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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的代價與終結謊言的艱難

作者:余傑  2006-09-27 20:0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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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匈牙利總理「承認說謊」的一篇內部講話的外傳,引發了自一九八九年之後匈牙利最大的政治動盪。據目擊者稱,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國家電視臺門前,一邊高呼著一九五六年反對蘇軍佔領的口號,一邊開始向電視臺的警衛和負責維持現場秩序的警察雨點般地投擲土製燃燒瓶和石塊。數名警官被困在車上,一些示威者趕緊把動彈不得的警官護送到安全地帶。數十名示威者藉機突破了警察的封鎖線,衝進了國家電視臺的第一層樓。一名記者描述說:「那些突入大樓的示威者們連砸了好幾臺自動 售貨機……但沒有衝進演播室。」 一名示威者表示:「我們會堅持遊行直到久爾恰尼下臺為止。明天來的人數將是今天的兩倍!」連日來,騷亂已經造成一百五十多人受傷。

九月十七日,匈牙利總理久爾恰尼在執政黨內部會議上的一段講話錄音被媒體公開。現年四十五歲、風華正茂的久爾恰尼,二零零零年加入社會黨,二零零四年九月選舉成為總理,二零零六年再次連任,是匈牙利政壇一顆閃耀的新星。久爾恰尼在這篇講話中承認,為了贏得選舉,執政黨和政府不斷向選民撒謊,謊報政府業績。久爾恰尼說:「我們從早到晚都在撒謊,因為在我們執政的四年裡,政府拿不出引以為傲的業績。如果我們一定要向選民交代我們做了什麼事,我們該怎麼說?」他還說:「我們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所以除了撒謊我們別無選擇。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像我們這樣干蠢事。」這段講話錄音的片斷首先出現在匈牙利國家電臺的網站上,隨後在匈牙利的各大新聞網站上出現了更長的講話錄音。

據報導,得知該講話被公開後,當事人久爾恰尼反倒顯得相當解脫。久氏在自己的博客上將那次講話全文發表出來,並寫道:「匈牙利政治目前的問題不在於誰在什麼時候說了謊,而是誰有能力來制止謊言繼續下去。」他還說:「謊言是整個匈牙利政壇精英的罪惡。」同時,他還對自己這段「激情洋溢的演講」感到「自豪」。有人據此推測說,此次講話錄音遭到曝光,有可能是久氏一手導演的「苦肉計」。他以一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方式,挑戰匈牙利政壇的「潛規則」。他首先承認自己以前也是那些說謊者中的一員,然後公開表示自己從此之後再也不跟他們為伍了。由此,他企圖深深地觸動那些黨內和政府內的保守力量,並推動政府作大幅的改革。然而,無論此事是否為久氏本人一手策劃,其後果卻遠遠超出了他的預計。

這段講話在這個東歐國家引起了軒然大波。久爾恰尼和社會黨都陷入了十分尷尬和狼狽的境地。匈牙利總統嚴厲譴責久爾恰尼「有意地危害人們對於民主政治的信仰」,並要求他公開道歉。百分之七十二的受訪者希望久爾恰尼立即下臺,而不久之前他才高票當選。那些感到被欺騙的老百姓,尤其是曾經兩次投票給久氏的匈牙利人,更是怒火中燒,遂有大規模的市民集會和衝擊電視臺的舉動。久爾恰尼根本沒有估計到謊言的危害性,以及終結謊言的艱鉅性。謊言就像是一個吸血鬼,它不斷地需要新鮮的血液。通常的情況是:當說謊者剛剛開始說謊的時候,似乎輕鬆無比,因為無須立即為此付出代價和承受懲罰。但是,一旦說謊成為一種事實乃至成為一種習慣的之後,說謊者便被謊言所俘虜,說謊者成了謊言的奴隸。說謊者不得不奉獻出自己的鮮血來滋養謊言這個吸血鬼。而要改變這種日益牢固的主僕關係非常困難。即便有一天說謊者恍然大悟了,試圖著手改變誕生謊言的外部環境,卻因為他本人與謊言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無法真正得以「斬草除根」。久氏因為這篇「承認說謊」的講話而聲名狼藉,這一弔詭的事實顯示出:謊言擁有何等可怕的毀滅性的力量。聖經中說:「詭詐的舌頭啊,要給你什麼呢?要拿什麼加給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羅騰木的炭火。」(《詩篇》一百二十篇三至四節)

此次匈牙利總理久爾恰尼所遭遇的信任危機,德國作家、一直享有 「德國的良心」的君特•格拉斯也正在遭遇。格拉斯在其新書《剝洋蔥》出版前夕,公開了自己當年參加過納粹武裝黨衛軍的事實。此信息所導致的結果亦為君特• 格拉斯未曾料到:他本來希望此細節成為一個小小的新聞熱點,成為對該書的一種有效的促銷手段。然而,民眾的反響會卻如此之大。書倒是迅速銷售完畢,作者的聲譽卻受到致命的傷害。《鐵皮鼓》故事的發生地波蘭但澤市,正式要求格拉斯退還頒發的榮譽勛章,如此應對不可謂不嚴厲。對於這位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巨人,人們不由得不置疑道:為什麼延宕了半個多世紀之後,你方才公布此污點?此前那麼長的時間裏,你一直佔據著高山仰止的道德制高點,義正詞嚴地指責那些納粹的支持者。與此同時,你自己是否捫心自問過?

