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沂南聲援陳光誠記

在極權統治下,在黑暗社會中,民意表達至關重要,我們利用陳光誠開庭的時間、地點,前去旁聽,這是表達民意的一個機會。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清明時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園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都是表達民意的恰當時機和地點,這次我們穿著「光誠衫」,相信將來的維權、選舉一定會出現各色的「衣衫」。

7月18日凌晨北京朋友驅車抵濟南,邀我同去沂南,旁聽陳光誠案20號開庭,以示聲援,我當即表示同意,他們因躲避阻攔,半夜出發,整宿緊張,已是十分疲憊,我去準備行裝,他們竟熟睡在沙發上。午飯後出發,繞道而行,晚上8點左右抵達沂南周邊的賓館住下。第二天(19日)上午在沂南縣城飯店與高智晟律師等匯合。當天下午1點多,趙昕收集身份證,去法院辦理旁聽,法院工作人員說明天直接去聽就可以,但是下午3點半得到消息,說開庭延期了,大家商量,20日上午還是要去法院,以防萬一,如果不開庭就照張像,以後去東師古村看望陳光誠家人。

(一)光天化日法院門前的搶劫

20日上午8點30分,大家穿了印有陳光誠頭像的「光誠衫」到達沂南縣法院,門旁坐著20幾個盲人,手中拿著盲杖,是來聲援陳光誠的,我們向他們致意後,進入法院,一名官員出來說,陳光誠案開庭延期,什麼時候開庭以後通知。走出法院後,我們就在法院門前照像,這時圍觀者中突然衝出大約30個年輕人,以侵犯「肖像權」為名搶奪相機,並將幾個人摔倒,進行撕打,周圍有警察,看著不管,有人打110報警,半個多小時不見警車,又有人出來照像,相機再次被搶,人再次被摔倒,撕打,我們被搶走一臺攝像機和一部可以拍照手機。

大概10點半左右。來了幾輛警車,以詢問110報案為由,將我們接到兩個派出所,分別做筆錄,從講話中可以聽出,他們認為我們照像侵犯了某些人的肖像權,另一個是對我們穿著「光成衫」不滿意。對這兩點我都提出了反駁意見,我們是在給自己人照像,即使鏡頭收進了路人,也不能以「肖像權」為名搶劫我們的相機、財物,他們在法院門前的搶劫行為,是一種無法無天的行為。12點半派出所派車把我們送回賓館。

(二)在陳光誠家的村口遭遇暴力

午飯時大家商議下午是否進村看望陳光誠的家人,一些人提出不要去了,避免再次引起暴力,但是高智晟律師分析:從上午的情況看,當局的行為還是有底線的,下午還是要去東師古村,後來決定四個青年人進村(趙昕、趙暉、鄧永亮、殷雨生),後面兩人跟隨(李海、李金平),其它人留在村外觀察。他們過去不久,看到一群人跑回來,跑在前面的幾個是我們的人,光著膀子,衣服被人扒掉,後面一群人跟著撕打。趙昕跑到我身邊說:「孫老師,快上車!」車開出一段停下來,往後觀望遠遠看到一些人粗暴地把高智晟等人穿的「光誠衫」都扒了下去,除了我和趙昕兩人,其它人都光著膀子。後來,我們聚在一起,檢查我們的人全部歸來沒有重傷,看來是有驚無大險。他們的村口撕打,扒掉「光成衫」,大聲喊叫要掀翻我們的汽車等等,不過是恐嚇,他們手中沒有器械或工具,當時我們有兩輛汽車停在村口,有人試著掀翻汽車,但很快有個當頭的出來叫停,阻止他們這樣做。

