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壇，歌星、准歌星與大款結緣、依附是圈內公開的存在。諸如某女歌星開的寶馬轎車來自其家鄉大款的贈與；一位嗓音粗獷、相貌因絡腮鬍襯托顯得堂堂雄性的男歌星新近從某款姐手裡接過一套近200平米住宅的鑰匙。至於那種萬八千的消費轉由款哥款姐「買單」就是常事了。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原有的大款實力標準今非昔比。即算是歌星自己的身家也已不菲，其中不乏千萬家產的。可想而知，能被這些歌星依附和甘於被包養，實力自是不俗。本文筆者意在剖析大款包養歌手的箇中原因，和這種關係的利弊所在。應該承認，在圈內，這種基礎的關係是排斥和接近最快的。從外在形式上看，歌手與大款都表示出對對方的輕蔑，大款在個人修養上被看不起，而歌手卻在經濟條件上被嘲笑，但兩者在各自的需求上又會快速走到一起，謀取不同的利益。
對大款認同和接受程度高的應屬那些初涉歌壇的歌手。在我接觸的這些歌手中，這種初來乍到的歌手對接受來自大款的資助有著直截了當的態度，甚至毫不諱言的招呼著：「嘿，給介紹個大款。」現今歌壇的出人頭地已非幾年前可比，現在歌壇的空間還是被十年前的那撥「老人」佔據。早幾年的揚名立腕雖有艱辛和少為人知的付出，也難免肉體交易，但不像現在這樣有條件沒條件都往唱歌這條道上擠，競爭太厲害。沒有天賦的就大把灑錢，這些靠錢鋪路的歌手的歌沒唱出來，倒把圈內的風氣給弄壞了，歌壇的收費價碼一年比一年高，初涉歌壇的歌手面臨著硬性開支，買歌、做樣帶、拉關係請客，基本的吃住開支就讓一些歌手輕易的傾斜於交換原則。
幾年前，有位西安來的女孩子，就憑著看到我給「戲劇電影報」寫的一篇專稿而認定我可以幫她進入圈內。她先打電話找到編輯，要到我的尋呼機號，立刻進入熱線傳呼，當我迫不得已應約與她見上一面時，她迫不及待的表示她對進入圈內的規矩全懂，可以為藝術獻身什麼的。她這種直白和對所謂規矩的接受讓我驚異。在她經濟窘迫和求藝無門的時候，難免用個人的最後本錢賭一賭。半年後，在中唱的錄音棚裡與其巧遇，她是來交費訂棚錄歌的，介紹身邊的男子是「哥」。外地來的歌手有種可以模糊個人背景的優勢。就見她那「哥」麻利地點出五千元給其交棚費。到了去年，她還推出一首賀歲歌，打榜，她在電話裡講是另一「哥」出資。而在今年她又拍了個畫面粗糙的MTV，據她自己介紹，就這樣還花了近十萬元呢，是她又一位「哥」出的資。她雖被「包養」，但還是按照歌壇起步慣例穩步進行的，個人單曲、MTV、打進排行榜，在不同的「哥」的幫襯下漸漸有了動靜。
來自湖南的歌手吳秀花，是走另一條大款路線的歌手。她在中國音樂學院自費進修聲樂課程，她進京後的學費、食宿費來自早她一年進京打工的妹妹的資助，妹妹在這裡做一些家鄉的手工藝品再到市場上賣。吳秀花對妹妹的援手是感到壓力的，在課餘時間，經同學介紹，她就去幾家歌廳客串當歌手。後來她才知道，她去的歌廳都是別人挑選剩下的，路遠、報酬低，在這種低檔歌廳唱歌，沒有得到尊重的氛圍，談不上鍛練，只是積累一些經驗。當場總會有貌似老闆的客人主動套近乎，幾次還掏出錢開價提非份要求。吳秀花對這樣的人不敢接近，更不敢有幻想。她與一位老闆有來往是今年初的事。她妹妹常去的城南一家批發市場的老闆在得知她有個當歌手的姐姐時，就讓她介紹認識。吳秀花對和這位老闆的交往自稱定位在「交朋友」的分寸。聽得出，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和對外的一種掩飾。她私下講道：「以交朋友的名義來往是給我自己心理安慰，即便是對妹妹和家裡人都能說得過去。」
在北京發展，一心想當歌手的吳秀花是處於矛盾中的，在觀念上是排斥「情感交易」的，但面對城市生活的挑戰和精神衝擊，她表現出妥協。像她這樣的在校歌手從「交朋友」中最直接的受益是學費、生活費沒有後顧之憂，也不必每晚奔波著去歌廳唱歌而耽誤學業。
不過也有面對「包養」和經濟挑戰而另有選擇的歌手。在新一屆MTV 大賽參賽作品展播中，有部民歌MTV 作品得到專家們的讚賞。演唱者是來自山東濟南的女歌手。據她講，在圍繞這首歌曲而錄製CD、拍攝MTV 過程中，她已支付了80多萬元的費用。
她早在1993年就在山東地區的電視歌手大賽上奪得第一名。很快來京發展卻處處受制，最強烈的感受是歌手的發展是與經濟條件掛鉤的，同時歌壇的交易滿目皆是。這位很有個性的女歌手不甘於這些條件的制約，離京返鄉。幾年的拚殺後她做了一家公司的老闆，前年又把公司開到了京城，自我包裝，還真成績斐然，其演唱的歌曲CD 作為慶香港回歸的禮物送給港人，又有部MTV在當屆大賽獲了銅獎。其自身實現了老闆與歌手的結合。
對選擇當歌手的挑戰性，她頗多感觸地說：「我看現在能當歌手首當其衝的還不是個人天分和機遇的條件，而是經濟實力，在歌壇這種成熟的市場，沒有經濟實力別說競爭，就連進門都難，我比較過93年進京和99年再度進京發展，變化最大的是經濟挑戰的遞進。」
