想悄聲告訴他倆槍響就往稻田裡跳，誰知隨著對方又一聲低喊他倆己經把槍扔了出去，兩條黑影也同時竄到了車前，一左一右，兩條槍對準開車的我，死亡的恐懼再次強烈地襲上了心頭，我徹底絕望了，輕輕地閉上了眼睛……

「老田！開車，快開車！」不知過了多久，小張狂喜的喊叫把我的靈魂一下子從地獄裡喚醒，我木呆呆地望著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他倆與這些壯漢在往車上搬彈藥葙。原來他們是自己人，是撤回城裡的最後一批人馬，彈藥庫已被對方重新佔領，並且設下了埋伏和地雷。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一場面臨生死的虛驚，太可怕了！如果剛才動起手來……如果沒有遇到他們直接開到彈藥庫……看來有時死亡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可是死裡逃生的那種萬分慶幸和心有餘悸的強烈震撼，卻實在令人終身難忘。

那次事件過後不久，高佳和其他同學共二十餘人乘解放牌卡車前往向塘，途中遭遇埋伏，死傷十多人，其中有兩位是我的同窗好友當埸被槍彈奪去了性命，那年整十八歲。高佳等人在稻田裡拚命爬了一整夜，見到她時，滿身泥漿，衣衫襤褸，小手槍也丟了，剩下空套還掛在腰間。她扑到我懷裡放聲大哭，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擁抱，內心卻充滿了悲涼。不久我倆先後回到了北京，在那動盪的年月漸漸失去了聯繫。後未聽說她的父母，北京鋼鐵學院的著名教授，面對殘酷的批鬥，不堪凌辱，雙雙臥軌，含冤自盡了。

說起來死亡是恐怖的，可是在十年文革裡，從昔日的達官顯貴到販夫走卒，多少無辜的人們在極度絕望之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過早地告別了這個世界，他們以死亡向那個時代發出了無聲的抗議：苛政猛於虎。

僅以此文紀念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南昌城外犧牲的賀英、潘仲誠兩位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