(三)關於陳光誠

陳光誠是一個盲人,他自學成才,上過中醫藥大學,後來自學法律知識,開始為當地盲人維權,被稱為赤腳律師,為外地的盲人去北京乘地鐵,不能減免車票而起訴到北京法院,他聯合萬人簽名,通過訴訟,關閉了污染河水的造紙廠,為此他一度成了當地政府評出的「十大傑出青年」之一,還應邀到美國做過訪問,2003年當地電視臺對他的事跡做了正面報導。本來當地政府對他的維權是肯定的。但是後來,陳光誠揭露了計畫生育中侵犯人權的現象,為當地政府所不容。去年九月開始對他實行幾個月的軟禁,特別是2006年他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全球最有影響的一百個人物之後,對他的迫害進一步升級,今年三月十一日,公安將其帶走,6月21日,宣布對他拘捕,通知7月20日開庭,起訴的原因,表面上看有兩條,一是「擾亂社會秩序」,另一個是「故意毀壞財物」。(主要指在拘捕陳光誠時,村民自發聚集起來,表示抗議,從而堵塞了道路)。其實審判陳光誠的深層原因是他揭露計畫生育中的侵權事件。

陳光誠從事的維權活動很有代表性和標誌性,由於他的身份特殊,其維權活動有很大的影響。

(四)沂南行的感觸

這次沂南行的目的,是聲援陳光誠,我們十幾個人,穿著印有陳光誠頭像的文化衫,上面印著「盲人陳光誠自由」,7月19日和20日兩天,在沂南縣城的大街上、飯店裡、法院門前走動,最後進了公安機關,使當地很多人知道外地來了人聲援陳光誠,我們向很多人宣講了陳光誠的事跡,和維權的道路,其影響昭然可見。

我們十幾個人,分別來自北京、濟南、四川,一路乘車過來,同吃、同住、共同接受和抗拒暴力,使我們彼此有了很好的交流、認識,結下患難之交也十分難得。在沂南,朋友們的奮力抗爭,每一個同伴被推倒在地,眾多的人都會勇往直前的去護著他,其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鼓舞著我。

陳光誠遭到迫害,先後有滕彪、許志永、李柏光、李勁松等人冒險到沂南進行調查,並聲援,還有很多人著文聲援。這次十多人一起去沂南是聲勢最大的一次,這次活動也是對前人的肯定和支持,對陳光誠支持的聲勢越來越大,使當局不得不掂量國內外的抗議,當局無法忽視民間聲援,只能採取拖延的手法,推遲開庭。只要當局不釋放陳光誠,聲援聲浪就不會停止。

這次去沂南十餘人中我是唯一沒有受到傷害的人,法院門前,開始趙昕讓我站在遠處,交給我一台照相機,要我尋找鏡頭照像。很多人被摔倒,發生撕打時,高智晟又讓我躲進他的「紅旗」轎車中,把門鎖上,後來很多行凶者敲打汽車玻璃,要我開門交出相機,我的心中很緊張,但始終沒有開門,並把相機藏在座位下方,直到外面的撕打結束。在東師古村的村口,同伴們也是讓我站得遠遠的,當一批暴徒追來時,我被推上了汽車,站到更遠的地方去觀望。我雖然以七十二歲高齡受到他們的保護,但是我仍然感到過意不去,擔心自己是否已經成為了朋友們的累贅,我的平安歸來要感謝他們的照顧。

(五)天時、地利、人和與民意表達

國內的維權活動不但受到國際上的支持,也被很多國人認可,近年來後浪推前浪已經形成一定規模,這是天時。維權者被加莫須有的罪名開庭審判,我們利用開庭的時間和地點,表達民意,到法院旁聽,這是一種完全合法的方式,這種旁聽使得關在監獄的陳光誠感受溫暖,使得周圍的人看到受迫害的維權者並不孤單。

實際上,這是早已存在的維權形式。據參加者說,十餘年前,在杭州開庭審判王有才,就有人從外地趕去旁聽。在廣場上聚集,還有人發表演講。不久前我曾兩次去旁聽濟南黨家莊殷林村維權者的開庭,沒有受到阻止。

