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藝術大師潘天壽的痛與恨

去年到寧海縣城探望二位八十年代的詩友,這裡是徐霞客寫下他的第一篇著名《遊記》的地方,又是明代大儒方孝儒的故鄉。在遊覽了新開闢的「浙東小三峽」之後,我們路過縣城的市中心已是華燈初上,只見一個現代風格的偌大廣場展現在眼前,讓這個小小的縣城頓時氣派了不少。朋友告訴我,這是新建的「潘天壽文化廣場」。

看來,潘天壽家鄉的人們終於覺得有必要拉這位藝術大師(1897∼1971)來裝點門面了。不知道寧海人還記得否──1969年初,病中的潘天壽被從杭州押回家鄉游鬥時,鄉親們是用怎樣的殘忍方式,讓他受夠了凌辱?這位畫如其人的鐵骨錚錚的藝術大師對浙江美院紅衛兵造反派的抄、燒、批、鬥,似乎尚能倔強地承受,但父老鄉親的無情踐踏,卻擊毀了他內心的最後一道堤壩。

帶著渾身傷痕與唾沫返回杭州途中,潘天壽撿了一張香菸紙,在煙紙背面寫下了一生中最後一首詩「莫嫌籠狹窄,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從此病情急速加劇,不久便含冤死去……不管今天的「潘天壽文化廣場」有多麼的富麗堂皇,大師之心早已零落成灰。

1897年潘天壽出生在浙江寧海北鄉一個名叫「冠莊」的青秀山村,原名天授,字太頤,號壽者。父親敦厚樸實,被人尊為「達品公」,母親周氏聰敏賢達,持家有方。潘家薄有祖產,但因世道不順,家境漸趨困頓。自童年起,潘天壽就開始幫家裡砍柴放牛。冠莊西山有一座青蔥的雷婆頭峰,是他與小同伴常去樵牧與戲耍的地方。潘天壽晚年自號「雷婆頭峰壽者」,其中寄寓了他對家鄉的美好記憶。

在村裡的私塾和縣城的正學小學裡,他的藝術天賦已如雨後新芽,顯露無遺。 1915年秋,潘天壽說服父親,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師範。浙江一師是當時省內最高學府,吸收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教育體制及思想,對社會上各種先進思潮相迎不拒,學校裡的思想非常活躍。從上海聘來的李叔同先生儒雅通達,人格高潔,為潘天壽深深折服。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壽想追隨而去,但被李師打消了念頭。直至晚年,李師所贈的一副對聯仍懸掛在他的書房:「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為一切智慧燈」。

五四運動爆發,一師馬上成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也喚醒了少年潘天壽的愛國心。他參加了學生運動,感到自已該為國家民族做點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過振興民族藝術來振興民族精神。這種藝術良知,後來成為他一生為中國國畫藝術卓絕奮鬥的精神動力。

潘天壽27歲那年來到上海,見到了仰慕已久的80高齡的海派大師吳昌碩,並成了忘年至交。吳昌碩親切地叫他為「阿壽」,還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詩句的篆書對聯: 「天驚地怪見落筆,街談巷語總入詩」。吳昌碩給潘天壽的詩文書畫予以毫不掩飾的好評,表示出特別的器重,這給了潘天壽無比的信心。


潘天壽畫作。
接下來,年輕的潘天壽一面在上海美專授課,一面寫作《中國繪畫史》,作為美專的教材。同時深入研習石濤、八大、揚州八怪等畫家的畫作,希求讓自己恣意狂放的畫風有一個堅實的依托。上海五年,為潘天壽打開了廣闊的藝術視野,又在對古代傳統和吳氏畫風的揣摩與實踐中,獨立自省,選擇了自己獨特的藝術發展道路。

1928年國立杭州藝專在杭州成立,請已成大名的潘天壽回浙出任教授。此後直至抗戰爆發,這一時期是他在生活上最穩定的一段日子。潘天壽剛到國立藝術院的時候,國畫系只他一人,於是他包攬了所有的課程,直到李苦禪加入。為了捍衛中國畫的獨立性,他對校長林風眠所主張的國畫系和西畫系合併為繪畫系,始終不敢苟同。他在《域外繪畫流入中土考略》一文中,考察了外來繪畫與傳統繪畫之間碰撞與交流的歷史發展脈絡,提出東西方繪畫「根本處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極則」的觀點,並認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為新奇;或西方之傾向東方,東方之傾向西方,以為榮幸,均足以損害兩方之特點與藝術之本意」。

七七事變打破了他的藝術夢。1937年10月,日軍進逼杭州,藝專開始向後方撤退,潘天壽隨之西行去了昆明國立藝專的新校址。這時,校長已由滕固接替,同意了潘天壽提出的中西畫分科教學的設想,從此國畫專業課時大大增加,獨立性與專業性也得以加強。這期間,他曾因家事請假回鄉二年,在故鄉大量作畫,並編寫了《中國畫院考》,整理了詩集《聽天閣詩存》。而他離開了兩年的藝專,此時已處於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在多方的力邀之下,在一片混亂中,潘天壽無奈地出任了校長。

像當年浙一師的恩師李叔同一樣,潘天壽信奉身教重於言傳,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師生,同時他銳意整頓校務,力圖振興藝專。他不搞派系,對持不同藝術觀的教授都以禮相聘,還專門派人請回林風眠來校執教。1945年抗戰勝利,國立藝專遷返杭州,10月開始正式上課。八年流離的生活至此結束,潘天壽也厭倦了紛繁的校務,於是辭去了校長之職。