「93年那時買一首名家的歌，再編配、錄音，頂多幾千元就夠了，現在不一樣了，我剛買的一首民歌作品，寫詞作曲都有知名度，還是看在有點師生情份上，詞曲各開價一萬，再進棚錄，編曲又得幾萬，如果進樂隊的話，價碼就要跳著開，接下來還有宣傳費用什麼的，這麼高的費用一般歌手很難負擔。」
歌手們正是面對這樣的經濟要求而顯得無奈，眾人有種心照不宣的心態，無論什麼樣的選擇，即使是交易，只要能促成事業的成功，總是得大於失的。成功可以補償自己的付出。但另一個簡單的現實卻被忽略，即每年的成功者廖廖無幾，似乎每個人認定自己將是幸運者。還有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在被「包養」後真的能如自己設想的那樣順利發展嗎，既然是交易，不可能只是簡單的接受，還要付予，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改變事業走向的變數。
98年7月，筆者結識了部隊歌手黎暉，她當時的單純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半信半疑的發問：「你們圈裡是不是特亂呀，看你們生活得多隨便，都說為了出名要做交易，這種事是不是特多。」見她的時候不多，時不時她就講，下部隊演出去了。全是義務，沒酬金。環境簡單讓她想像不出其它環境的挑戰性。
1999年新年，我與幾位朋友去「2000俱樂部」唱歌，特意叫上了黎暉，她說自己是第一次到這種娛樂場所。讓人沒想到的是，她居然穿了軍裝到場，說是快退役了，想多穿幾天軍裝。
黎暉唱了首《嫂子》，她的音色偏中音，有磁性和穿透力，她陸續收到十幾束鮮花和二十幾張名片，是現場客人送過來的。黎暉一股腦把名片全交給了我，說：「我拿這些沒用。」我知道，如果換了圈內的歌手，這些名片的含意就是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了。
2000年三月，黎暉退役後選擇在北京當一名自由歌手。出於幫助，我給她提供了一些演出機會。「五一」這天，北京有一家規模不小的俱樂部開業，到場的有幾位當紅歌星，我讓黎暉也參加表演。她的颱風舒展大方，不矯情做作，她特有的音色也是出眾拔萃的。演出後，這傢俱樂部的老總找我做黎暉的工作，讓她來這裡當歌手。黎暉皺了皺眉頭說：「這裡的環境不好，現場觀眾不禮貌，比我們部隊的戰士差遠了。」看來她的心態和感覺還沉浸在軍旅歌手的情結中。
在六月的一次見面時，黎暉吞吞吐吐地說，她結識了一位「大哥」，是以前的戰友介紹的。雖然只見過幾次面，這個「大哥」卻幫她辦了幾件事。「大哥」給她母親來京治病提供治療費用，還托關係找了最好的大夫。當聽說她忙著找新歌發展事業後，他表示可以出筆錢來資助她。這種大款對歌手追逐的方式和手段並不稀罕，據我所知還沒有失敗的。我有種預感，黎暉與他的交往結局不會跳出既定的窠臼，歌手對大款的依附就會覺得自己有很多的需要，而唱歌可能是最不需要的了。
很快黎暉告訴我，「大哥」對她很關心，看她生活得拮据，就經常給她一些錢，只要她一推辭，他就聲稱是借給她的；為了讓她安心練歌，特意為她包租了飯店的房間，當她推脫時，他立刻表示，等她成名後要償還的。我不由得提醒她，作為一個自由歌手能有人從經濟上幫助她不知算不算一種福氣。但這種款哥與歌手的關係是圈內常見的，別浪費了自己的天賦。
此後，我很少見到黎暉，她常打來電話談些自己的事。一次，她與另一位歌手一起去見一位被圈內人稱為老爺的作曲家。這位老者對她們很熱情，說是剛給中央臺的晚會寫了一首歌，他表示可以送給黎暉演唱。誰知第二天老者打來電話說，這首歌又給了與黎暉同去的那位歌手了。黎暉後來才知道，這位歌手在她離開後為了讓她自己拿到這首歌，不僅單獨請老作曲家吃飯，還拜他做了乾爹，演唱者就這麼換了人。黎暉的那位「大哥」聽說這事後，出了三萬元錢讓她把這首歌給重新拿了回來。對這件事，她深有感觸，說：「沒想到金錢會有這麼大的作用。
她還經歷過一次圈內人的戲耍。她託人請一位作曲家寫了一首歌，作曲家告訴黎暉，唱他寫的歌都能參加打榜，如果拍MTV就能上電視臺。約她見面後，一起吃飯，作曲家喝了酒，就有些放肆。當黎暉把自己僅有的一萬元錢交給他時，他流露出不屑：「這與我平常的報價差遠了。」晚餐後，作曲家開車送她，但車轉來轉去，越開越遠。在車上他提出了非份的要求，見黎暉幾次掙脫不從，他就翻臉說：「還沒有一個歌手像你這樣拒絕我，不靠我，你很難有出頭之日。」
她跳下車，被拋在了路上。作曲家隔著車窗對她冷冷的說，「拿足錢再來取歌。」這次還是她那位「大哥」出面，不出三天，不聲不響的把這首歌給買了回來。她心有餘悸的看著手裡的曲譜，委曲地說：「這首歌拿得可真不容易。」
這些尚未走紅和正創知名度的歌手對得到的經濟支持相當珍惜，往往可以讓自己藉此而取得成績。可那些成名歌手在經歷包養生活後卻是另外的結果。由此可以看出經濟條件好像又不是藝術水準、事業發展的決定因素。
經歷包養的歌星的苦衷
有位從江蘇來京發展的紅歌星，她以髮型獨特而引人注目。2001年3月的一天，她為宣傳自己新推出的單曲而邀幾位記者朋友捧場。一見面，，女歌星先帶人瀏覽其租住飯店的三套包房。其稱一間是會客用，一間是自己供自己練聲，還有一間是專留給自己整理頭髮用的。眾人對此不解其意，她解釋為保持髮型和保養頭髮要花不少時間。「這是我的一個標誌，我當然要珍惜愛護。」女歌星現在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居住水準同她幾年前來京時寄住在親戚家的窘境成了鮮明對比。
