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丁子霖的黨文化

黨文化有很多表現，最典型的表現是：不具體。它不顧生活中正在發生的多層次的，複雜的，不同情況的具體事件，用一套振振有辭的，泛泛而論的，「假大空」的大道理來涵蓋一切。黨文化嚴重的人的特點是，或用又大又空的歪理壓人，令人無言以對，或用雲遮霧罩的隱話唬人，令人難以揣摩。中共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幹部都是這樣，這種從上滲透至下的語言方式危及社會，長此以往，黨文化則變成普遍的社會現象。

普通老百姓忙於柴米油鹽，就是有黨文化也影響不大。可是黨文化嚴重的公眾人物的一言一行則會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丁子霖最近發表的兩篇文章都帶著明顯的黨文化色彩，令讀者反感。

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高智晟律師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後遭到中共非法打壓迫害最嚴重時間給高智晟寫的公開信， 名為：丁子霖致高智晟公開信: 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致高智晟先生公開信。

當前在中國，最大最嚴重的侵權行為就是達七年之久的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嚴酷迫害和屠殺，高智晟律師在為這個最迫切的維權大聲疾呼遭到中共政權打壓迫害達四個月之久的時候，丁子霖竟全然不顧四個月所發生的眾多的中共當局嚴重的違權事件，反倒寫信請高智晟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並在信中講了一番添磚加瓦，愚公移山的歪理。

她說，「我們從第一次寫信到今天已經十一個年頭過去了，至今沒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回應。是不是繼續這樣寫下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們相信總歸有那麼一天，政府方面會同我們坐到一張談判桌前。您一定聽說過西方有個「西西弗斯」的故事，或者中國本土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我認為面對強權和暴政，需要更多的西西弗斯和愚公。中國聰明人太多，缺的就是像西西弗斯和愚公那樣的人。」

她又說，「但是在我看來，那些把自己的聰明才智放在本職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個維權個案的律師先生是值得人們尊敬的。他們有時也許不能成功，但至少他們在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法治化添磚加瓦。」

丁子霖的愚蠢在此可見一斑，高智晟當時正在遭受著非理性的獨裁政權的殘酷迫害，她卻在旁邊胡扯什麼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對待這個政權。說白了，丁子霖就像在對著被一群流氓惡棍圍住暴打的見義勇為的人說，「回到見義勇為的隊伍裡來吧，你怎麼不為我們的社會法治添磚加瓦啊？」

她說的道理又大又高，造成一種理大壓死人之勢，這是典型黨文化的大，空特點。

黨文化另一個特點是虛，話裡有話，含沙射影，指東說西，讓人琢磨不透。毛澤東在這方面是個高手，我們中國人對老毛的這類荒謬都不陌生，我在此也不用廢話。丁子霖的第二篇文章「想到哪裡，說到哪裡──關於英雄」把這雲遮霧罩，含沙射影，指東說西的黨文化特點發揮到了極致。

這篇文章起因於高智晟律師給丁子霖的回信得到眾多讀者的稱讚。高智晟律師的回信表現的獨立於黨文化之外的深邃思想讓我們驚嘆不已。同時丁子霖的被黨文化僵化的頭腦遭致人們議論和批評。所以，憋了半年，丁子霖終於發出這第二篇名為「想到哪裡，說到哪裡──關於英雄」的對高智晟忿忿不平，含沙射影的文章。

文章中，丁子霖極盡表彰自己「天安門母親」名稱，影射高智晟是受人安排。不瞭解事情前因後果的讀者，還真揣摩不出她影射的那位「先有人寫好劇本，再找人當演員、排練出來的」的「英雄」是誰。

她說，「在我們這個母親群體中，很早就流行著一個「逼上樑山」的說法。意思是，我們中間很多人今天走到這一步，大抵是被共產黨逼出來的。一位難友曾戲言：‘丁子霖啊，你現在已經被逼上樑山了，而我，也已經到了山跟前，說不定哪一天也要上山了。’人生就是‘逼上樑山’。當然這話只適合於我等愚夫愚婦，對於那些有抱負、有雄心的先知先覺者是不適用的，他們相信的是英雄創造歷史。但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卻完完全全是被逼出來的，並不是先有人寫好劇本，再找人當演員、排練出來的。」

一個對中共沒有深刻認識的滿腦子黨文化的愚民突然兒子被「黨娘」給殺了，她找「黨娘」說說理，這當然不屬於經過思考醒悟而自覺自發的反叛，更不屬於出於社會關懷的犧牲奉獻，這種被「逼上樑山」後還盼著殺人「政府方面會同我們坐到一張談判桌前」的愚民談起自己是「逼上樑山」時的那種阿Q 式的驕傲在這段描述中表露無疑，對政府的奴性也隨之躍然紙上。可笑的是，對「逼上樑山」莫名其妙地自我得意後，還要反罵那出于思考醒悟並勇於犧牲的高智晟律師是「寫好劇本，再找人當演員、排練出來的」。丁子霖被中共扭曲至此，真是可憐可悲至極矣。

黨文化第三個特點是「假」。雖然人們都知道中共黨文化是「假大空」，但人們並不是隨時隨地地都能識別出它高超的造假伎倆，因為它的這些伎倆也與時俱進地精緻化了。另外由於它具備造假的三大法寶，使人們易於相信它並導致受騙上當。一大法寶是它的官方的地位，二大法寶是它的鋪天蓋地的單向宣傳，三大法寶是它的天羅地網的警察機構，這些警察還常常私下裡和百姓交朋友，向百姓透露「可信」消息。

舉個最近發生的說明中共國安警察造假把人當猴耍的實例。

余傑在他的「以真話維權」的文章中為了影射了兩個人而說出兩件事。他在文章裡說，「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許多維權人士亦深受共產黨文化之潛移默化，許多人在其言語行事中，不自覺地混淆了真話和謊言的界限，逐漸習慣了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謊言，並享受這些謊言所堆砌出來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兩三名警察的跟蹤，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的時候卻非得誇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這樣誇大不足以顯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沒娛樂場所，並與地方黑勢力發生衝突，卻非得將這樣的事件泛政治化，將其描述成國安策劃的陰謀；... ...」

這段文章中，余傑第一件事指的是高智晟，說高智晟對監視他的警察數目誇大其詞。第二件事指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維權人士趙昕，說趙昕遭國安策劃暴打是說謊。事經幾個月後，現在這些謠言已經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北京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都知道這兩條消息均屬謠言，而且是來自國安部警方的謠言。

那段時間，國安部找北京的許多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談話，談話中間都會以接近的態度透露三條假消息給對方，第一個假消息是，高智晟誇大其詞，我們國安根本沒派那麼多警察圍堵監視他，就派了兩三個警察。第二個假消息是，趙昕挨打不是我們國安警察干的，是他去娛樂場所與地方黑勢力發生衝突所致。第三個假消息是，余傑的老婆到處跟人睡覺。其他的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都對這種假消息不屑一顧，唯獨余傑拿著雞毛當了令箭。

國安當然不會告訴余傑第三個余傑能夠識破的假消息，所以國安方面的人只告訴了他頭兩個假消息，他得意於抓著了攻擊別人的尚方寶劍以至忘形所以，馬上就把這兩條假消息全部用在了他的文章中，還說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指責許多維權人士亦深受共產黨文化之潛移默化，自覺地混淆了真話和謊言的界限。

余傑就這樣被中共國安當猴給耍了，使他遭到其他也被告知了假消息的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們的恥笑。

但願丁子霖能從余傑的教訓中得到一點啟發，同時看到黨文化的害人之處。

2006 年11月6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