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不少人都以為孫中山先生的遺囑，是汪精衛起草的。但國民黨中一些元老級人物，如於右任、張繼等，在生前寫的一些回憶文章中，卻十分肯定的說，中山先生遺囑的起草者是吳稚暉。他們回憶說，中山先生遺囑產生的經過，大體是這樣的：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與一些國民軍將領聯名致電孫中山，邀孫先生北上指導「一切建設大計」。
於是孫中山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偕宋慶齡、李烈鈞、邵元衡等二十餘人，乘永豐號軍艦經上海、日本，十二月三十一日抵達北京。
由於長期為革命奔波，積勞成疾，中山先生得了肝癌。加之此次北上，長途跋涉，操勞不息，使得病情加重。到達北京僅五天，孫中山不得不住進協和醫院進行治療。
接受手術前，孫中山曾下一手諭，由李大釗、吳稚暉、李石曾、於右任、陳友仁五人，組成政治委員會。中山先生曾明確指示：對於重要事情，均由該會議而後決行。並以黃昌谷為秘書（稱書記），鮑羅廷（共產國際代表）為顧問。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孫中山病重，西醫和中醫均回天乏術。眾人一致認為，不如趁先生還清醒時，請示遺言。
於是隨孫服侍諸人便推選中山先生之子孫科、舅子宋子文、連襟孔祥熙和善於察言觀色隨機應變的汪精衛，帶著由政治委員會已擬定的遺囑草稿，代表大家懇請中山先生留言。
中山先生開始不肯留言，後經眾人多次懇求，中山先生始說：「你們要我說甚麼，有沒有為我考慮？」汪精衛說：「我們已預備了一份稿子，請先生核定，現在我可以念給先生聽一聽嗎？」中山先生睜開眼睛說：「好，就念給我聽聽罷。」
於是，汪精衛就把由政治委員會起草，並經眾人反覆討論修改的遺囑草稿，念給中山先生聽。
據於右任回憶，遺囑草稿共有兩篇，第一篇是政治遺囑，內稱：「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之《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遺囑，內容是：「余因盡瘁國事，不置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付吾妻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對這兩份遺囑，中山先生表示滿意，但當時並未簽字。
三月十一日，孫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可能將不久於人世，乃對守護在病床前的親屬和汪精衛等人說：「我可能要和你們分別了，把前次念給我聽的兩篇稿子拿來，我簽字。」
汪精衛就把遺囑稿和墨水筆呈上，中山先生吃力地在遺囑稿上簽了字。隨後由親屬宋慶齡、孫科及當時在病房守護的張靜江、吳稚暉、汪精衛、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賽、邵元衡、戴季陶、鄒魯、陳友仁、何香凝依次簽字為證明人，汪精衛最後又署名為「筆記者」對中山先生臨終前簽字認可的遺囑稿，於右任曾在一篇悼念吳稚暉的文章中說：「民國十四年，國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員會，稚老與我皆任委員，……這時鮑羅廷是委員會的顧問，稚老與鮑羅廷初次交手時即一字不讓，後來討論遺囑時與鮑羅廷的爭論更加激烈。……國父遺囑的完成，吳先生有大力焉。」
另一位國民黨元老張繼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肯定的認為，中山先生的遺囑是吳稚暉起草的。張繼的文章是這樣說的：「總理病危時，於右任認為萬一不幸，應有詔告國人之遺命、遺誥、遺訓，名稱未定。吳稚暉針對於右任的意見提出：吾輩系平民主義，不應帶帝王語氣，建議用『遺囑』二字。」
「原稿由吳稚暉起草後，眾人再三商榷修改，乃改為今文，兆銘(江精衛)亦為修改者之一，並非如黨史紀要所稱：『於是兆銘等申請總理預備對同志之遺言，由兆銘筆記。』」
由此可見，中山先生的遺囑，系由於右任提議，政治委員會討論內容和名稱，吳稚暉起草，眾人反覆商榷修改後，在中山先生病危時，由江精衛向中山先生口述，經中山先生審聽簽字而成。
汪精衛是國父遺囑重要修改人、見證人和筆記者，但並不是遺囑的最初 起草人。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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