不少經濟條件和生活環境轉好的男女歌星，喜歡對傳媒的朋友炫耀、展示，可不願對外曝光。於是在報刊上見到的文字多是歌星如何的拮据、生活困窘和為費用發愁。享受著優裕的生活，讀著描述自己窮困的文字報導，是多麼怪異的感受和嘲弄呵。
這位髮型出眾的女歌星是在半年前被其自稱為「新男友」的一位有錢人包養下來的。外人看到的多是這位有錢人給她提供的種種優越條件，但少見其人蹤影。那歌星對自己眼下的條件持肯定態度，「我就不應該總讓自己為買歌的錢、棚費什麼的發愁，忙於這些的話，我的才華就發揮不出來。」在買新歌的出手上她很大方，她相信現在就是花大價錢才能買到好作品。不過她抱怨這次花了五萬元到手的新歌「寫得不怎麼樣，」還不如她幾年前花二千元買的歌有唱頭。
來自全總的一位作曲家的說法對這位被包養的女歌星的表現有番評判。「這位女歌星當初來京時，通過別的朋友介紹來的，她多次登門求教，我當時剛寫好一首歌，她喜歡的不得了，非掏出身上僅有的幾百元買下，那種真誠很感人。」
「現在不同啦，她想要首新歌，把我和詞曲作者直接約到飯店，見面也不以老師相稱了，只客氣的叫著先生，她高高在上的樣子給派活。對新歌她表達不出完整的東西，就讓我們圍繞著她的意思寫，她特意強調，別顧慮費用，她會按最高行情支付。好像她最多最看不起的就是錢了。在這種沒有靈感、沒有情緒的前提下搞創作，談何質量，就糊弄唄，拿到錢就行。現在看來她這樣突然有錢的女歌手不是個別現象。」
女歌星自身也出了毛病，面對著眼前優裕的條件，自己的那種對事業的熱情沒有了，進棚錄音，既沒有嗓子又沒感覺。自己事業前景在有了經濟條件保障後反倒模糊了。
在被包養的歌星中還真有這麼種常見的現象。在自我發展時整天忙著事業之餘，還要為生計而奔波，但這時期的演唱事業是有活力和希望的，個人也表現努力；當生計通過包養選擇而解決後，個人的演唱事業卻開始停滯了，甚至有的歌星就此從歌壇消失。這種現象是有許多成因的，但那種身不由己和不能自主的附從生活是比較重要的原因。有的歌星在這種生活的初期會堅持一種個人原則，但由於這種關係的既定的附屬性，個人原則很快就放棄了。這就是經濟條件左右情感的必然結果。
有位浙江籍的女歌星，藉助幾首清純的情歌走紅歌壇後，很快走上了經濟附從的這條路，對方是位某品牌的獨資企業經營者，他為她提供了住宅、汽車和在歌壇的開銷，她不得不在時間上更多服從他的需求，出席一些酒會和商界的聚會。雖然這位老闆對她個人的事業給予經濟支持，但瞧不起她投身的行當。而在她的眼裡，他沒什麼文化品位，她不得不常常掩飾自己對他言行的反感。她在朋友圈裡從不認定這層關係，也不對人提起，知者廖廖；而這位老闆在自己的社交圈裡從不隱瞞和她的來往，只不過他把那種不以為然的態度也一同流露出來。彼此的關係是排斥與吸引共存的，她對自己這種依附的現狀有過憂鬱，也試著擺脫，可是一觸及到在歌壇發展需要資金支持這個現實問題，她的態度就軟化了。生活開支暫不說，單就拍部音樂電視來說，投個五六十萬的費用是平常事。
生活一旦有了享受的條件，再失去就是痛苦了。現在這位女歌星對現狀是心理平衡的，她認為「演藝這行本身就有著人前風光、人後吃苦的特點」，現在的個人選擇是為自己準備的一條退路，越是紅火和有知名度，越會對可能經受的冷落、被人遺忘有些恐懼，儘管表面上對傳媒她表示不在乎過平民生活。
近來有位被包養的女歌星在隱退三年後復出。在公眾面前，她只是淡淡地把自己三年的包養生活說成是「去幾個國家旅遊和增長閱歷去了」。她此次付出是因為與對方分道揚鑣。雖然她在舞台上仍以清純形象示人，但已難掩風塵。她對身邊人不無怨氣地說：「本來就沒有什麼大款，大款全是貸款」。這是她幾年隱退的最大感受。據知情者說，在這幾年中，她就沒登過臺，只是在國外那幾處別墅中真的過起包養生活，她曾逢場作戲般在一些華人聚會的場合玩上幾手卡拉OK，但現場沒人知曉，或者說留意她的歌星身份。當了多年的歌星在沒有掌聲的場合演唱讓她倍感淒楚。
當她擺脫包養生活重返歌壇後，又有種種不適。遲遲找不回在舞台上的感覺，大概是還沒有改變習慣。包養生活在享受條件方面是完好無缺的，吃穿住行都處於只要動腦子不必有舉動的狀態，一切都是現成的準備好的。物質生活的享受如果成為習慣，讓人很難接受回到這種享受之前的生活中去。她為了保持自己生活條件的不滑坡，想盡辦法，又沒有別的技能依恃，只能靠復出的演唱出場費，於是就不斷的向演出主辦方要價、加碼，只要有演出方邀其演出，她就堅持要與同臺的一線歌手同等的出場費，這種要求自然被對方拒絕。起初退掉了一些晚會和演出機會還不算什麼，可當演出主辦方達成一種默契對她冷處理時，她就坐不住了。
她慌得自己壓價也要爭取拋頭露面。可是現今歌壇更新換代最快，空出的位置早有人搶佔。現在這位復出的女歌星不得不面對這樣尷尬的局面，或者出場拿準歌星標準的出場費，或者自甘寂寞而再回到那種依俯生活中去。