長期以來,格拉斯本人一直以「敢於說真話的人」自居,德國國內外的廣大讀者和知識份子也將他看作一種嚴格道德的標尺。義大利作家達里奧•福稱讚說:「格拉斯在文明和文化領域裡打了許多戰役,他始終不渝地在為正義、自由和民主奮鬥。」奈及利亞作家索因卡稱讚說:「格拉斯提出了另一種世界觀。它將幫助我們去抵禦那種極其狹隘的小團體主義的誘惑力而有利於全人類這個大團體。」波蘭作家米洛茲稱讚說:「格拉斯的文學創作是對二十世紀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對戰爭所發出的抗議的呼聲。這是一個使歷史不被遺忘的嘗試。他的文學使命在於,對自己國家的人講真話。」格拉斯的作品大都與納粹歷史有關,他本人曾說過:「去討論罪責的問題是不夠的;僅有解釋也是不夠的,必須公開譴責它,追究它的責任。這是必要的、澄清歷史的訴訟中令人不快的一面,這種訴訟正受到種種規矩的束縛。」格拉斯認同獨行俠,對戰後德國的歷屆政府皆持嚴厲的批評態度,認為納粹思想並未受到徹底的清理,他指出:「經常變幻的競選謊言無法給予人們在逃離後應該得到的東西,能稍微安穩一點,可事實與此相反,他們所得到的總是這樣一種虛幻的希望。只有文學能夠部分地在文學形象中去補救雙方都做出了犧牲而失去的、賭輸了的。白白荒廢掉的東西,能夠補救給世界帶來的不公正以及由於驅逐而帶來的不公正。」格拉斯像魯迅小說《狂人日記》中的狂人一樣,從自己國族的歷史中發現了「吃人」二字。然而,突然有一天,這一切瞬間坍塌了。

青春歲月模糊不清。君特•格拉斯在與著名記者哈羅•齊默爾曼的對話錄《啟蒙的冒險》中回憶說:「我十五歲輟學後,突然發現自己已身穿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我很長一段時間都擺脫不了這種制服以及軍隊生活的陰影:從服役到被捕,在開採鉀鹽中,頭幾次都是在營地住宿。我在做石匠學徒時也居住在教會宿舍。總之,我總和許多人住在一起。」這些細節在其曾經加入黨衛軍的經歷被披露之後顯得更加耐人尋味。格拉斯身上穿過黨衛軍的制服,他卻從未提及,而只是提及比較普通的「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這是一種有意識的說謊。他一直都不能擺脫的,究竟是不值一提的「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還是曾經讓老百姓聞風喪膽的黨衛軍的制服呢?同時,他又強調「我總和許多人在一起」,言下之意就是,所有的選擇和決定都是我們「大家」一起作出的。這位呼籲別人認罪和懺悔作家,自己卻像鴕鳥一樣,將頭深深地埋在沙堆裡。當然,參加黨衛軍時的格拉斯還只是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孩子,但並不能因為是孩子,就可以將那段歷史一筆勾銷:同樣是孩子,有的中學生因參與反對希特勒的活動而被納粹絞死。勇士與懦夫之間、反抗者與屈從者之間,難道不應有所區別嗎?

不能說謊。相反,必須從一開始起便與謊言對抗。當年,捷克作家哈維爾給總統胡薩克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所有的捷克公民都選擇生活在真實和自由之中。這封信撬開了專制制度的門縫。後來,哈維爾回憶說:「基本上,那封信是一種自我治療,我不知道它會帶來什麼後果,但這種冒險是值得的。我重新獲得了平衡和自信。我感到又能挺起腰桿,沒有人可以再譴責我毫無作為、面對那種令人悲哀的事情袖手旁觀了。我感到呼吸輕鬆多了,因為我不必再拚命壓抑心中真理的聲音。」拒絕謊言,說出真相,可以從此時此刻開始,不必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如果一直等待某個時機降臨,說不定你早已淪為謊言的奴隸了。正如哈維爾所感受的那樣:「我不再等待世界自身去改善,而是開始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參與那個世界,或者至少可以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們不可重蹈久爾恰尼和君特•格拉斯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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