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反右，到五八年暑期的深挖補課時，廣大中小學教師蒙難者不計其數。我的姑父母，非常忠厚老實的一對夫婦也遭此劫難。
姑父馮天逸在安徽省桐城縣中學任語文教員，姑母是桐城東關小學教師。夫妻兩人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從來沒有非分之想，從來不作閒話多議，政治問題更是三棍子打不出個屁來。他們 雙雙分別在學校被評為模範教師。姑父能在五七年全省中學教師暑期集中整風反右學習中逃過一劫，正是得益於他的這一個人特質。
可是，到了五八年暑期，各地區、各學校的抓右派的指標大大加碼，濫抓無辜、陷害善良已是家常便飯了。姑父和姑母兩人向來都是溫順自持、謹小慎微的人，整風學習中也從來不鳴不放，哪怕是‘提意見’也不願多嘴。在反覆攻心、逼迫交待、深挖一閃念時也多是說好話或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就是這樣，因為你是‘解放’前過來的人，劃你右派沒商量。最後，以深沉、堅持反動立場等莫須有的罪名雙雙被打成右派，並以家庭成分問題為由，開除公職，遣返回家。
姑父姑母開除回家時，家中已無立錐之地，房子早已全部被沒收，因而只好寄住在我家。當時，戴著帽子回家的人是要受街道委員會管制，監督勞動，改造思想。三天一匯報，五天一 批判，天天掃大街，隨時聽調遣。姑父姑母一貫規行蹈步，一切按街道的規定去做。掃大街時掃得干乾淨淨，一尺不少、一塊不拉，寫思想檢查時，一絲不苟、一次不拖。久之，街道倒也滿意，一般對他們就不太苛求。
為瞭解決生計，經街道同意，姑父在城關篾業社接了編斗笠的篾活，每天在家編斗笠，可以掙一角多錢。姑母在一副業廠接了紡石棉繩的活，置自身健康於不顧，成天吸著石棉粉在家紡石棉繩，每天可以掙二角多錢。兩個人一天下來掙的錢，在當時只值五個雞蛋，勉強可以支付國家配給的糧食和食油。夫婦兩人節衣縮食，艱難度日，一分錢掰成兩半化，連自己的衣著都拿出去或賣或當，補貼生活所需。沒有錢買菜，春天醃的一壇咸菜要吃到第二年，雖糜爛和生蛆仍日日以釋飢就食；為節省柴禾，頭天放一把米到熱水瓶中，第二天就當熟飯。
六０年六月，街道組織‘五類分子’去農村公社參加夏收、夏種勞動。自背鋪蓋、自帶碗筷，公社給飯吃。這對於長時間處於飢餓狀態的這些監督改造五類分子，倒是一件好事，他們期望著能吃上一頓飽飯。為了照顧家庭活計，街道允許姑母留家做自己承包的活，只要姑父一人參加。
勞 動的第二天，時值端午節。中午飯，公社食堂為給這些無賞勞力一點過節嘉獎，每人一碗飯，外加一根油條。午響收工後，精疲力盡、飢渴交加的勞工們排隊順序領飯時，有一人大搖大擺走到隊列前面，申手就領飯。姑父在隊列中平和地說了一句：「不要插隊嘛」。那人一聽，轉過身來一拳就把姑父打倒，然後在他胸口猛踹上 幾腳。當時姑父就被打昏過去，不省人事了。
實際上，那個插隊的是另一個街道五類分子勞工的帶隊，姑父沒有意識到他在這群人中有著至高無上的生殺大權。他命令兩個勞工，把姑父抬到集體地鋪的公社大棚裡。有勞工問，是否送到附近醫院去看一看，回答很乾脆：「不用！」
晚上收工後，勞工們吃過晚飯回到大棚，見姑爺甦醒過來，但神情恍惚，精力微弱，已經無法起身、無法進食了。地鋪與姑父緊鄰的難友是同一街道的另一個中學教師，姓張。他看情況可能有生命危險，再次提出送醫院去看一看，領隊凶神惡煞地說：「你不用多管閑事」。
晚上睡覺時，據張老師說，他還聽到姑父喃喃地念誦著詩詞，其中有一首記得是元稹的一首《遣悲懷》詩：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
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
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顯然，他已覺得自己將要不行了，這是死前對妻子的思疚和感念。由於過於疲勞，張老師沒有聽清姑父所念叨的其他是些什麼詩詞就酣酣入睡了。
第二天難友們發現姑父真的斷氣了。報告給領隊，領隊毫無反應地說了聲：「知道了」。他在分配勞工下地任務時，指定兩個人留下，要他們把姑父的屍體抬到附近的一塊荒地，挖個坑就地埋掉。
打死一個人和打死一隻蒼蠅一樣，沒有任何責任，無需任何處置，連通知家屬認屍領屍都不需要，像把死蒼蠅扔到垃圾桶一樣隨便在荒地挖個坑埋掉就可以了。身處境外之人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
直到一個星期的三夏勞動結束，難友張老師回來之後來我家，才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姑母。可憐的姑母只能一個人躲到房間裡痛哭。身陷囹圄，膝下無子，又突然喪夫，可以想像姑母是多麼地傷心，真是淚干腸斷，哀痛欲絕。
擔心姑母悲傷過度而走不回來，張老師當時勸她不要去埋葬之地看望了。在很多日子之後，姑母在張老師的陪同之下去埋葬地看望，然而這塊「墓地」已經被翻犁成稻田了，姑父的屍骨也就成了田裡的上等肥料。
此後，姑母在浴血的政治迫害和殘酷的經濟困苦雙重枷鎖下，伴隨著眼淚，伴隨著飢餓，伴隨著石棉粉塵，堅韌地又渡過了十六年的漫漫長夜，直到1978年的平反和恢復教職