經歷包養的歌星的發展往往是事與願違的。在有了經濟保障後常常是又唱不出什麼好歌，藝術表現的個性沒有了。自然出眾的光彩、詮釋作品的能力都不見了，只是乾巴巴的個人符號而已。是獨立，還是被包養，這是個大問題。
有位經歷過包養的女歌手接受採訪時講道：「我發現自己接受對方的資助後，生活中的各種開支都控制不住的增長，以前忽略的一些開支也變得缺一不可，就連化妝品也開始講究品牌了。外出的時間增加，光顧的場合增加，在服裝上的開銷自然增多，穿梭在社交場合上，香水的味道和服飾的裝扮是女人的標誌。」
「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花錢的需要，他給我的經濟支持就像是一個高消費的開頭，送我一部手機，就可以疏遠公用電話，不用一有事就為找街頭電話犯難；有了他的資助，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生活在異地的父母，在開支、生活費用方面都不像以前那樣拮据。我感覺自己的生活在經受經濟條件影響這件事上是依次開始的，但如果對這種經濟條件拒絕的話，各方面會一下子被牽動。有時我嘗試讓自己停止享受汽車、手提電話帶來的便利，包括搬出他提供的住房和他交予我的每月給家鄉父母的三千元寄款，準備擺脫他的經濟影響，這樣一來就能不受其擺佈，改變在生活中處於他的附從地位，但我很快敗下陣來，自己似乎難以接受，也讓我在家鄉、父母那裡沒有面子。儘管很痛恨自己這種能上不能下的生活態度，可面對現實中的優裕條件，我顯得很無奈。」
她還講述了對方是如何讓她接受、逐漸享用他提供的經濟資助的技巧。「他每次送予禮物都是表現得很隨意，不像是有意設計的。比如他送我手機時，隨口說著和你聯繫不方便，有手機就方便了，有演出、錄音的活，人家也很方便的找到你，別在聯絡手段上太落後。他支持我給家裡寄款也是我無法推托的理由，他這麼說，你出來幾年，該讓父母享享你的福，讓父母在家鄉那邊風光一下，我每月借給你三千元錢，你寄給父母，你別拒絕，你自己記賬，等成了明星，用出場費來還我。」
「我把自己捆綁在他人的經濟基礎上，想擺脫的話，在我主觀、生活方式方面都很難的」。
張宇是浙江人，是一家名牌服飾企業的老闆。在接觸中，他承認，除了同知名度高的女歌星白某是密友外，另與圈內三、四名男女歌手也「私交不錯」。
「我給予他們直接的經濟支持，一般有什麼困難，他們都對我說，有買房要付首款的、有拍音樂電視湊經費的。我去年出資贊助了一部20集的古裝戲，這幾個歌手都找我來爭取唱主題歌、插曲什麼的。我與歌星交好表面上看是我個人的行為，實際上對我的企業、產品品牌有好處，對他們每個人我都贈送不少我的企業生產的服飾，在圈內，他們會經常提到我創的品牌，我不指望能帶來多大的效應，只要他們這些歌手穿著我這種品牌的服飾上臺演唱。」
「女歌星蘇某是我的同鄉。我的企業打的是明星效應，我在經濟上把她包攬下來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我拍了幾個名人廣告，都是她出面邀請圈內的演員。從這個角度說，我和她又是商業性的合作關係。我為她支付的費用不是那種零七八碎的，是一筆結一筆。」
張宇同時對與他來往的那些藝人有些看不上，他抱怨有的歌星出場費都是五、六萬的掙，可找他報銷費用時，會把百八十元的飯費也算在內。
「我看得明白，這些歌手對我沒什麼感情，也沒有長遠打算，只是能利用就利用的心態，包括與我走得近的白某，雖然給她花的費用大，雙方沒有感情的共同點，就是靠利益維持，我對她們的表現看不起的同時，她們對我這個商人也是輕視的，他們的言行中有時就表現出來，這是隔行帶來的矛盾，讓我得意的是，在與這些歌手的交往中，我總是處於主導地位，他們總是求助於我。」
另一位不願表露個人情況的李先生是位台商，某品牌啤酒的經銷商。他說能與歌手有來往是通過朋友的介紹。他現在包養的一位女歌手被視為才女型，她自己寫歌自己唱，錄音出帶子，資金有缺口，便經朋友結識了李先生。「一見面，她不像想像的那麼矜持，自來熟的感覺。
「我提出如果出了這筆錢會帶來什麼利益回報的問題，她沒多作猶疑，當即表示，不會有什麼商業回報，藝術就是藝術，回報的只能是她自己。沒想到歌手能這麼大方和直接，我沒有與唱歌的人有過交往，對她的言行很是吃驚。在以後的來往中，我發現藝人確實在各個場合能調劑氣氛，也讓我成為引人注目的人。
「還有件有意思的事，經過她介紹，我還幫助一位從煙臺來的歌手，她參加我這家公司的聯歡會時表現很好，演唱很賣力，我感覺欠她一份情，後來知道她錄歌時需要筆費用，我就幫她一個忙，這件事我沒往心裏去，有段時間都忘了，後來這位煙臺的女歌手打來電話，說是錄好歌了，我就鼓勵她幾句，但她接二連三的給我打電話，也沒什麼事，只是閒聊幾句，有一次我問她到底有什麼事，她就反問，您真的就為了幫我，沒別的什麼要求嗎？
「問得我很納悶，後來還是我那位才女歌手給我解釋，這位歌手接受我的幫助後，因我不再理睬她，她反倒有些不適應，惦記著能對我以身相報。」
