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入膏肓的中國當代文學

我注意到寂寞已久的文學批評界最近大張旗鼓地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尋找大師」運動。諸多名聲顯赫的批評家各自捧出心目中的「大師」來，媒體也以大量篇幅對此作詳細的介紹和討論。人們聲稱某人某人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大師」，人們聲稱這些作家及其作品早已超越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但是，當我看到這張長長的「大師名單」時，惟一的感覺是：這些討論是莫大的笑話，是皇帝的新衣，是色彩斑斕的肥皂泡。中國當代文學已病入膏肓，而非生機勃勃；中國當代文學已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隸，而非時代的良心所系。中國當代文學首先要面對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大師」和「大師之作」，而是尋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寫作倫理和說真話的勇氣。

中國當代文學幾乎不再應對這個時代的所有重大命題。在這個道德淪喪、貧富懸殊、公義喪失的社會裏，作家們隨著大眾一起墮落和狂歡，試圖迎合大眾，卻又為大眾所蔑視。與那些為強取豪奪的官僚和奸商作辯護的「主流經濟學家」一樣，那些既貪財又好色的作家們，在公眾眼中已然成為一群「最不可信賴的人」。作家們如同在街頭販賣狗皮膏藥的謊話連篇的商販，不過他們的語言更要優美千百倍。作家們自願充當官員們酒桌旁邊諂媚的陪客，殘羹冷炙足讓他們心滿志得。這是何等可悲而可憐的處境。可是，那些著名作家們依賴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所造就的龐大的圖書市場，像寄生蟲一般地吃老本。他們心安理得地數著巨額稿費，一心一意地估算和觀察著自己的作品在圖書排行榜上的座次，深深地沉浸在自己是「大師」的良好感覺之中。他們對自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及作品的價值取向、精神向度全然沒有任何反思。

在我看來，表面上繁榮昌盛的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患上了五種極其嚴重的、積習難返的病症：第一、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第二、只有氾濫的抒情而沒有冷峻的真相；第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沒有愛和悲憫；第四、只有肉體的「活著」而沒有靈魂的求索；第五、只有縱欲至死的此岸世界而沒有永生盼望的彼岸世界。這五個病症可謂環環相扣、相互作用，它們各自有各的典型代表。許多作家則同時患上了幾種病症，更是難以根治。這些病症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遠遠低於現代文學，其前景也相當黯淡。

錢鐘書：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

先來看第一個病症：只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智慧」。此類作家的代表是被奉為「文化崑崙」的學者型作家錢鐘書。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久被冷落的長篇小說《圍城》重新被發現，迅速成為暢銷書並拍攝成電視連續劇，然後被擺進了二十世紀文學經典的聖殿；其學術著作《管錐篇》也被譽為當代學術史上的不朽傑作，即便是無甚特色的《宋詩選集》也因為是「錢選」而倍受重視。依照錢氏的年齡，他完全可以算作是現代作家，但其作品產生普遍性的社會影響，則主要是在九十年代之後，故更應將其放入當代作家群體中來討論。在我看來，種種美譽並不足以掩飾錢鐘書在為人、為文和為學上的巨大侷限及缺陷。

錢鐘書的記憶能力確實超凡，他懂得多種語言，能夠背誦數千首詩詞。但在網際網路時代，記憶能力的價值充其量就相當於一台電腦而已。錢氏的生存能力更優於同輩，從某種意義上說，錢鐘書是一名既「苟活於亂世」又「聞達於諸侯」的莊子與諸葛亮的交集，是滿足於「逍遙」姿態的遺老遺少。錢氏並非沈從文那樣的「老實人」，他長期與老同學、長期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保持密切關係，並不像外界形容的那麼清高。他既沒有固定的人生體驗，也沒有值得為之獻出生命的價值皈依，更不會「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他的聰明只是嘲諷艱辛地在土地上勞作的同胞的聰明，他沒有屬天的智慧，沒有直接洞悉事物的善惡真假的智慧。於是，錢鐘書便「難得糊塗」地活了下來，而且相當長壽。

無論《圍城》還是《管錐篇》，錢鐘書都沒有為中國文學及學術提供某種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圍城》寫於抗戰最艱難的歲月，作者卻對於那些在硝煙和血淚中掙扎與呻吟的卑微的同胞們並沒有絲毫同情之心，他只是滿足於從事那些深陷於自我中心主義的智力遊戲。錢氏居高臨下，置身事外。事實上，他本人由於無法忍受西南聯大的艱苦生活，恬然返回淪陷區的上海，在那裡過上了游刃有餘的生活，並與一幫漢奸文人打得火熱。在抗戰勝利之後，錢氏因此受到了國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謂的「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學術巨著」《管錐篇》，純粹是中國古代註釋家「我注六經」傳統的簡單重複，並無多少個人的創見與發揮。在我看來，錢鐘書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種傳統士大夫的「小聰明」而已。那麼，什麼樣的作品才能算得上「大智慧」呢？在我看來，像法國大思想家帕斯卡爾的《思想錄》那樣的作品才是「大智慧」之作。《思想錄》體現了作為「會思想的蘆葦」的人類的軟弱與堅韌、卑賤與高貴，以及人類在泥濘中仰望天空的激情，我從《思想錄》的字裡行間感受到了智慧的美與力量，這一切都是我在錢鐘書故作冷靜的文字中所無法體驗到的。

