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專欄】相互殘殺人性無 現世現報促人醒(上)

邪靈附體 禍害中華(13)

有的人之所以易被共產邪靈附體操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性中的一些負面的因素,一些魔性的東西是和共產邪靈附體的思想體系相通的。這些負面的因素,魔性的東西在那個時候極易被共產邪靈附體,放大,加強,操控,從而使自己善良的天性被泯滅,墮落成被共產邪靈附體操控的像魔鬼一樣的罵人,打人,殺人的工具。許多紅衛兵就是這樣魔性膨脹,變得像魔鬼一樣去行凶的。


「老師還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師被打,是由於給了某個學生不及格而這個學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躍份子。有的是得罪過學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學的一個學生把一個女老師打得慘叫著滿地爬,僅僅因為這個老師曾在一次代課時批評了一下這個學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個工友平常對學生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外國語學校有一位老師被打,因為信教。有的老師長得漂亮,很是顯眼,遭人忌恨,於是被打。有的老師長得醜陋,看起來像電影上的壞人,也被學生打。」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共產邪靈附體操控老紅衛兵在校園裡以「批鬥」為名打罵,侮辱殺戮教師學生,讓他們按邪靈的邪惡理論去思維和邪魔的手段去折磨人,在學校裡發泄著邪火,著人類文明還嫌不夠,還把這邪火燒向社會,紅衛兵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而這一切,共產邪靈附體更是動用了國家暴力機器於以縱容,支持,協助。


例如,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幹部擴大會議上直接指令: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 「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的抄家暴力「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


就在這種邪魔式的指令下, 一件件反人性、反人類的罪惡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規模的發生著:


A。在北京市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一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一家五口被與其素不相識的「紅衛兵」殘殺身亡,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凶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凶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凶手揚長而去,這種極端反常的社會現象正說明瞭整個國家機器在共產邪靈附體操控下表現出來的凶殘。


B。在北京市,「王府井旁邊有一座天主教堂,紅衛兵先將十幾個修女遞解出境(當時「人民日報」曾作為紅衛兵的壯舉加以報導),後來便住在那裡。教堂裡儲存有罐頭食品,吃飯自然不成問題。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問:‘誰是資產階級?’然後根據提名把這些‘資產階級’帶入教堂,一帶便是一家人。一家進去,立即被紅衛兵分光。三個紅衛兵揪一個,先將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時動手,皮鞭齊下,有專人拿著秒錶計時,看各組打死人都用了多長時間,當然用的時間最少的是‘冠軍’。令我震驚的是:獲‘冠軍’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幾個女生。」(<<宋彬彬打死過多少人?>> )


C。「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據一位大陸學者的調查,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凶’;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凶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凶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凶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欖桿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凶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


在文革浩劫中,許多面帶稚氣的青少年就這樣惡魔般的幹著殺人不眨眼的罪惡勾當。這些在文革浩劫中犯下纍纍大罪的許多面帶稚氣的青少年就是所謂的老紅衛兵們,這些所謂的老紅衛兵們則是共產邪靈附體蓄意保護、培養、重用的對象。


共產邪靈附體這種對老紅衛兵們的培養、保護、重用從文革浩劫前,文革浩劫中,直到現在,一脈相承,連綿不斷,文革後,中共元老陳雲在清查三種人的一個批示中說,對老紅衛兵中幹部子女在紅色恐怖中殺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江澤民更是將邪惡的對聯的吹鼓手,在文革浩劫中犯有纍纍罪行的劉京提拔為中共的公安部副部長,專職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的副主任,劉京的名字已經在網際網路上成為一個中共的超級打手和專制屠夫的代號。自他參與鎮壓法輪功的罪惡以來,劉京作為「610辦公室」的負責人,幾年中不斷親自到各地指揮迫害,下達對法輪功的滅絕政策。劉京每到一處,迫害都會升級,死亡案例也不斷上升。類似劉京這樣的老紅衛兵們已經成為了共產邪靈附體禍害今日中國民眾的死黨。


共產邪靈附體在從小向老紅衛兵們灌輸莫名仇恨的邪理中, 塑造出了文革浩劫中的邪兵組織——老紅衛兵們,當年的老紅衛兵以「革命後代」自居,在學校率先造校長、老師的反,繼而衝向社會造「牛鬼蛇神」的反,製造「紅色恐怖」 這些老紅衛兵們在共產邪靈附體的操控下,產生之初的紅衛兵根本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全是共產邪靈附體灌輸給他們的一套邪理,以林彪等人在那些年代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權威為自己的思想,以毛澤東的一系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講話為自己指導思想。除了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無產階級專政、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反對修正主義外,極少有任何其他內容。它的思想方法是一種極端的教條、專橫、反人性的。