無論是有錢人還是歌手，都對彼此發生的經濟關係保持清醒意識，結束關係立刻就無牽無挂，不必受此牽絆，也無需什麼承諾。大款包養歌手是半公開的現象，其存在的形式是微妙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相互以兄妹、戀人相稱也是不錯的解釋。當然，這種現象並非是歌壇的主流，大多數的歌手仍是在努力奮鬥，勤奮的創作出好作品。話說回來，之所以有歌手對包養有認同與選擇，也說明歌壇內確有一種不健康的問題存在，諸如只要有了錢就能夠出名，拉關係就能買來機會。這種競爭的不公平只會給歌壇的發展帶來傷害。
對大款認同和接受程度高的應屬那些初涉歌壇的歌手。在我接觸的這些歌手中，這種初來乍到的歌手對接受來自大款的資助有著直截了當的態度，甚至毫不諱言的招呼著：「嘿，給介紹個大款。」現今歌壇的出人頭地已非幾年前可比，現在歌壇的空間還是被十年前的那撥「老人」佔據。早幾年的揚名立腕雖有艱辛和少為人知的付出，也難免肉體交易，但不像現在這樣有條件沒條件都往唱歌這條道上擠，競爭太厲害。沒有天賦的就大把灑錢，這些靠錢鋪路的歌手的歌沒唱出來，倒把圈內的風氣給弄壞了，歌壇的收費價碼一年比一年高，初涉歌壇的歌手面臨著硬性開支，買歌、做樣帶、拉關係請客，基本的吃住開支就讓一些歌手輕易的傾斜於交換原則。
幾年前，有位西安來的女孩子，就憑著看到我給「戲劇電影報」寫的一篇專稿而認定我可以幫她進入圈內。她先打電話找到編輯，要到我的尋呼機號，立刻進入熱線傳呼，當我迫不得已應約與她見上一面時，她迫不及待的表示她對進入圈內的規矩全懂，可以為藝術獻身什麼的。她這種直白和對所謂規矩的接受讓我驚異。在她經濟窘迫和求藝無門的時候，難免用個人的最後本錢賭一賭。半年後，在中唱的錄音棚裡與其巧遇，她是來交費訂棚錄歌的，介紹身邊的男子是「哥」。外地來的歌手有種可以模糊個人背景的優勢。就見她那「哥」麻利地點出五千元給其交棚費。到了去年，她還推出一首賀歲歌，打榜，她在電話裡講是另一「哥」出資。而在今年她又拍了個畫面粗糙的MTV，據她自己介紹，就這樣還花了近十萬元呢，是她又一位「哥」出的資。她雖被「包養」，但還是按照歌壇起步慣例穩步進行的，個人單曲、MTV、打進排行榜，在不同的「哥」的幫襯下漸漸有了動靜。
來自湖南的歌手吳秀花，是走另一條大款路線的歌手。她在中國音樂學院自費進修聲樂課程，她進京後的學費、食宿費來自早她一年進京打工的妹妹的資助，妹妹在這裡做一些家鄉的手工藝品再到市場上賣。吳秀花對妹妹的援手是感到壓力的，在課餘時間，經同學介紹，她就去幾家歌廳客串當歌手。後來她才知道，她去的歌廳都是別人挑選剩下的，路遠、報酬低，在這種低檔歌廳唱歌，沒有得到尊重的氛圍，談不上鍛練，只是積累一些經驗。當場總會有貌似老闆的客人主動套近乎，幾次還掏出錢開價提非份要求。吳秀花對這樣的人不敢接近，更不敢有幻想。她與一位老闆有來往是今年初的事。她妹妹常去的城南一家批發市場的老闆在得知她有個當歌手的姐姐時，就讓她介紹認識。吳秀花對和這位老闆的交往自稱定位在「交朋友」的分寸。聽得出，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和對外的一種掩飾。她私下講道：「以交朋友的名義來往是給我自己心理安慰，即便是對妹妹和家裡人都能說得過去。」
在北京發展，一心想當歌手的吳秀花是處於矛盾中的，在觀念上是排斥「情感交易」的，但面對城市生活的挑戰和精神衝擊，她表現出妥協。像她這樣的在校歌手從「交朋友」中最直接的受益是學費、生活費沒有後顧之憂，也不必每晚奔波著去歌廳唱歌而耽誤學業。
不過也有面對「包養」和經濟挑戰而另有選擇的歌手。在新一屆MTV 大賽參賽作品展播中，有部民歌MTV 作品得到專家們的讚賞。演唱者是來自山東濟南的女歌手。據她講，在圍繞這首歌曲而錄製CD、拍攝MTV 過程中，她已支付了80多萬元的費用。
她早在1993年就在山東地區的電視歌手大賽上奪得第一名。很快來京發展卻處處受制，最強烈的感受是歌手的發展是與經濟條件掛鉤的，同時歌壇的交易滿目皆是。這位很有個性的女歌手不甘於這些條件的制約，離京返鄉。幾年的拚殺後她做了一家公司的老闆，前年又把公司開到了京城，自我包裝，還真成績斐然，其演唱的歌曲CD 作為慶香港回歸的禮物送給港人，又有部MTV在當屆大賽獲了銅獎。其自身實現了老闆與歌手的結合。
對選擇當歌手的挑戰性，她頗多感觸地說：「我看現在能當歌手首當其衝的還不是個人天分和機遇的條件，而是經濟實力，在歌壇這種成熟的市場，沒有經濟實力別說競爭，就連進門都難，我比較過93年進京和99年再度進京發展，變化最大的是經濟挑戰的遞進。」
「93年那時買一首名家的歌，再編配、錄音，頂多幾千元就夠了，現在不一樣了，我剛買的一首民歌作品，寫詞作曲都有知名度，還是看在有點師生情份上，詞曲各開價一萬，再進棚錄，編曲又得幾萬，如果進樂隊的話，價碼就要跳著開，接下來還有宣傳費用什麼的，這麼高的費用一般歌手很難負擔。」
歌手們正是面對這樣的經濟要求而顯得無奈，眾人有種心照不宣的心態，無論什麼樣的選擇，即使是交易，只要能促成事業的成功，總是得大於失的。成功可以補償自己的付出。但另一個簡單的現實卻被忽略，即每年的成功者廖廖無幾，似乎每個人認定自己將是幸運者。還有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在被「包養」後真的能如自己設想的那樣順利發展嗎，既然是交易，不可能只是簡單的接受，還要付予，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改變事業走向的變數。