余秋雨：只有氾濫的抒情而沒有冷峻的真相

再看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二個重症：只有氾濫的抒情而沒有冷峻的真相。此類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為「當代散文大師」的余秋雨。在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初，余秋雨憑藉《文化苦旅》一舉成名，從此成為民間與官場、商場與媒體各方通吃的文化寵兒。他在港臺和海外華人世界甚至比在內地還要受歡迎和追捧，因為那些地方的讀者在他的文字裡發現了一個逝去的、柔媚的傳統世界。余秋雨的那種小說化、戲劇化和詩話的散文寫法，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文化斷層中橫空出世，也確實令許多心灰意冷的文化人耳目一新。但是如果仔細研讀這些作品，便會發現在其浮華宛轉的文字背後，瀰漫著一種透入骨髓的油滑與虛無。這是一名風流才子對殘山剩水的把玩，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堅實感與真切感，批評家朱大可形容為「文化口紅」頗為準確。

余秋雨十分懂得借用典故抒發一點文人志向未展的牢騷，卻不會與既得利益群體有任何衝突。他有一篇寫廬山的散文，把古往今來與廬山有關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講述一番，一般人讀來覺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沒有提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發生在廬山的那次決定數千萬中國民眾生死的會議——正是在那次的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等人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此次會議之後黨國政策再度左轉，大飢荒加速蔓延。短短三年間被活活餓死的老百姓，僅四川一個省就達一千萬人（據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回憶），全國估計達到了三千萬至六千萬人。廬山會議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也許是為保持這篇散文的「審美的和諧」，余秋雨輕輕地、悄悄地將廬山會議從廬山的歷史中鏟除掉了。他知道什麼東西可以觸及，什麼東西最好不要觸及，如同籠子中的小鳥一樣，他已經自覺地將鳥籠中的天地當作整個的天空。

余秋雨僅僅是一名「變色龍」人格深入骨髓的才子，其作品也只是氾濫的、甜得發膩的過度抒情的結晶。太平盛世需要這樣的流行文化富豪，但今天的中國更需要先知式的冷峻的呼喊。確實，如果沒有對真相的發掘和對記憶的捍衛，如果沒有對現實的解剖和對危機的陳述，就不可能出現文明的更新、重建。那麼，什麼樣的作品表達出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這是一部記載極權主義政權大規模政治迫害的詩史般的巨著。作家在這部巨著中彰顯了人的價值和尊嚴，如同一盞在黑暗中燃燒的蠟燭。中國與蘇俄經歷了同樣的苦難，中國仍深陷於這樣的苦難之中。但在中國，像《古拉格群島》這樣的巨著仍未浮出水面。在歷史血淋淋的斷層之上，在沉默的大多數面前，我們誰有資格自稱為「大師」呢？

王朔：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沒有愛與憐憫

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三個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沒有愛與憐憫。此類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痞子作家」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題目便一清二楚——《動物凶猛》、《我是你爸爸》、《無知者無畏》、《我是流氓我怕誰》等等。王朔是一個在軍隊大院里長大的孩子，他與北京的平民生活毫無關係，將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誤會。像王朔這樣的生活經歷的文化名人還有很多（如姜文等），他們共同形成了一種宣揚「暴力審美」和「語言暴力」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磁場。軍隊大院通常具有嚴格的等級秩序，尊奉暴力、野蠻的叢林法則。文革的發生為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一種虛假的「自由空間」，他們把發泄暴力和性當作人性的解放。對於其他大多數同胞來說是淚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們的回憶裡則扭曲而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們自身是謊言的受害者，但他們未能戰勝謊言，反倒成了謊言的奴隸。

王朔作品的走紅也與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文化思想轉型有關。在希望破滅的時刻，痞子精神是最好的麻醉劑；一旦將自己定義為流氓之後，任何人也沒有權利再來要求你承擔什麼了。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僵化的意識形態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同時，也毀滅了許多讀者對於正義與崇高的信念，並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展到一種極端的狀態。王朔作品中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對暴力無節制的謳歌與讚美。這一負面作用將長期存在於中國當代文化之中。這是讓人深思的事實：王朔成為時代的標誌，而不是雨果及《悲慘世界》成為時代的標誌；王朔筆下毫無悲憫之心的主人翁們成為青年一代效仿的對象，而不是雨果筆下的冉阿讓和郭文成為人格標竿。