這次聲援者穿上了被告頭像的「光城衫」,是過去所沒有的,這也是一次創新。這種方式可行與否,要做探索,做了才知道。

在極權統治下,在黑暗社會中,民意表達是至關重要的。當前我們利用開庭審判維權者的時間、地點,前去旁聽,這是考慮天時、地利、人和,這是表達民意的一個好機會。每年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清明節時的英雄碑前、烈士陵園和今年已經開始的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都是表達民意的恰當時機和地點,這種表達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組織,只要心齊就行,我相信藝術家們,會為此設計出形形色色的「衣衫」。

(六)是一次快樂旅遊

莫之許先生寫了一篇:「記一次快樂的旅遊——沂南行」(發表在《民主中國》),他的這篇文章卻寫得很好,我看了不止一遍,我覺得他對這次沂南行有一個新的視角,他認為,這是一次快樂的旅遊,很有意思。回憶這次活動,不但看到當地風土人情的一個側面,而且還經歷了些很有些刺激的場面,甚至有些驚險,同時還認識了很多朋友,認識了很多事務。為什麼不可以叫做一次「快樂的旅遊」呢?

最近有人參與西藏游,有人到迪斯尼樂園乘過山車,都有些驚險,我曾問過一位當年參加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的70多歲的老者,有什麼感想,他跟我說,香港的遊行就和旅遊差不多,約上幾個好友,帶著家人去遊街,邊走邊聊,有時還能看到一些表演,這種遊行也像一次嘉年華。

現在中國大陸,還沒有港臺同胞那麼幸運,可以自由地遊行。但港臺的自由化,正在被大陸的很多人視為榜樣,大陸必然會沿著他們的道路前進。港臺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我們抱著一種旅遊心態去維權,是一種超前的意識。

(七)與高智晟首次相見

7月19日我與高智晟律師初次相見,過去在電話中曾多次與他談過話,在沂南,因為等待開庭,有將近一天的時間,大家在一起聊天,當天的晚上,從11點我與他一直談到下一點。談及如何用行動維權,怎樣紀念六四,如何處理內部不同意見等問題。

當晚來了幾個公安,查看身份證,我們入住,只用一個身份證登記,現在公安要看身份證,很多人都拿出了證件,有的忘帶來,就講出了身份證的號碼和住處,有人拿出了駕駛證。

高律師面對公安的盤問,首先是要公安出示證件,之後他並沒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證,公安問及他的身份證號碼時,他也沒有回答,當問及姓名,他答了:「高智晟」。

公安走後高律師向我們解釋了有關身份證的法規,並說明瞭身份證不能隨便給人看的道理。關於這方面的法律知識,當然我很缺少,我也暗想,面對這些公安,似乎不用和他們太叫真,如果糾纏起來,也可能搞得我們很難受,而且我們這次來沂南主要是去法院旁聽,是用我們的行動聲援陳光誠;所以我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證,我的想法是盡量不和他們爭執,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第二天上午,當我們在法院門前照像時,相機被搶,很多人被摔倒,被撕打,高智晟律師也在其中,當暴力平靜下來之後,我從遠處看到他正在向一些觀望者(可能包括一些剛才行凶的人),發表講話,還做著手勢,可以看出他的臨危不懼。下午去東師古村遇到暴力時,他也表現很冷靜,並沒有驚惶失措。據說他穿著「光誠衫」去北京地鐵口散發聲援陳光誠的傳單,警察來了也給一張,看來他是一個實踐型的人物。

(八)初識趙昕

7月18日一早趙昕與楊寬興開車到我家約我去沂南,第一次見面,他遞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趙昕非暴力公民權利運動倡導踐行者」。下面的兩行字是:「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再下面是電話、手機號碼,這樣印名片的比較少見,給我一種新鮮感,以後三天的接觸使我感到他不愧是個「踐行者」,他沒有很多長篇大論,主要是做事,到我家之前,開車東奔西跑,幾天沒有睡好覺,一宿開車,所以到我家後,吃了早點,談話之間就睡著了。從濟南出發時,他再三告訴我一定要帶身份證,看來他是一個依法維權的實踐者。