98年7月，筆者結識了部隊歌手黎暉，她當時的單純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半信半疑的發問：「你們圈裡是不是特亂呀，看你們生活得多隨便，都說為了出名要做交易，這種事是不是特多。」見她的時候不多，時不時她就講，下部隊演出去了。全是義務，沒酬金。環境簡單讓她想像不出其它環境的挑戰性。
1999年新年，我與幾位朋友去「2000俱樂部」唱歌，特意叫上了黎暉，她說自己是第一次到這種娛樂場所。讓人沒想到的是，她居然穿了軍裝到場，說是快退役了，想多穿幾天軍裝。
黎暉唱了首《嫂子》，她的音色偏中音，有磁性和穿透力，她陸續收到十幾束鮮花和二十幾張名片，是現場客人送過來的。黎暉一股腦把名片全交給了我，說：「我拿這些沒用。」我知道，如果換了圈內的歌手，這些名片的含意就是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了。
2000年三月，黎暉退役後選擇在北京當一名自由歌手。出於幫助，我給她提供了一些演出機會。「五一」這天，北京有一家規模不小的俱樂部開業，到場的有幾位當紅歌星，我讓黎暉也參加表演。她的颱風舒展大方，不矯情做作，她特有的音色也是出眾拔萃的。演出後，這傢俱樂部的老總找我做黎暉的工作，讓她來這裡當歌手。黎暉皺了皺眉頭說：「這裡的環境不好，現場觀眾不禮貌，比我們部隊的戰士差遠了。」看來她的心態和感覺還沉浸在軍旅歌手的情結中。
在六月的一次見面時，黎暉吞吞吐吐地說，她結識了一位「大哥」，是以前的戰友介紹的。雖然只見過幾次面，這個「大哥」卻幫她辦了幾件事。「大哥」給她母親來京治病提供治療費用，還托關係找了最好的大夫。當聽說她忙著找新歌發展事業後，他表示可以出筆錢來資助她。這種大款對歌手追逐的方式和手段並不稀罕，據我所知還沒有失敗的。我有種預感，黎暉與他的交往結局不會跳出既定的窠臼，歌手對大款的依附就會覺得自己有很多的需要，而唱歌可能是最不需要的了。
很快黎暉告訴我，「大哥」對她很關心，看她生活得拮据，就經常給她一些錢，只要她一推辭，他就聲稱是借給她的；為了讓她安心練歌，特意為她包租了飯店的房間，當她推脫時，他立刻表示，等她成名後要償還的。我不由得提醒她，作為一個自由歌手能有人從經濟上幫助她不知算不算一種福氣。但這種款哥與歌手的關係是圈內常見的，別浪費了自己的天賦。
此後，我很少見到黎暉，她常打來電話談些自己的事。一次，她與另一位歌手一起去見一位被圈內人稱為老爺的作曲家。這位老者對她們很熱情，說是剛給中央臺的晚會寫了一首歌，他表示可以送給黎暉演唱。誰知第二天老者打來電話說，這首歌又給了與黎暉同去的那位歌手了。黎暉後來才知道，這位歌手在她離開後為了讓她自己拿到這首歌，不僅單獨請老作曲家吃飯，還拜他做了乾爹，演唱者就這麼換了人。黎暉的那位「大哥」聽說這事後，出了三萬元錢讓她把這首歌給重新拿了回來。對這件事，她深有感觸，說：「沒想到金錢會有這麼大的作用。
她還經歷過一次圈內人的戲耍。她託人請一位作曲家寫了一首歌，作曲家告訴黎暉，唱他寫的歌都能參加打榜，如果拍MTV就能上電視臺。約她見面後，一起吃飯，作曲家喝了酒，就有些放肆。當黎暉把自己僅有的一萬元錢交給他時，他流露出不屑：「這與我平常的報價差遠了。」晚餐後，作曲家開車送她，但車轉來轉去，越開越遠。在車上他提出了非份的要求，見黎暉幾次掙脫不從，他就翻臉說：「還沒有一個歌手像你這樣拒絕我，不靠我，你很難有出頭之日。」
她跳下車，被拋在了路上。作曲家隔著車窗對她冷冷的說，「拿足錢再來取歌。」這次還是她那位「大哥」出面，不出三天，不聲不響的把這首歌給買了回來。她心有餘悸的看著手裡的曲譜，委曲地說：「這首歌拿得可真不容易。」
這些尚未走紅和正創知名度的歌手對得到的經濟支持相當珍惜，往往可以讓自己藉此而取得成績。可那些成名歌手在經歷包養生活後卻是另外的結果。由此可以看出經濟條件好像又不是藝術水準、事業發展的決定因素。
經歷包養的歌星的苦衷
有位從江蘇來京發展的紅歌星，她以髮型獨特而引人注目。2001年3月的一天，她為宣傳自己新推出的單曲而邀幾位記者朋友捧場。一見面，，女歌星先帶人瀏覽其租住飯店的三套包房。其稱一間是會客用，一間是自己供自己練聲，還有一間是專留給自己整理頭髮用的。眾人對此不解其意，她解釋為保持髮型和保養頭髮要花不少時間。「這是我的一個標誌，我當然要珍惜愛護。」女歌星現在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居住水準同她幾年前來京時寄住在親戚家的窘境成了鮮明對比。
不少經濟條件和生活環境轉好的男女歌星，喜歡對傳媒的朋友炫耀、展示，可不願對外曝光。於是在報刊上見到的文字多是歌星如何的拮据、生活困窘和為費用發愁。享受著優裕的生活，讀著描述自己窮困的文字報導，是多麼怪異的感受和嘲弄呵。