與王朔自傳體小說的題目《看上去很美》恰恰相反，王朔的作品與我們說生活現實一樣，看上去一點也不美。與之相似，絕大多數中國當代作家在描寫醜惡的人與事的時候，往往是游刃有餘、繪聲繪色、甚至全身心投入，但他們在寫作高貴的人與事的時候，則束手無策、如履薄冰、虛假無比。因為作家們在自己身邊從來沒有發現過高貴人性的存在，作家們自己也沒有向著高貴的方向奔跑與求索的意願，便乾脆否認高貴的存在。於是，五十年前，他們殺死了貴族取而代之；二十年前，他們又殺死了平民取而代之。「王朔流」的氾濫，深刻影響了七十年代之後年輕寫作者的寫作風格和思想方式，亦大大加劇了中國社會中所瀰漫的暴戾之氣。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之後，因為網際網路上的表達處於匿名狀態，王朔式的語言便成為某種人人效仿的典範。

余華：只有肉體的「活著」而沒有靈魂的求索

中國當代文學的第四個病症是：只有肉體的「活著」而沒有靈魂的求索。此類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華。在《活著》這篇小說中，余華傳達了一種讓大多數中國讀者都無法反對的根本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活著就是一切，活著就是勝利，根本不存在任何高於「活著」的價值。所謂「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長久的東方專制主義以及週期性的社會動盪，形成了一種高度實用化、物質化的「活著主義」，其關注點完全集中在人的肉體生命的保存上。中國人長期以來一直遵循實用理性，一直都未能擺脫生理及心理上的「災民狀態」，而由災民轉變為暴民，往往只是一步之遙。

從《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到《兄弟》，昔日的牙醫余華不斷講述關於「如何活下來」的故事。也許是因為過去經常給患者拔牙，他知道怎樣才能讓讀者忘卻現實生活中的痛苦。余華所編造的種種故事，宛如一本經驗豐富的野外生存手冊，它們表明由中國人所構成的社會仍處於「原野」的狀態，生活於其中你必須依靠本能來求生。余華設置了一個接一個的「偶然事故」來闡釋人生的悲劇性，命運無常的嘆息卻無法讓主人翁的故事產生真正的悲劇力量。余華並不缺少想像力，他缺少的是關於基本的是非的判斷力以及愛與同情。余華根本不關心人物的心靈狀況，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關心過自己的心靈狀況。因此，這些曲折的、熱鬧的、暢銷的故事，從來都跟靈魂無關。在當今的中國，討論靈魂問題從來都被看作是一種過於奢侈、過於矯情的「表演」。

余華在其訪談錄中多次引用聖經中「窄門」的典故，他認為自己的寫作如同耶穌一樣是在進窄門。同時，他還宣稱這部作品顯示出他對這個時代的「正面強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自己欺騙自己，因為他所走的恰恰是一道最為寬闊的門，這是他精心算計之後的選擇；他沒有與這個時代產生任何的矛盾，甚至在對歷史的追溯中亦放棄了最堅硬的那一部分。與之相比，俄羅斯作家帕斯捷爾奈克所寫的《日瓦戈醫生》才是一本關於窄門的、關於靈魂求索的偉大作品。日瓦戈醫生是時代的多餘人，為捍衛靈魂的獨立與崇高，他不惜付出肉體受傷的代價——「我們這個時代經常出現心臟細微溢血現象。……我想它發生的原因在於道德秩序。要求把我們大多數人納入官方所提倡的違背良心的體系。日復一日使自己表現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響健康。……我們的靈魂在空間佔據一定的位置，它存在於我們身上，猶如牙齒存在於口腔中一樣。對它不能無休無止地施加壓力而不受懲罰。」這是一名敬虔的信仰者的靈魂告白。在整體優孟化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中，誰能寫得出這樣擲地有聲的句子來呢？

賈平凹：只有縱欲至死的此岸而沒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五個病症是：只有縱欲至死的此岸而沒有永生盼望的彼岸。此類作家的代表是賈平凹。早在八十年代，賈平凹便以審醜風格的鄉村題材小說和偽筆記體散文而著名；九十年代初期，他的一部厚厚的《廢都》更是將具有中國特色的縱欲主義推到了繼明代《金瓶梅》之後的又一高峰。《金瓶梅》展示了一個即將覆滅時代的狂歡，與之相似，《廢都》也宣泄了一種末世的狂歡——一種成熟到了腐爛地步的文明，像「醬缸」一樣敗壞了所有身處其中的人。中國文人是文化衰敗過程中最敏銳的感知者，中國文人又最軟弱、最虛偽，由於沒有彼岸世界的盼望，他們無法承受苦難，便將苦難轉移到女人身上。他們通過瘋狂地發泄自己的性慾、通過對女性肆無忌憚的凌辱，來重新獲得所謂的「自信」。

