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反右鬥爭前奏——《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句話有人說出自諸葛亮之口，但難以考證。反正四川是個一當國家有事，總是最先鬧起來的省分。推翻滿清的第一槍，保路同志會就始於此，之後才有武昌起義。想不到毛偉人的反右鬥爭也是在這裡初見端倪。

一九五六年七月，時年二十四歲的流沙河先生，被視為有創作前程的青年作家，被派往北京參加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青年創作講習班」，十月學成歸來。在從北京回成都的火車上他心情特別好，倚窗凝思，信筆寫下了沿途所見景色的《草木篇》，用白楊、仙人掌、籐、梅、毒菌等植物，直抒胸臆的一組極平凡極一般的散文詩，故寫好後一直棄置未予理睬。一九五七年一月《星星》詩刊創刊，恰好有一空白，詩刊負責人白航叫他再選一稿，他翻遍來稿找不到合適的，便將這篇棄置的《草木篇》作了補白。卻未想到這篇極其普通的一組散文詩，竟然在全省以致全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四川文壇一件重大件事。據悉，為這組散文詩被劃成右派的不下萬人，農、工、兵、學、商，老、中、青、少，比比皆是。筆者不但名列榜首，還是流沙河七人反黨小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又傳說是偉人在全囯最高國務會議上的插科打渾話：兩條河，再加五個年青人正好七人，不是新七君子嗎？）。我們這七人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機關監督勞動外，其餘六個人，一個比一個慘，一個比一個烈。儲一天被判處死緩，囚於大竹監獄，一九八二年才獲平反；石天河被判處十五年有刑徒刑，長期關押在雷馬坪農場，一九七九年才得以昭雪；丘原被開除公職後，關押於成都寧夏街市大監，一九六四年用銻胡刀割斷股動脈自殺；瑤攀開除公職送回老家管制，後死在獄中；茜子被判處十年徒刑，關押於成都勞改隊，一九八零年平反回到單位；我（曉楓）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因不認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二十年，一九八零年底才平反回歸報社。

除了「七人反黨小集團」 外，還有「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黨集團」。他們是自貢市文聯主席張宇高、詩人李加建、王志傑，川大的學生華劍、成都二師學生徐航、四川印刷廠工人瀋鎮、萬源縣某廠宣傳幹事萬家駿、星星詩刊主編白航、編輯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楊干廷、紅領巾雜誌社編輯羅有年，還有我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李遠弟、孫遐齡、張望、許君權、李明雋、楊光裕再等，再加我們七人。這些人都是當時在四川文壇剛露頭角的文學精英，只因為對《草木篇》批判發了點不同的聲音，就成了萬劫不復的罪人，埋葬了一生。

到底《草木篇》是不是一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詩？有多麼反動和惡毒呢？現我將原文抄錄如下以供大家觀賞：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令令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籐

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

仙人掌

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裡，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梅

在姐姐妹妹裡，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裡，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

毒菌

在陽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綵衣，黑夜，用喑綠的篝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孩子也不去採他。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就這麼一組不足四百個字的散文詩，毛澤東竟用了一萬多條年青、美麗、瀟灑、活潑的生命去陪葬。歷史啊，該怎麼評說？

為什麼一組小詩掀起這麼大的狂瀾？究其原因，就是共產黨長期推行「階級鬥爭」和「一黨專政」的惡果。據省文聯「草地」雜誌編輯本事件的當事人和目睹者，茜子先生說：四川省文聯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詩人、作家、評論家像蚊子一樣的多，粗劣同室，熏猶一器，難免沒有忌姤，沒有爭寵。加之那些年總搞政治運動，對知識份子不斷進行所謂的思想改造，你提我意見，我提你意見，你批我眼晴，我揭你耳朵，相互結下不少恩恩怨怨。流沙河在這些人中，性格較為坦誠直率，不知不覺傷害了一些人。比如一九五五年「機關肅反」他曾作為「打虎隊員」看管過丘原、茜子（後來，他公開向兩人道歉，才合好），在一次團支部改選支委的會上，他公然這樣說：「今天選出的五個支委我不同意，首先我反對三個人。第一個是我，因我不夠條件作支委；第二個是傅仇（詩人），因為他是國民黨的警犬（傅解放前為生活所迫，當過國民黨水上警察）；第三個我反對席向，因為他是國民黨打手（席解放前參加過三青團，並出任區分隊長）。」搞得會場僵持，大家都下不了臺，要不報復你才怪！