這位髮型出眾的女歌星是在半年前被其自稱為「新男友」的一位有錢人包養下來的。外人看到的多是這位有錢人給她提供的種種優越條件，但少見其人蹤影。那歌星對自己眼下的條件持肯定態度，「我就不應該總讓自己為買歌的錢、棚費什麼的發愁，忙於這些的話，我的才華就發揮不出來。」在買新歌的出手上她很大方，她相信現在就是花大價錢才能買到好作品。不過她抱怨這次花了五萬元到手的新歌「寫得不怎麼樣，」還不如她幾年前花二千元買的歌有唱頭。
來自全總的一位作曲家的說法對這位被包養的女歌星的表現有番評判。「這位女歌星當初來京時，通過別的朋友介紹來的，她多次登門求教，我當時剛寫好一首歌，她喜歡的不得了，非掏出身上僅有的幾百元買下，那種真誠很感人。」
「現在不同啦，她想要首新歌，把我和詞曲作者直接約到飯店，見面也不以老師相稱了，只客氣的叫著先生，她高高在上的樣子給派活。對新歌她表達不出完整的東西，就讓我們圍繞著她的意思寫，她特意強調，別顧慮費用，她會按最高行情支付。好像她最多最看不起的就是錢了。在這種沒有靈感、沒有情緒的前提下搞創作，談何質量，就糊弄唄，拿到錢就行。現在看來她這樣突然有錢的女歌手不是個別現象。」
女歌星自身也出了毛病，面對著眼前優裕的條件，自己的那種對事業的熱情沒有了，進棚錄音，既沒有嗓子又沒感覺。自己事業前景在有了經濟條件保障後反倒模糊了。
在被包養的歌星中還真有這麼種常見的現象。在自我發展時整天忙著事業之餘，還要為生計而奔波，但這時期的演唱事業是有活力和希望的，個人也表現努力；當生計通過包養選擇而解決後，個人的演唱事業卻開始停滯了，甚至有的歌星就此從歌壇消失。這種現象是有許多成因的，但那種身不由己和不能自主的附從生活是比較重要的原因。有的歌星在這種生活的初期會堅持一種個人原則，但由於這種關係的既定的附屬性，個人原則很快就放棄了。這就是經濟條件左右情感的必然結果。
有位浙江籍的女歌星，藉助幾首清純的情歌走紅歌壇後，很快走上了經濟附從的這條路，對方是位某品牌的獨資企業經營者，他為她提供了住宅、汽車和在歌壇的開銷，她不得不在時間上更多服從他的需求，出席一些酒會和商界的聚會。雖然這位老闆對她個人的事業給予經濟支持，但瞧不起她投身的行當。而在她的眼裡，他沒什麼文化品位，她不得不常常掩飾自己對他言行的反感。她在朋友圈裡從不認定這層關係，也不對人提起，知者廖廖；而這位老闆在自己的社交圈裡從不隱瞞和她的來往，只不過他把那種不以為然的態度也一同流露出來。彼此的關係是排斥與吸引共存的，她對自己這種依附的現狀有過憂鬱，也試著擺脫，可是一觸及到在歌壇發展需要資金支持這個現實問題，她的態度就軟化了。生活開支暫不說，單就拍部音樂電視來說，投個五六十萬的費用是平常事。
生活一旦有了享受的條件，再失去就是痛苦了。現在這位女歌星對現狀是心理平衡的，她認為「演藝這行本身就有著人前風光、人後吃苦的特點」，現在的個人選擇是為自己準備的一條退路，越是紅火和有知名度，越會對可能經受的冷落、被人遺忘有些恐懼，儘管表面上對傳媒她表示不在乎過平民生活。
近來有位被包養的女歌星在隱退三年後復出。在公眾面前，她只是淡淡地把自己三年的包養生活說成是「去幾個國家旅遊和增長閱歷去了」。她此次付出是因為與對方分道揚鑣。雖然她在舞台上仍以清純形象示人，但已難掩風塵。她對身邊人不無怨氣地說：「本來就沒有什麼大款，大款全是貸款」。這是她幾年隱退的最大感受。據知情者說，在這幾年中，她就沒登過臺，只是在國外那幾處別墅中真的過起包養生活，她曾逢場作戲般在一些華人聚會的場合玩上幾手卡拉OK，但現場沒人知曉，或者說留意她的歌星身份。當了多年的歌星在沒有掌聲的場合演唱讓她倍感淒楚。
當她擺脫包養生活重返歌壇後，又有種種不適。遲遲找不回在舞台上的感覺，大概是還沒有改變習慣。包養生活在享受條件方面是完好無缺的，吃穿住行都處於只要動腦子不必有舉動的狀態，一切都是現成的準備好的。物質生活的享受如果成為習慣，讓人很難接受回到這種享受之前的生活中去。她為了保持自己生活條件的不滑坡，想盡辦法，又沒有別的技能依恃，只能靠復出的演唱出場費，於是就不斷的向演出主辦方要價、加碼，只要有演出方邀其演出，她就堅持要與同臺的一線歌手同等的出場費，這種要求自然被對方拒絕。起初退掉了一些晚會和演出機會還不算什麼，可當演出主辦方達成一種默契對她冷處理時，她就坐不住了。
她慌得自己壓價也要爭取拋頭露面。可是現今歌壇更新換代最快，空出的位置早有人搶佔。現在這位復出的女歌星不得不面對這樣尷尬的局面，或者出場拿準歌星標準的出場費，或者自甘寂寞而再回到那種依俯生活中去。
經歷包養的歌星的發展往往是事與願違的。在有了經濟保障後常常是又唱不出什麼好歌，藝術表現的個性沒有了。自然出眾的光彩、詮釋作品的能力都不見了，只是乾巴巴的個人符號而已。是獨立，還是被包養，這是個大問題。
有位經歷過包養的女歌手接受採訪時講道：「我發現自己接受對方的資助後，生活中的各種開支都控制不住的增長，以前忽略的一些開支也變得缺一不可，就連化妝品也開始講究品牌了。外出的時間增加，光顧的場合增加，在服裝上的開銷自然增多，穿梭在社交場合上，香水的味道和服飾的裝扮是女人的標誌。」