隨著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藝術家噩夢才真正開始。新來的校長兼黨組書記江豐在一次會上居然說:「中國畫不能反映現實,不能作大畫,必然淘汰,將來是有世界性的繪畫出來。油畫反映現實,能作大畫,是有世界性的。」讓潘天壽吃驚又感到困惑,年輕教師也開始批判他的藝術思想「是封建社會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筆墨趣味,對革命鬥爭抱旁觀態度。」 接著,中國畫與西畫又合併成繪畫系。

他也曾試圖為 「革命文藝」付出努力。他隨師生下鄉參加勞動,創作了一些宣傳畫似的作品。但對傳統繪畫的忽視和鄙薄仍充斥美院,潘天壽被排除在教學工作外,像沈從文一樣,只讓他「整理民族藝術遺產。」後來「民族虛無主義」遭到批判,潘天壽獲得「重視」,被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浙江美協籌委會主任,繼而被聘為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補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不久,大躍進運動襲來,藝術界也不能例外,師生下鄉大煉鋼鐵。潘天壽對這一切憂心忡忡,但還是冷靜地畫著自己的畫,以排譴鬱積。中央美院華東分院改名為浙江美院後,1959年月潘天壽出任院長,中國畫系學生的文學課也大幅度增加,教師們還定期舉行中國畫展。1961年4月,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會議上,潘天壽提出了中國畫系人物、山水、花鳥三科分科意見,得到採納。文革前的五、六年時間裏,浙江美院在潘天壽教學思想的指導下逐步臻於完善,成為海內外現代中國畫教學的翹楚。1964年,久未歸鄉的潘天壽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鄉寧海視察,受到的熱烈接待可想而知。

1966年文革爆發,潘天壽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鬥的對象。他被關牛棚的時間最長,吃的苦頭也最多。但無論哪一次揪鬥、陪斗、遊街、示眾,他都強制怨恨,默默承認。他說文革是一場災難,和自然災難一樣,是無法預期和無法控訴的。有一次,他對一位老友說:「人總是有這麼一天的,年紀大了的人倒無所謂,擔心的是國家和年輕人。國家的損失無法估計,年輕人失去了寶貴的青春,永遠無法補救。」

這期間,他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文化特務」以及「國民黨特別黨員」,從文革開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將們」從未停止過對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 「打潘戰役」達到了高潮。《浙江日報》以「浙江美院大批判辦公室」名義,整版發表了《文化特務潘天壽為什麼能長期獨霸浙江美術界》、《禿鷲是特務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將潘天壽推上了萬劫不復的受刑臺。

隨後,報紙、廣播、大字報、大標語、漫畫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報、刊物,鋪天蓋地而來。潘天壽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將們拉走的珍貴書畫文稿達六、七車之多,連筆墨紙硯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畫名單,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種標記,踩上一個個鞋印……在沒日沒夜的折磨下,這位體質強健的老藝術家漸漸垮了下去……

1971年5月,專案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壽宣讀了定性材料,即定案為「反動學術權威、為敵我矛盾」。潘天壽氣憤之極,當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緊接著就發生了文中開頭的那一幕: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寧海老家,交給當地群眾作為「活靶子」批鬥,百般凌辱……他在寫下那首絕命詩後從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氣喘得厲害,雙腿劇烈地抖動,汗如雨下。他用最後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雙腿,嘴裡還喃喃地說:「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讓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國畫大師潘天壽帶著「士可殺不可辱」的傲骨,帶著「自古有沉冤」的無聲吶喊溘然長逝!

30多年後,橫加在大師身上的凌辱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著:抗戰期間他有二年在老家蟄居,經常寫生於田頭山間,特別對水牛情有獨鍾,畫了許多隨手送給鄉親。一次,鄰居大伯家計窘迫,他便送了一幅剛畫好的巨幅《水牛春耕圖》,大伯不解,他卻囑其好收藏著。40年後的80年代,此畫被一子孫隨便賤賣給了古董商,後聽說該畫在臺灣拍出了巨價而後悔莫及……

2004年,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春季拍賣會中,署名潘天壽的畫作《錦葵紅杏》以112.2萬元的價格成交。後經書畫專家鑑定,此系偽作。同年,在中國近現代書畫拍賣專場上,潘天壽的丈二匹巨畫《松鷹圖》以500萬元高價起拍,最後以880萬元的高價成交……

進入21世紀後,浙江美院被奇怪地更名為「中國美術學院」。潘天壽之子、著名水墨畫家潘公凱出任院長,但旋即被江澤民的外甥許江(一個前中學美術教師)所取代。從此,典雅質樸的老校園遭拆毀,在原址上大興土木,急劇擴張,蓋起了超豪華宮殿式的西式建築,突兀在西子湖畔。而其美院本身也理所當然地成了御用「藝術家」們追名逐利的龐大超市。

嗚呼!從藝專到浙美,從浙美到國美,歷經80年風雲變幻,這座曾經的中國傳統繪畫最神聖的藝術殿堂,如今再也找不到潘天壽時代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以及氤氳其中的一絲一毫的藝術真氣。

大師已遠去。在我看來,潘天壽以其全部作品和整個生命所捍衛的中國畫獨立價值,以及中華民族偉大的藝術傳統,不是那幾處「潘天壽廣場」、「潘天壽紀念館」和「潘天壽雕像」可以贖回的;中共文化專制對一位藝術大師的傷害,已經深及這個民族的靈魂底層,永難彌合……

2006.7.31.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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