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 = 60年代西德？

英國《金融時報》沃爾夫岡·明肖(Wolfgang Munchau) ）哪個國家符合下列特徵？該國政府擁有龐大且不斷增加的經常帳戶盈餘；年度經濟增長率大幅提高；央行把目標對準匯率；薪資壓力已在上升；面對商業遊說團體的壓力，政治階層不願進行變革；該國政治領袖宣布：「只要我在任，貨幣就不會升值。」

　　這個國家不是當今的中國，而是上世紀60年代末的西德。當時，西德的領導人是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在他的領導下，西德出現了首個由左右翼政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他堅守了不升值的承諾，但那只是因為他在1969年就被趕下了臺。隨後，德國很快調升馬克匯率，開始調整積累多年的失衡。

　　當時的德國和現在的中國有一些有趣的相似點。兩國之間也有明顯的不同點：中國人口眾多，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國內勞動力充足，人為壓低了土地、水資源和能源價格，沒有獨立的央行。此外，在中國，沒有人因拒絕升值而被選民趕下臺。但戰後歐洲的一些經驗可供整個亞洲借鑒，尤其是中國。

　　最近在北京召開的亞歐經濟論壇(Asia-Europe Economic Forum)上，歐洲央行(ECB)執委會委員洛倫佐?比尼?斯馬吉(Lorenzo Bini Smaghi)在其中一次會議上提出了這一課題。他在會上未直接呼籲中國調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但表示，「新興歐洲」趨向於達成一個政策共識，這一共識與中國現行政策截然不同。亞歐經濟論壇是由亞洲和歐洲的經濟學家組成的一個論壇。

　　該政策共識包括四點。首先，貨幣政策應視國內情況而定。其次，貨幣政策目標應為保持物價穩定。第三，財政政策目標應為消化短暫的經濟衝擊。最後，保障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是結構改革。他所說的，更多可能只是央行決策者層面的共識，而非普遍共識。但是，沒有幾個歐洲經濟學家會認同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或真正認同德國政府於60年代末期的經濟政策。當年，幾乎每位知名的經濟學家都反對德國聯合政府的匯率政策。

　　中國經濟所走的道路，比當時的德國更加難以持續。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同比增長10.9%，出口同比增長25.2%，固定資產投資增幅為29.8%。作為衡量流通中貨幣的指標，廣義貨幣供應量(M2)上升18.4%，銀行貸款增長15.2%。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持有國。截至6月底，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價值9411億美元。2005年，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7.1%。儘管油價高企，但它今年仍接近這一水平，表明潛在趨勢是上升的。

　　在勞動力市場，中國還面臨著勞動力短缺情況，公司很難聘用到熟練員工。這與德國1969年的情況非常類似，當時德國的失業率降至0.8%。為應對這種情況，德國聘用了大量外國工人填補缺口，正如中國今天所做的一樣。

　　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應對措施包括德國馬克升值，這是1969年德國新政府作出的第一批決定之一。在大選後的數週內，德國馬克兌美元匯率從4馬克兌1美元，升至3.66馬克兌1美元，升幅為9.3%。在佈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於1973年崩潰後，德國馬克繼續大幅升值，當年的匯率達到2.40馬克兌1美元。4年之內，德國馬克兌美元升值約66%。

　　一年前，中國將人民幣匯率調升2.05%。自那以後，人民幣又進一步升值1.47%。但這種小幅升值將不足以糾正中國的經濟失衡問題。

　　正如今日中國一樣，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德國，商界人士警告稱，貨幣升值會扼殺國內出口行業。事實上，德國並沒發生這種情況。相反，在70年代，德國的貿易順差甚至提高了。2005年，統一後的德國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當然，德國遭受了許多因自身問題而造成的經濟麻煩，中國需要引以為戒。但德國當時的經濟政策是合理的。

　　或許，兩國之間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德國是完全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1969年秋，針對未來的經濟政策路線，德國展開了一場活躍而開放的全國性大討論。在中國同樣也有一場經濟論戰，但它並未涉及敏感的制度問題。威權政府堅持錯誤經濟政策的時間會更長，這並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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