「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花錢的需要，他給我的經濟支持就像是一個高消費的開頭，送我一部手機，就可以疏遠公用電話，不用一有事就為找街頭電話犯難；有了他的資助，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生活在異地的父母，在開支、生活費用方面都不像以前那樣拮据。我感覺自己的生活在經受經濟條件影響這件事上是依次開始的，但如果對這種經濟條件拒絕的話，各方面會一下子被牽動。有時我嘗試讓自己停止享受汽車、手提電話帶來的便利，包括搬出他提供的住房和他交予我的每月給家鄉父母的三千元寄款，準備擺脫他的經濟影響，這樣一來就能不受其擺佈，改變在生活中處於他的附從地位，但我很快敗下陣來，自己似乎難以接受，也讓我在家鄉、父母那裡沒有面子。儘管很痛恨自己這種能上不能下的生活態度，可面對現實中的優裕條件，我顯得很無奈。」
她還講述了對方是如何讓她接受、逐漸享用他提供的經濟資助的技巧。「他每次送予禮物都是表現得很隨意，不像是有意設計的。比如他送我手機時，隨口說著和你聯繫不方便，有手機就方便了，有演出、錄音的活，人家也很方便的找到你，別在聯絡手段上太落後。他支持我給家裡寄款也是我無法推托的理由，他這麼說，你出來幾年，該讓父母享享你的福，讓父母在家鄉那邊風光一下，我每月借給你三千元錢，你寄給父母，你別拒絕，你自己記賬，等成了明星，用出場費來還我。」
「我把自己捆綁在他人的經濟基礎上，想擺脫的話，在我主觀、生活方式方面都很難的」。
張宇是浙江人，是一家名牌服飾企業的老闆。在接觸中，他承認，除了同知名度高的女歌星白某是密友外，另與圈內三、四名男女歌手也「私交不錯」。
「我給予他們直接的經濟支持，一般有什麼困難，他們都對我說，有買房要付首款的、有拍音樂電視湊經費的。我去年出資贊助了一部20集的古裝戲，這幾個歌手都找我來爭取唱主題歌、插曲什麼的。我與歌星交好表面上看是我個人的行為，實際上對我的企業、產品品牌有好處，對他們每個人我都贈送不少我的企業生產的服飾，在圈內，他們會經常提到我創的品牌，我不指望能帶來多大的效應，只要他們這些歌手穿著我這種品牌的服飾上臺演唱。」
「女歌星蘇某是我的同鄉。我的企業打的是明星效應，我在經濟上把她包攬下來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我拍了幾個名人廣告，都是她出面邀請圈內的演員。從這個角度說，我和她又是商業性的合作關係。我為她支付的費用不是那種零七八碎的，是一筆結一筆。」
張宇同時對與他來往的那些藝人有些看不上，他抱怨有的歌星出場費都是五、六萬的掙，可找他報銷費用時，會把百八十元的飯費也算在內。
「我看得明白，這些歌手對我沒什麼感情，也沒有長遠打算，只是能利用就利用的心態，包括與我走得近的白某，雖然給她花的費用大，雙方沒有感情的共同點，就是靠利益維持，我對她們的表現看不起的同時，她們對我這個商人也是輕視的，他們的言行中有時就表現出來，這是隔行帶來的矛盾，讓我得意的是，在與這些歌手的交往中，我總是處於主導地位，他們總是求助於我。」
另一位不願表露個人情況的李先生是位台商，某品牌啤酒的經銷商。他說能與歌手有來往是通過朋友的介紹。他現在包養的一位女歌手被視為才女型，她自己寫歌自己唱，錄音出帶子，資金有缺口，便經朋友結識了李先生。「一見面，她不像想像的那麼矜持，自來熟的感覺。
「我提出如果出了這筆錢會帶來什麼利益回報的問題，她沒多作猶疑，當即表示，不會有什麼商業回報，藝術就是藝術，回報的只能是她自己。沒想到歌手能這麼大方和直接，我沒有與唱歌的人有過交往，對她的言行很是吃驚。在以後的來往中，我發現藝人確實在各個場合能調劑氣氛，也讓我成為引人注目的人。
「還有件有意思的事，經過她介紹，我還幫助一位從煙臺來的歌手，她參加我這家公司的聯歡會時表現很好，演唱很賣力，我感覺欠她一份情，後來知道她錄歌時需要筆費用，我就幫她一個忙，這件事我沒往心裏去，有段時間都忘了，後來這位煙臺的女歌手打來電話，說是錄好歌了，我就鼓勵她幾句，但她接二連三的給我打電話，也沒什麼事，只是閒聊幾句，有一次我問她到底有什麼事，她就反問，您真的就為了幫我，沒別的什麼要求嗎？
「問得我很納悶，後來還是我那位才女歌手給我解釋，這位歌手接受我的幫助後，因我不再理睬她，她反倒有些不適應，惦記著能對我以身相報。」
無論是有錢人還是歌手，都對彼此發生的經濟關係保持清醒意識，結束關係立刻就無牽無挂，不必受此牽絆，也無需什麼承諾。大款包養歌手是半公開的現象，其存在的形式是微妙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相互以兄妹、戀人相稱也是不錯的解釋。當然，這種現象並非是歌壇的主流，大多數的歌手仍是在努力奮鬥，勤奮的創作出好作品。話說回來，之所以有歌手對包養有認同與選擇，也說明歌壇內確有一種不健康的問題存在，諸如只要有了錢就能夠出名，拉關係就能買來機會。這種競爭的不公平只會給歌壇的發展帶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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