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的整個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師們的思考，包括今天學者們的主流思維，都可能存在一個大的思維陷阱。在當代中國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觀念之中，都包含著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的思想陷阱。這種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人在現代化道路上的邁進。可能有些概念是最為基本的，是絕大多數人不會懷疑的，它們卻恰恰是陷阱。我認為，今天中國的所有問題，都與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關係。
我今天只講三個概念。第一個概念是「封建」。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關於中國歷史的描述，如果離開封建一詞，可能無法述說了。我們把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國定位為傳統的封建社會。但是，封建一詞，說白了，是一個簡單的常識性錯誤。直到前幾年，我國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這個錯誤揭露了出來。這樣一個關鍵詞，究竟錯在哪裡呢？很簡單。封建，在漢語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語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諸侯」。秦始皇廢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這個行動就是廢除封建制度。
也就是說，早在兩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滅亡了。但是，我們的教科書，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實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滅了中國的封建制度。這是個歷史的簡單常識，但是幾十年以來，99.9％的中國人在使用封建一詞時，從來沒有意識到用錯了。而且，這不止是一個用詞錯誤的問題，如果是這樣，那好辦，我們約定俗成，這個詞語有了新的含義，用另外的詞語代替它的舊含義。問題是，這樣一個關鍵詞的用錯，背後是思維方式的錯誤。而一旦陷入這種錯誤中，我們的思路就沒有辦法翻身。
這種錯誤是哪裡來的呢？其實，中央集權制度和封建制度本來是一個對立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從秦始皇時代以後，中國的社會狀況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層面看，都不是封建主義，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資本主義。如果說，把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與西方制度做一個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與其說像西方的封建社會，不如說像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大家想想，在中國，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錢人可以開錢莊等等，這些都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極其接近。而事實上，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從明清開始萌芽，恰恰相反，從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國的農業資本主義就萌芽了，而中國的工商業也一直非常發達。
我們知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種發展邏輯，一種完全在斯大林時代杜撰出來的理論，一種根本不是馬克思原意的東西，支配了我們今天的思維。封建這個詞語上的錯誤，不在於詞語自身的錯誤，關鍵在於，詞語背後所強化的邏輯：它告訴我們整個人類文明進程有一個單一的坐標系，它以現代西方的標準為標準，說到底，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
第二個詞語，也是我們時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認為它是錯誤的，這就是「啟蒙」。其實，啟蒙背後，也有一種思維的陷阱。如果說，封建一詞背後的陷阱，只要經人一點化，大家就能意會的話，那麼，啟蒙一詞背後的陷阱，顯得更加隱晦。包括我剛才談到的李慎之先生，雖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詞的錯誤，但是，他同時也認為，中國人需要啟蒙。
啟蒙一詞與封建一詞中，有一些極其類似的東西，其陷阱也頗為相似。法國人、英國人觀念中的啟蒙，與漢語中啟蒙一詞的意思，非常接近，它們都指：人處在一種陰暗的角落裡，要獲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開化，這就叫做啟蒙。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們把窗戶打開，讓光線照射進來，這些光線象徵著聰明、才智、文明、先進與智慧，它們照耀了我們黑暗的心靈。但是呢，法國人首創啟蒙一詞時，在他們的意識當中，啟蒙所運用的智慧，並不是外面的世界給予他們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許，諸如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會羨慕古老中國的文明之光，但是，他們並不認為，法國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東方文明的改造。
回到啟蒙問題的探討上，西方人崇尚東方，以為是在用中國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時，實際上，他們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說，真實的啟蒙運動，不是西方人藉助外面的光芒來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們是在自我覺醒。在其他的講座場合，我曾經談到過，西方文化的源頭，更多的是，古希臘的哲學、猶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種自然狀態的萌發。西方人真實的啟蒙，並不是用外面的光明來照射他們，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內心智慧的覺醒來改變自己。
可見，啟蒙一詞的原義，並不是我們表面所理解的那樣。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照德語中啟蒙一詞的含義。它與英語、法語、漢語中啟蒙的意思不一樣。在德語中，啟蒙指的是自我成長發育和自我進步的過程。這可謂是更加真切地表達了啟蒙的本義。但是呢，當今，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啟蒙是：中國人的現狀是朦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說穿了，如今很多知識份子鼓吹的啟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進思想來改造中國人。
這種啟蒙，是一廂情願的傾向，是將所謂先進的思想灌輸我們的大腦，讓我們走向光明，這種啟蒙，與西方原創的啟蒙完全是兩碼事。在這種情況下，人變成了所謂的光明的奴隸，受它支配，人在所謂的光明面前，只不過是一個工具，一個被改造的對象。這種啟蒙的指導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國的許多被動、挨打和平庸。中國人越來越缺乏創造力，越來越喪失個性，越來越沒有了主動能力，越來越將自身活力崩潰。「啟蒙」觀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我繼續講第三個詞語，「現代化」。恐怕，更是極少有人懷疑，現代化一詞背後，也有一個陷阱。不過，這個詞語背後的陷阱，是很明顯的。稍微有些漢語語感的同學，都應該知道，什麼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種東西，卻要變成某種東西。那麼，現代化就意味著，中國人如今並不現代，中國還處在古代，。現在的中國人不算是現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國人要走向現代化，這就存在著一個時間上的混亂。我們所說的「現代化」概念，與所說的「封建」一詞，它們依賴的時空觀是一致的。即二者認為，美國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處於的現在才能算作現在，他們有權說：我處於現代，而中國人的現代，只相當於他們的古代。這種思維，導致我們中國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時間坐標取消。
引申一下，我認為，二十世紀，人類思想領域內有一個極其具有戲劇性的對比。是什麼呢？上個世紀初，也就是1905年，愛因斯坦在自然科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這場革命可以簡單概括為：自然科學範疇內時間觀念的革命，即打破統一的、絕對的、一元的時間坐標，轉化為多元的、每一物質體系都有獨立坐標系的時間坐標。這就意味著，時間成為一個相對性的坐標。時間不可能脫離物質體系而存在，不存在一個絕對、唯一的坐標系。愛因斯坦引導了絕對時空觀向相對時空觀的改變。可是，同樣是在二十世紀，在人類社會生活領域，在社會科學範疇，卻有恰恰相反的轉化。
起初，大部分社會學者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身獨立的時間坐標，每一民族有不同的歷史紀年方式，如太陰曆、格裡高裡歷、黃曆等。而逐漸地呢，演化成統一的、一元化的、絕對的時間坐標。當二十世紀最後一天到來的時候，全世界的人都為此而惋惜；當二十一世紀的太陽第一次升起的時候，全世界的人們都覺得與眾不同。這時，我要發問了，這一天與其他天，真的不一樣嗎？其實沒什麼不同的，只不過是西方紀年法的偶然設置，造成了這一天的特殊。這種時空觀，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著同一個時空，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相對時空觀完全相反。曾經有個小夥子問愛因斯坦，說他的相對論太抽象太深奧了，愛因斯坦打了個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對一位囉嗦不停、說話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時，這時，一分鐘好比一個小時；如果你跟心愛的人在一起時，一小時好比一分鐘那麼短暫。這就是相對。它告訴我們，時間是以每個主體的不同狀態來決定的，不同主體之間不存在一個絕對同一的時間觀念。可是，二十世紀末期開始，我們卻在社會生活領域建構了唯一的時空坐標。這就是「現代化」概念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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