姑父馮天逸在安徽省桐城縣中學任語文教員，姑母是桐城東關小學教師。夫妻兩人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從來沒有非分之想，從來不作閒話多議，政治問題更是三棍子打不出個屁來。他們 雙雙分別在學校被評為模範教師。姑父能在五七年全省中學教師暑期集中整風反右學習中逃過一劫，正是得益於他的這一個人特質。
可是，到了五八年暑期，各地區、各學校的抓右派的指標大大加碼，濫抓無辜、陷害善良已是家常便飯了。姑父和姑母兩人向來都是溫順自持、謹小慎微的人，整風學習中也從來不鳴不放，哪怕是‘提意見’也不願多嘴。在反覆攻心、逼迫交待、深挖一閃念時也多是說好話或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就是這樣，因為你是‘解放’前過來的人，劃你右派沒商量。最後，以深沉、堅持反動立場等莫須有的罪名雙雙被打成右派，並以家庭成分問題為由，開除公職，遣返回家。
姑父姑母開除回家時，家中已無立錐之地，房子早已全部被沒收，因而只好寄住在我家。當時，戴著帽子回家的人是要受街道委員會管制，監督勞動，改造思想。三天一匯報，五天一 批判，天天掃大街，隨時聽調遣。姑父姑母一貫規行蹈步，一切按街道的規定去做。掃大街時掃得干乾淨淨，一尺不少、一塊不拉，寫思想檢查時，一絲不苟、一次不拖。久之，街道倒也滿意，一般對他們就不太苛求。
為瞭解決生計，經街道同意，姑父在城關篾業社接了編斗笠的篾活，每天在家編斗笠，可以掙一角多錢。姑母在一副業廠接了紡石棉繩的活，置自身健康於不顧，成天吸著石棉粉在家紡石棉繩，每天可以掙二角多錢。兩個人一天下來掙的錢，在當時只值五個雞蛋，勉強可以支付國家配給的糧食和食油。夫婦兩人節衣縮食，艱難度日，一分錢掰成兩半化，連自己的衣著都拿出去或賣或當，補貼生活所需。沒有錢買菜，春天醃的一壇咸菜要吃到第二年，雖糜爛和生蛆仍日日以釋飢就食；為節省柴禾，頭天放一把米到熱水瓶中，第二天就當熟飯。
六０年六月，街道組織‘五類分子’去農村公社參加夏收、夏種勞動。自背鋪蓋、自帶碗筷，公社給飯吃。這對於長時間處於飢餓狀態的這些監督改造五類分子，倒是一件好事，他們期望著能吃上一頓飽飯。為了照顧家庭活計，街道允許姑母留家做自己承包的活，只要姑父一人參加。
勞 動的第二天，時值端午節。中午飯，公社食堂為給這些無賞勞力一點過節嘉獎，每人一碗飯，外加一根油條。午響收工後，精疲力盡、飢渴交加的勞工們排隊順序領飯時，有一人大搖大擺走到隊列前面，申手就領飯。姑父在隊列中平和地說了一句：「不要插隊嘛」。那人一聽，轉過身來一拳就把姑父打倒，然後在他胸口猛踹上 幾腳。當時姑父就被打昏過去，不省人事了。
實際上，那個插隊的是另一個街道五類分子勞工的帶隊，姑父沒有意識到他在這群人中有著至高無上的生殺大權。他命令兩個勞工，把姑父抬到集體地鋪的公社大棚裡。有勞工問，是否送到附近醫院去看一看，回答很乾脆：「不用！」
晚上收工後，勞工們吃過晚飯回到大棚，見姑爺甦醒過來，但神情恍惚，精力微弱，已經無法起身、無法進食了。地鋪與姑父緊鄰的難友是同一街道的另一個中學教師，姓張。他看情況可能有生命危險，再次提出送醫院去看一看，領隊凶神惡煞地說：「你不用多管閑事」。
晚上睡覺時，據張老師說，他還聽到姑父喃喃地念誦著詩詞，其中有一首記得是元稹的一首《遣悲懷》詩：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
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
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顯然，他已覺得自己將要不行了，這是死前對妻子的思疚和感念。由於過於疲勞，張老師沒有聽清姑父所念叨的其他是些什麼詩詞就酣酣入睡了。
第二天難友們發現姑父真的斷氣了。報告給領隊，領隊毫無反應地說了聲：「知道了」。他在分配勞工下地任務時，指定兩個人留下，要他們把姑父的屍體抬到附近的一塊荒地，挖個坑就地埋掉。
打死一個人和打死一隻蒼蠅一樣，沒有任何責任，無需任何處置，連通知家屬認屍領屍都不需要，像把死蒼蠅扔到垃圾桶一樣隨便在荒地挖個坑埋掉就可以了。身處境外之人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
直到一個星期的三夏勞動結束，難友張老師回來之後來我家，才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姑母。可憐的姑母只能一個人躲到房間裡痛哭。身陷囹圄，膝下無子，又突然喪夫，可以想像姑母是多麼地傷心，真是淚干腸斷，哀痛欲絕。
擔心姑母悲傷過度而走不回來，張老師當時勸她不要去埋葬之地看望了。在很多日子之後，姑母在張老師的陪同之下去埋葬地看望，然而這塊「墓地」已經被翻犁成稻田了，姑父的屍骨也就成了田裡的上等肥料。
此後，姑母在浴血的政治迫害和殘酷的經濟困苦雙重枷鎖下，伴隨著眼淚，伴隨著飢餓，伴隨著石棉粉塵，堅韌地又渡過了十六年的漫漫長夜，直到1978年的平反和恢復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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