開車到沂南,一路他的手機總是不斷的響,忙於聯絡,到了目的地,吃飯、睡覺、到法院去旁聽,都是他在跑。20號在法院門前,我們遭遇搶劫和撕打,他跑到我們面前,再三告誡:「一定堅持非暴力,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向東師古村進發時,他是最前面四個人之一,當再次遇到暴力時,他急忙跑到我跟前,推我上車,開出一段距離,瞭望後面的現場。趙昕在這次沂南維權活動中,他既管聯絡,又管後勤。這樣的人,在群體活動中,特別在一群文化人之中,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他能繼續維持這種狀態,定會完成一番大事業。

從沂南返回濟南,我坐東,請他和幾位朋友小聚,飲酒慶祝勝利歸來,這才發現他的酒量真還不小,我不善煙、酒,但不能否認這是現時流行的一種交際手段。

這次行動中高智晟律師與趙昕身體力行,做出很多貢獻,他們各自開了一輛私家車,省了大家的路費,但卻承擔了車輛被毀的風險,他們還要籌劃餐宿費,這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趙昕談及籌集維權活動的經費時,感觸良多,現在很多維權者因為當局的打壓而失掉正式工作,生活困窘,籌集經費,成了一個大問題,甚至是瓶頸問題。

(九)認識了很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這次去沂南認識的很多朋友,他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李金平,他當過警察,文化水平並不太高,但講出的話卻很深刻,他說:「我自己像一片份量很輕的樹葉,但是樹葉多了,也能把天平壓過來。」這句話包含了公民的參與意識和責任感。在邪惡與正義的天平上,如果眾多微不足道的人,都站到正義的一邊,還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社會的進步?還有什麼力量能夠維持黑暗的統治?今天最關鍵的問題是公眾的覺醒,是公民意識的萌發,是用行動、用文字、用語言喚起民眾的良知,讓他們主動地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一個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麼低下,不管他們有沒有博士稱呼,教授、專家的頭銜,只要他真正地覺醒了,並且用他的行動去維權,他就應該受到尊重。

還有一位朋友陳青林,上午在法院門前他為了保護同伴而挨了不少打,中午討論下午是否要進村看望陳光誠家人時,考慮到會出現更多危險,他首先表示反對下午的行動,主張馬上返回,但是,當後來多數人都去東師古村時,他二話沒說,也一起去了,最後上衣被人扒掉,身體留下斑斑傷痕,但他一句怨言都沒有。這種討論時表示不同意見,行動時保持一致,事後沒有牢騷的作風,是一個人覺悟、境界的體現,是團隊精神的保障,也是今天的革新人士、維權人士可寶貴的品格;而一盤散沙,各行其是,自我標榜,互相攻訐,會腐蝕大業,是難以成就共同的理想的。

劉京生和李海先生長期受迫害,獲得自由不久,對周圍環境還沒有完全適應就來參加維權,精神實在可嘉。

(十)當局的懼怕曝光與行動底線

當局對我們這次的聲援活動極力封鎖消息,懼怕曝光,他們以侵犯「肖像權」為名,搶走相機,是害怕照像曝光,我們進駐飯店之後,房間的電話就被切斷也是怕曝光。

但是我們的手機與外界聯繫一直沒有中斷,我們在沂南的活動一直受到外國媒體,包括自由亞洲電臺、大紀元等的及時報導,當局無法完全掩蓋事實真相,他們也不敢為所欲為。

當地政府為了維持自身的權威,壓制當地的維權活動,害怕我們的到來引起連鎖反應,這也是對我們不斷做出打壓的原因,在兩次撕打後,我們一度要離開現場,但一些人硬是站在汽車前以索要相機為藉口,不准我們離開現場,直到當地警車來到將我們一起帶到派出所,對我們的說法是詢問有關110報警事宜,而對當地群眾則是造成了一種我們被抓進警局的假相,目的是給當地人做出警戒,在群眾中製造恐懼與威懾。

我有一個感覺:這次的沂南行,當局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完全是在預先的籌謀之中,他們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活動好像是在一個透明的魚缸之中,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視線之下,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表面上看他們處於絕對的強勢,我們處於絕對的弱勢。但是我們是站在正義一方,他們站在非正義的一方,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方力量會逐漸轉化。我們應該根據當前的形勢和未來變化而採取相應的行動。