他們行必拿「紅寶書」,言必提偉大領袖如何說,林彪如何說,是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的邪說催生了血統論這個怪胎。血統論是維護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產生的,共產邪靈附體在利用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去狂熱的樹立毛的絕對權威的同時,也安排了對他們又打又拉的計畫,這是因為,共產邪靈附體人類就是為了利用,對人本身的生命是不看重的,即使某人,某個群體為它拚命效勞,在不起作用的時候,對這些人它是任意處置的,想殺就殺的,由於血統論紅衛兵上輩中的許多人是共產邪靈附體在文革浩劫中要整治的對象,而且,如果任由血統論紅衛兵這樣殺下去,就會干擾共產邪靈附體整治 中共內一部分人的安排,這樣,共產邪靈附體啟動了下一步的安排。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以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一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要內容,陳伯達在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中說,這場文革是要整治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制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治走資派,反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給前段時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的群眾平反,賠禮道歉。所有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要予以銷毀……。


在報告中陳伯達對「血統論」公開提出嚴厲的批判.

共產邪靈附體指使陳伯達在報告中對「血統論」公開提出嚴厲的批判,並非是真正要打碎這種長期以來壓制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精神枷鎖,而是為了引誘更多的人更深的陷入文革浩劫的火坑中,讓共產邪靈附體更易於操控,為共產邪靈附體賣命。事實上,到一九六六年為止的青少年,不止是幹部子弟,而是幾乎所有的伴隨中共非法建政後出生的青少年都已經喪失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喪失了一般社會的判斷能力。不但青少年是如此,許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在共產邪靈附體營造的妖氛魔圍的環境中,自覺不自覺的就在文革浩劫中變異自己的思想,丟掉自己的生命,害人害己。「血統論」本為邪靈理論中的產物,但為了騙更多的人陷入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殘殺中,就對「血統論」提出批判,但只是在表面上浮光掠影的說一下,實質的東西是不觸及的,在共產邪靈附體看來,只要不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施政方針,就不可能真正拋棄「血統論」。因此,當遇羅克寫出《出身論》對「血統論」展開真正的批判時,就遭到了同一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情鎮壓和肉體消滅。


對於「血統論」的批判和毛澤東發出的打倒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的中共領導人的號召,使許多非老紅衛兵的學生組織了新的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紅衛兵」。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學生在前一階段處在政治歧視高壓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對老紅衛兵及其父輩有著一種積蓄已久的仇恨。心中積累的怨氣正在找出口,而人世間的任何仇恨,怨氣,說到底,都是人性中的一種魔性的表現,共產邪靈附體在另外空間對這些看的很清楚,它要使這種仇恨,這種心中積累的怨氣為共產邪靈附體禍害中華所用,就作了這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安排。讓所謂的「造反派紅衛兵」有一個發泄他們魔性的機會,於是由共產邪靈附體導演的另一種形式的禍害中華的罪惡又在全國上演了。


1966年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很快發展到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紅衛兵」 對這次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裡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衝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裡「串連」。他們狂熱的行動刺激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當權派們的音量增高了。非法和無人性地鬥爭當權派們的殘暴行為升級了,上至國家主席,下至生產隊長,只要是所謂的當權派,就有可能被扣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包括「造反派紅衛兵」在內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就可以任意打罵,侮辱。直至折磨至死,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劉少奇被折磨至死的過程是一個典型例子,許多中共老幹部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公之於眾的雖說不多,但也有一些,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樣一個帶普遍性的事實,就是許多曾經被中共作為「統戰」對象而安置在各級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作花瓶,當副手的所謂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市,縣級及以下的所謂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很少見諸於報導,上至中國國家副主席、中國共產黨最親密的戰友、追隨共產黨幾十年的宋慶齡,也被北京的紅衛兵勒令「革」她幾十年不變的傳統髮式的「命」,為了顧及宋慶齡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宋慶齡的命當時留下了,而她已死去多年的父母親可沒那麼幸運,上海的紅衛兵連死人也不放過,他們把宋慶齡雙親的墓地「砸爛」,揚骨暴屍!這樣的事,最能說明操控紅衛兵的共產邪靈附體的邪魔本性了。


省部級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不少,也有少許見之報導。但是,市,縣級及以下的所謂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就鮮見報導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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