他的小詩《草木篇》發表後，並不為讀者稱道，卻引起仇人們的注意。認為他是用詩在罵人，便對號入座，當然就怒火中燒。在那個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歲月，誰都知道打倒對手和報復對手的最好辦法，莫過於上綱上線。於是，那些被他罵過的、嘲弄過的人、不滿與忌恨他的人，紛紛向文聯領導告狀，有的還寫成書面材料向省委宣傳部告狀。說他用詩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謾罵領導和同志，加油添酷，惡意中傷，說詩中的白楊寫的誰，籐、毒菌又寫的是誰，仙人掌、梅花又比喻誰？總之和歷次政治運動聯在一起。共產黨的領導最喜揪辮子整人，這樣既可顯示他的能耐，又可建立他的威信，正如奴隸子不揮鞭子抽奴隸，就不呌奴隸主，屠夫不殺人便不祘屠夫，現在有了獵物當然不會放過。對《草木篇》的批評開始在文聯內部，討論批評，漸次擴大到社會。人都有表現欲，只要認為能出名得利，又得表現自已緊跟政治形勢的事，誰不勇敢？用句成語叫「痛打落水狗」，用時興名詞叫「立場堅定」。

#p#《草木篇》的事情越鬧越大，波及全國報刊，引起各方人士的關注，對四川省如此過火作法，反映較為強烈，使省委宣傳部有點進退維谷。當時主管四川文藝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向省委書記李井泉作了匯報：怎麼辦？李井泉是個極左份子，毛澤東豢養在西南的一條惡狼。他對毛澤東的招數心知肚明，極為瞭解。毛澤東遠在 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時間內，在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的十三、四次擴大會議，討論波、匈事件及有關問題時，就聲嘶力竭說：

「波蘭、匈牙利出了亂子。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臺，把饒漱石抬出來。你說有沒有這種事呀？我看一千年、一萬年以後還有的。」「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開口波滋南，閉口匈牙利」 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李井泉認為《草木篇》是「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的政治鬥爭信號，於是大筆一揮：堅決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草不篇》批臭」（筆者曾於一九七四年逃亡中，去李亞群家探視，當時他已被打倒，臥病在床，談及往事，他後悔不迭，說：「過去我們對年輕人處理太重了，把人家送到公安局去，現在要都要不回來。我管文藝，事事得聽李書記的，他叫批誰，我敢不批麼？當然我也有責責啊！」。

主人有令，奴才敢不行動。一時、黨棍、打手、婁囉、走狗，以及那些一貫奴顏媚骨的無恥文人和天生的討好上司的戰將，一個個磨拳擦掌，勒袖張臂，情緒亢奮激揚、紛紛操刀握筆殺上陣來，翻開省內各報刊，篇篇都是聲討《草木篇》的文章，連篇累牘多如妓女的月經布。「大路不平旁人鏟」。知識份子自來有民主自由天性，特別是年輕知識份子，更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大無畏精神，對不公平的事敢於頂抗，！大多數人認，為對《草木篇》的批判不實事求是，有失公正，是粗暴的行政手段干預文學創作，紛紛發言或寫文進行反擊。愈反擊壓力愈大，壓力愈大愈反擊，到應了「偉人」一句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鬥爭」。這時共產黨使出了貫用的殺手鐧：查流沙河的三代，查支持《草木篇》的人。

「流沙河出身地主惡埧家庭，行七，解放後父親被鉦壓，有「七少爺」之稱。」（真實情況是：流沙河，本名余勛坦，四川金堂縣城關鎮人，一九三二年生，屬羊，家庭地主，本人學生，解放前夕曾參加學生進步活動，其父曾任囯民黨鄉長，鎮反時被殺。）再一查這些支特者絕大部分對黨和社會主義懷有二心。立馬，文藝批評上升到政治問題：「流沙河對共共產黨有階級仇恨，有殺父之仇」等等，這不是明明的整人幺？我們（丘原、茜子、瑤攀、石天河、儲一天、曉楓）天不怕，地不怕，不屈不撓，不僅公開寫反駁文章，還組織認識的人寫，形成了一股對抗的潛在勢力。亊情越鬧越大波及全國，後來毛澤東怕影響他「引蛇出洞」的大局，才《在全國最高國務會議上誁話》作了掩飾：「四川還有個流沙河，寫了個《草木篇》，那是有殺父之仇的人……我們要團結一切人，包括有殺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們的團結的對象（見舒蕪口述自傳）。」。

在偉人講話前，也是批判《草木篇》的第一個高潮的時候，我經常去文聯看望安慰流沙河。有個晚上，我在他和方赫同住的宿舍看他，他一人在流淚哭泣，我驚愕地問：「沙河，怎麼了？」他說：「曉楓，我申請退團了。」說著，將早已寫好的退團書給我看：「親愛的團組織，當我舉手向你宣誓時，我沒有想過要離開你，但我現在不能不離開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麼錯？那樣的批我整我……」。「沙河，在這個時候你不能退團啊，天大的事也會說得清楚，何況一首詩嘛。沒有攻擊誣蔑黨就沒有攻擊誣蔑黨，怕什麼？何況對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靜地勸導他和開導他，他從悲憤中回思過來說：「曉楓，報上天天批判，文聯大小會批判，團內還要開會鬥爭我，叫我交待這樣那樣，要我不是團員至少能少一層批判鬥爭。我想拒絕但拒絕不了，我退團主要想求點安靜。」「你這想法就是錯誤的，不能為了逃避鬥爭就採取退團的辦法，這是多愚蠢的辦法。」我說，幫他分析利害得失：「這樣別人更會找你岔子，說你存心對抗黨對抗組織。」