這次沂南行也試探了當地政府的底線。雖然他們以編造「侵犯肖像權」搶了攝像器材,但也只是嚇退,因為他們最後並沒有抓人,雖然把我們都帶到派出所筆錄,但在派出所他們還是比較客氣,沒有訓斥,我說他們無法無天,他們也沒有反駁,甚至中午還買了包子,請我們吃飯(最後我們之中有人反對而沒有吃,我的想法是吃了也不妨)這次當局,並沒有抓人,他們有過精心的佈置,製造交通阻塞現場。(把幾輛警車停在馬路中間,不準被阻塞的汽車繞道而行),但是他們並沒有以阻塞交通為名對我們進行拘留,按他們的權勢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不論在法院門前搶奪攝像機還是在東師古村扒下我們的「光誠衫」,明顯看出背後的指揮者和策劃者是有分寸的,儘管有喊「打」聲,但是其動作卻不以打傷、打殘為目的,經常有人出來叫停。雖然有人被抓傷、被摔傷,但是沒有重傷,沒有人被送醫院。也沒有人被扭送警局。從當時雙方的力量對比來看,他們完全有能力對我們做出更大的傷害。他們出動的人力是我們人數的幾倍,他們個個身強力壯,看起來經過專門訓練,而我們則多是文弱書生,如果要傷害或抓捕我們可以做到一個不漏。

當局所以要為行動設定底線,是考慮到影響和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以及當前的形勢發展。

(十一)維權的成本與當權者的代價

推動有影響力的維權,必然要付出成本。這次去臨沂,很多人受到抓打,受到恐嚇,被搶走相機,從北京開到沂南的三輛私家車,用掉油錢不少,而且還要冒著車子被掀翻被砸的危險。住宿費都由高律師和趙昕等承擔,這些都是付出的成本。

採取維權活動時,當然要盡量降低成本,避免被打成重傷,或被拘捕。物質損失也應該盡量減少,以後應少帶貴重的物品,我認為應就沂南光天化日下遭到搶劫一事,以書面快遞形式向相臨沂公安提出報案,要求查究懲辦搶劫者並賠償損失、歸還物品,如果沒有答覆或不追究,我們可以起訴沂南公安的不作為。這種訴訟既可以減少我們的損失,也可以使沂南當局,在道義上輸理,在法律上承擔責任。

這次去臨沂,大家都十分注意減少開支,高智晟律師為了節省,帶頭住進沒有衛生設備的四人間,有人提出吃飯要盡量簡單。

但是臨沂當局為了阻止這次民間的聲援活動,卻付出了道義上和法律上的代價。如果最後核實是當局下令公安化妝成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法院門前搶劫公民財物,那就是一種犯罪行為。

通過海外媒體報導,這次我們的沂南行使國內國外更清楚地認識中共的暴政,臨沂當局為這次打壓活動使他們在道義上、法律上都成為輸家。

吸取教訓,下次如果再有這些維權活動,應該事先設想一些可能出現的不利場面,以及如何應對。

這次沂南行由於堅持非暴力,再加沒有任何違法行為,所以比較成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通過海外媒體讓更多人知道陳光誠的事跡,和國內的抗爭,達到了聲援陳光誠的目的,也探索了維權活動的方式,暴露了當地的黑暗,是一次比較成功的維權活動。

附參考文章:

許志永:《一個政府對一個盲人的戰爭》

趙昕:《臨沂「七.二0」抗爭紀實與思考》

莫之許:《記一次快樂的旅遊-沂南行》

滕彪:《蒙河邊的抗爭—臨沂計畫生育調查手記之一》

李勁松:《李勁松律師承辦陳光誠案工作報告》

2006年8月17日於山東大學(電話:0531-88365021,13655317356電話手機受嚴重騷擾有時不通。自從5月26日我的電腦被公安抄走,以後雖然歸還,但故障重重,這是80多天後第一次在家中發出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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