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築家梁思成挽救日本古都(組圖)

 

去日本旅遊，就不能不去看日本兩大古都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築，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有著極高藝術價值的古建築能夠逃過二戰戰火的破壞，竟要歸功於一位著名的中國建築師——梁思成。

童年：「我愛美麗的日本和善良的日本人民」

梁思成(1901年-1972年)是我國著名建築家；當然，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身份——清末改革家、國學大師梁啟超之子。1901年，梁思成出生於日本東京。他的童年時代是與因變法失敗而流亡日本的父親一同在日本度過的。在日期間，梁氏一家人的生活頗不穩定，先後輾轉於東京、橫濱和神戶等地，依靠梁啟超主辦《新民叢報》的微薄收入艱難度日，有時幾乎困難到揭不開鍋，只能就著咸蘿蔔或清水煮白菜吃米飯。

儘管生活清苦，但童年時代留給梁思成更多的是歡笑、感動和眷戀，其中最快樂的當屬在神戶郊區須磨度過的四年。那時，梁思成每天與兄弟一起沿田間小道步行到車站，然後乘火車到神戶讀書。每次乘車遲到，乘務員都為他們推遲開車時間，然後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早點起床，一定要遵守時間，火車可不等人哦。」當然，令人感懷的遠不止這些。梁思成晚年曾回憶說：「五十餘年來……腦子裡童年的美好回憶卻始終如一地縈繞著。我愛美麗的日本和我童年記憶中和藹可親的善良的日本人民。這裡面有在幼稚園和小學裡教導我的師長，有在須磨海濱教我游泳的漁人，有我坐火車上學時每天在車上照顧我的車長……還有許多當年在一起嬉戲的日本小朋友。」

梁思成與古都奈良之緣也堪稱悠遠。孩提時代，父親梁啟超就曾帶他去奈良的法隆寺遊覽，並買來一隻烏龜讓他放生。那時正值大殿重修，父親便花了一元錢的香資將梁思成的名字刻在了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沒想到30多年後，這座古剎竟因為刻在瓦片上的這個名字而躲過了滅頂之災。

戰時：「多行不義必自斃，總有一天我會看到日本被炸沉的！」

1912年，梁思成隨父母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土，在天津安頓下來。然而，侵華日軍的殘暴讓梁思成對日本的愛戀跌至冰點。他在《追憶中的日本》一文中回憶當時的情形：「那裡(天津)有日本的租界，租界內有混蛋一樣的警察……除警察外還有軍隊，他們也不把中國人當人看。正因為如此，我一見到日本警察和軍隊的影子便躲得遠遠的，對日本的愛漸漸蒙上了憎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山西考古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得知北平淪陷，連夜返回北平。身為一名建築學家，最殘酷的事莫過於眼睜睜地看著宛平城、團河行宮等歷史名城、名苑慘遭炮火摧殘。面對日本人的宴會請柬，梁思成憤然拒絕，帶著兩三個手提箱舉家出走。在逃亡過程中，梁思成一家又險些在長沙喪命於敵軍的空襲。國仇未雪又添家恨，先是擔任第十九路軍炮兵校官的弟弟梁思忠，在「淞滬會戰」的硝煙中英年早逝；接著在1940年，梁思成的內弟、飛行員林恆在保衛成都的空戰中壯烈殉國。後來，梁思成幾經輾轉來到陪都重慶，卻正值日軍狂轟濫炸之時。面對敵機炸彈下淋漓的鮮血和無力的號哭，梁思成再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憤怒：「多行不義必自斃，總有一天我會看到日本被炸沉的！」出於對日本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梁思成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後，就拒絕與任何日本人來往。

日本建築家：「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出現重大轉折。在太平洋戰場，「地毯式轟炸專家」美國的李梅將軍指揮美軍對日本本土實施了大規模轟炸。時任「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也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編製一份淪陷區的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其位置。對於一位建築專家來說，恐怕沒有比這個更令人興奮的美差了。他同學生羅哲文不分晝夜地繪製地圖。在梁思成標記的地圖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圖，上面劃著兩個圓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當梁思成將這個地圖呈遞到盟軍司令部時，盟軍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為什麼一個中國學者要保護敵國的古建築。梁思成解釋說：「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築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的結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之一，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是鑒真大師頗為讚賞的一句偈語。1200多年後，梁思成的義舉無疑是對這句偈語的最佳詮釋，特別是在整個民族同仇敵愾的憤激氛圍中，能保持一份學者的冷靜和理性殊為不易。梁思成的提議最終被採納，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軍的猛烈轟炸中奇蹟般得以保全，遍佈二都的宮殿、城牆和寺院也毫髮無損。這個讓日本人一直困惑不解的謎題直到1986年羅哲文訪日時才被解開。為此《朝日新聞》曾刊發了題為《古都的恩人是中國學者》的文章，盛讚梁思成的義舉；日本古建築權威福山敏男也滿懷感激地說：「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戰中向美國提出了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濫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觀念及其踐行，甚至要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早了近30年。更重要的是，這種選擇建立在超越國仇家恨的基礎之上。誠如其子梁叢誡所言：「我父親做出這個建議是不容易的，我們家有兩個人直接死在抗日戰爭前線。」

戰後：「熱愛的是日本人民，憎恨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

1946年，梁思成曾因公幹途經日本，在目睹美國兵橫行霸道的情景後，他對日本的仇恨轉化為了同情。他逐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熱愛的是日本人民和日本美麗的自然，以及它優秀的文化和傳統，應該憎恨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　

晚年的梁思成曾這樣描述自己對日情感的嬗變：「自懂事開始到1949年，近50年間的日本對我來說，總是交雜著善與惡、美與醜、愛與憎的矛盾思緒。隨著時光的流逝和形勢的變遷，我對日本的憎恨和厭惡佔據了上風，以‘七·七事變’為界，對日本的愛情完全冷卻下來。然而，現在又再次燃起對日本的無限愛意。」從童年的愛戀到戰時的憎恨，再到戰後的懷念，在情感與時間的二維空間裡，梁思成清晰地勾勒出一個開口向上的拋物線。封存其中的愛恨情仇隨時空的變幻此消彼漲，然而恆久不變的是超越個人情仇、民族恩怨的情感，以及對日本古都與古建築——這些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