他對我的分析幫助不置可否。在離開他的宿舍後，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聯黨組書記常蘇民主任。他是文聯的主要負責人，一位黨內的老知識份子。他心地善良，對人和藹，對客觀事情有自己的見解，特別愛才惜才，平常對我印象不錯。此時夜已很深，他見我此時跑來找他，大睜著一雙眼睛問：「曉楓，有什麼急事？」我坐到辦公室的沙發上，把流沙河退團事向他作了匯報。他聽後半響沉默不語，低低嘟噥著：「這些人也搞得太過份了，不過就是一首詩嘛，」然後向我說：「你去勸勸沙河叫他不要退團，又不是天大的事。過去延安整風比這還厲害，不僅開會批判鬥爭，還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們年輕人氣盛，受不了一點委曲，幹革命不受委曲不行啊！運動運動，都是一陣風，風吹過了就春暖花開了。」他說到這裡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頭繼續說「你告訴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團，到時候我會說話。」不知是常蘇民主任說了話還是毛澤東講話的傳達發生了作用，對流沙河的批判漸次緩和了下來。不久全國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共中央決定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

政治氣候的寬鬆，給文藝界反對「公式化、概念化」增添了新的勁頭。全國報刊開始變換腔調，對「左」的觀點發起反擊，省內也一樣，更多的人站出來寫文章反對對流沙河《草木篇》的粗暴批評，雙方交戰十分激烈。省文聯頻頻召開座談會，使得省委主管文藝的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先生下不了臺。在一次座談會上我們直問李亞群：「本來是個文藝上的思想認識問題，為何要採用內部發文件、髮指示的辦法，把流沙河同志一棍子打死，不准報刊登反批評的文章。這是違反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作法，請問這是誰的批示？」與會者不少人也跟上，問得李亞群啞口無言，左顧而言它。

我們舒心暢意，逞一時之快，卻不知「偉人」早張下羅套：「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見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流沙河面對各種批評一直沉默不言，我幾次提出採訪，他都拒絕。不久《文匯報》記者範琰先生來到成都，在一次座談會上他終於作了長篇發言。他發言的中心是闡述他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極為不滿，反對文學創作藝術與政治等同起來，反對用行政手段干預文學創作。此一時間李亞群副部長和文聯一些領導人，相繼在座談會作了某些道歉和自我批評。我們卻窮追逼問：到底是誰作的指示批判《草木篇》並定調為毒草？

第一輪圍剿《草木篇》的高潮一下掉進谷底，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年青人和那些錯判勢態的專家、教授、文藝理論者們，一下士氣大漲，在所謂幫助共產黨「整風運動」中紛紛「自投羅網」的跳了出來，對批判《草木篇》的黨棍與打手來了個反擊。正當我們揚眉吐氣得意的時候，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一時殺戮之聲不絕於耳，省內報刊刋一夜變臉，凡是支持過或反對過《草木篇》批判的人，無論你是黨員還是幹部，是專家還是學者，是年過七旬的白髮老人，還是黃毛未褪的十五歲少年，也無論是男是女，是妮姑還是和尚，均被劃成右派份子。七十歲的川大中文系主任張黙生說了句公正話「詩無達詁」，沒有逃過厄運，時年十五歲的巴蜀才子魏明倫向《文匯報》寫了篇不平則鳴的短文雖未發表，也戴上「鐵帽」。筆者好友嚴家偉先生在整風中為《草木篇》發表了幾句感想，竟判刑十五年。我們成都日報社文藝組同組的編輯楊蓓、邱乾坤，在批判《草木篇》的高潮時去採訪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瀾》作者），文章中實錄了李老一句話：流沙河、丘原、曉楓，是未來四川文藝界有才華的青年作家，請黨愛護他們。雙雙均被打成右派，鬧的家破人亡。例子多的是，真叫罄竹難書。

據有關方面粗略統計，因《草木篇》而淪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國不少於一萬多人。流沙河受不了這鋪天蓋地的萬炮轟擊，外逃西安去戈壁州處避風。行前留給我一首小詩：「今夕復何夕，亡命走關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橫雙眉。狂風摧草木，暴雨打螻蟻。逃死奔生去，焉敢料歸期。」我也曾回過一首：「霜重壓百卉，狂風吹雁行。淫雪不恤竹，刀劍豈憐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後人評，無語雲天望，長安有故人」。當然，他和我的這兩首詩，都成了反黨鉄證，裝入個人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