在《廢都》中，「性」變成了文人們生活的全部內容。吟詩作賦、賞玩古董、琴棋書畫等等，僅僅是他們分散肉體慾望的其他渠道而已，這些喜好或事業，無法提供出長久的、精神性的滿足。惟有女人才能讓這些失去了中心位置的文人們獲得心理安慰。在《廢都》中的每一行文字裡，讀者都找不到作者對女性的起碼的尊重和關愛。書中的女性，要麼是性慾得不到滿足的花痴，要麼是被強姦之後心甘情願的順服者。賈平凹那麼興致勃勃地描寫那些變態的性愛過程，真不知道他如何心安理得地面對自己的母親、姐妹和女兒。文學固然不應當成為道德的附庸，但文學也不應當成為道德的敵人。無論如何，對強姦的歌頌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正如研究強姦問題的美國學者蘇珊•布朗米勒在《違背我們的意願》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把生殖器作為耀武揚威的武器是男性的一大發現，可列入史前最重大發現之一，其重要程度不亞於火的發現及粗糙石斧的首次使用。我相信，從史前期到如今，強姦一直發揮著一個重要的功能，即有意識的威懾功能，通過這種功能，所有男性可令女性望而生畏。」對身體和精神都無比羸弱的中國文人來說，強姦則是他們被權力閹割之後的自我想像。

《廢都》曾經遭受過一次查禁，然後得以重新出版，其盜版書也以驚人的數量四處傳播。讀者充分發揮各自的想像力，根據書中作者所設置的「以下刪去若干字」的方框，玩起了填字遊戲。《廢都》開啟了當代文學中「下半身寫作」之先河，讓文學作品迅速填補了中國大陸沒有成人雜誌而造成的市場空缺。《廢都》作為一本想像和寫實並存之書，僅有的價值便在於，它說出了兩句實話——「西安是中國的廢都，中國是地球的廢都」，或者換用搖滾歌手何勇的歌詞來說，這個世界是一個「垃圾場」。

文學乃是一種對抗黑暗的精神努力

以上五大症候，已經形成了更為嚴重的「併發症」，令中國當代文學病入膏肓。即便是華佗轉世，亦難以醫治。可是，當代文學中的若干當紅人物們，個個自我感覺良好，有人不斷寫作炫耀功成名就的回憶錄，宣揚其飛黃騰達的人生哲學，甚至還有人開始營造自己的故居和博物館。以上所論諸人，錢鐘書、余秋雨、王朔、余華、賈平凹等，絕非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師」，他們也無法為這個時代指出一條精神救贖之路。他們的創作不僅沒有緩解今日中國的社會危機或者發出一聲石破天驚的警示，反倒大大加劇了此種危機。他們是文化頹敗的「自由落體運動」中的急先鋒。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作家作為一種「職業」的可恥、可悲與可憐。

今天中國需要的文學，乃是充滿大智慧的文學，乃是揭示冷峻真相的文學，乃是傳播愛和憐憫的文學，乃是展示靈魂的求索的文學，乃是指向永生盼望的彼岸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方能成為大洪水爆發時候的挪亞方舟，這樣的文學方能成為沙漠中的綠洲以及黑暗中的燈塔。文學必須有超越性，文學必須有批判性，文學必須有精神性，文學也必須有崇高的品質和永恆的內核，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文學家都是唐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而不是「人情練達、世事洞明」的「老油條」；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必須成為抵抗黑暗與邪惡的堤壩，而不是與狼共舞的奴才。文學和文學家大都是在與黑暗的抗爭的過程中到達了偉大的境界，正如文學評論家李建軍在《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直面黑暗，敘寫黑暗是文學的具有宿命性質的使命。文學乃是一種對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強調的是，寫黑暗本身並不是目的；偉大的作家是為了追求光明才敘寫黑暗的，正像他們為了追求善而寫惡，為了追求美而寫醜一樣。他們寫黑暗，就是為了顯示光明的價值和意義，就是為了表達人們對於光明的渴望與追求，就是為了表現人性的高貴和偉大。」

黑暗永遠是光的敵人，黑暗也將長期存在。文學則是真理的車輪，是光的投射。古往今來，為何那麼多人熱愛文學？因為文學能給我們人類帶來光明和溫暖，如同星辰，如同爐火，如同谷中的百合花，如同樹上的橄欖枝。人類存在一天，文學便將存在一天。是的，「人確實從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與心靈世界和外部社會的黑暗做鬥爭。以實現自己的人格發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學的‘啟蒙’則意味著照亮，意味著給人們的內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我期望著這樣的作品的誕生，我期望著這樣的作家的出現，我期望著中國當代文學能夠在墮落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