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鐵路揭示中國宿命?——《動向》雜誌2006年 7月號編輯手記
青藏鐵路選擇在中共建黨八十五週年的七月一日開通,有著極其強烈的象徵性:象徵著一個古老帝國的對異族的征服,象徵著大漢族殖民主義對拓展疆域的鞏固和重新崛起——夢想成真,象徵著征服者將施舍「經濟起飛」拯救弱小民族和落後地區,……歸根結底,象徵著「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再創輝煌,所向披靡!富有想像力的西藏問題專家、北京著名的獨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幾年前曾經提過一個建議,大意是北京當局擬邀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擔任國家元首,屆時不但中國與西藏關係迎刃而解;而且達賴喇嘛所代表的藏傳佛教,對處於信仰真空的國人無疑是雨露甘霖;而他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及個人關係,是現任的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及不上的。
然而中南海卻南轅北轍,雖然在國際壓力下與達賴喇嘛的特使舉行了幾輪談判,但在西藏偏偏加強了對達賴信徒的鎮壓力度。其實也難怪,中共當權者根本就處在一種不同的境界。君不見,那些城建拆遷工程,也可以毀掉代表中國文化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怨沸騰亦在所不惜;三峽工程等所謂的大型建設項目,毀掉的文物古蹟更是不計其數。「發展是硬道理」,實力就是發言權,這就是中共的境界。
表面上看,中共似乎與他們發跡時的直接革命造反有所區別,與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也不盡相同,但是在本質上卻依然故我,仍舊是以民主的名義行專制之實,以建設和發展的名義,行破壞之實,所謂的大建設大發展往往就是打破壞的代名詞,破壞生存環境、破壞歷史文化、破壞社群關係,而且這種破壞往往是更深刻的,動輒造成無法修補的毀滅性後果。停留在這個境界中的設計師或工程師們,是決計不會把舉世關注的「世界處女地」——西藏列為特別保護區的,當然更不會讓達賴喇嘛來代表中國的,甚至都不能容忍流亡海外近五十年的達賴回到西藏。
也許,我們還可以調換一下時空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假設——僅僅是假設——中國現在具有與美國相同或相近的文明制度,他很可能像對待印第安人那樣來處理西藏問題,把西藏作為特別保護區,限制移民和開發,便成為他理所當然的選擇,藏人和藏傳佛教就會進一步為豐富其多元文化做出貢獻…… 可惜中國不是美國,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古老文明,在他的本土已經失去了應有的也是最起碼的保障,這在達賴喇嘛眼裡固然是一種劫難;對於持強凌弱,以幫助發展、開發為名行毀滅性破壞之實,並自以為得逞的中國,又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呢!不管他是以古老的漢族文明的名義,還是以中共的「黨文化」的旗幟,去同化一個迄今已然在反抗的藏文化,他都是西藏文明地地道道的破壞者,甚至就是毀滅西藏文明的劊子手,終究是要為此付出代價的——難逃歷史懲罰。
明瞭這種背景,對於青藏鐵路到底給予一種什麼樣的評價,就看你自己站在一個什麼樣的境界上。即將出版的《動向》雜誌七月號,推出了「青藏鐵路與西藏命運」的專題,希望能幫助讀者通過比較和觀察得到自己的結論。
如果你瞭解了北京處理西藏問題的境界,你就會理解香港人民何以從回歸之後政治覺悟日益提高,新一期《動向》的特輯是「香港七一遊行」,對此作了探索。實踐證明,覺醒已然成為爭取權利的前提條件。這種覺醒顯然包括著對憲政民主的認識,北京政治學家劉軍寧先生在給本刊的系列文章中指出:「憲政是針對統治者的,是管教約束統治者的。憲政對統治者來說是一個牢籠。只有把統治者關進憲政的牢籠,才能把專橫權力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歷朝歷代,古今中外,管老百姓易,管統治者難。把統治者管住了,天下也就大治了。所以真正的大治,不是看老百姓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而是看統治者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
「特稿」仍是「中共派港間諜自述(二)國安部在‘六四’時」披露:國家安全部成立伊始,派系紛爭,籠罩在不滿和不詳的氣氛中。被中共潛伏在美國的特工金無怠嚇著的國安部外事處處長俞強聲,於1984 年出逃,讓國安部整個八十年代都走不出陰影。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任總書記對情報工作的態度大異其趣。89年學運使得一蹶不振的國安部漸漸恢復了生機:當他們從外國搞情報失敗了,便轉向從國內抓黑手……
國際共運史專家程映虹發來的「專稿」是,「馬共前總書記陳平回憶錄披露——鄧小平與馬共的終結」。據該文介紹,同一個鄧小平,在60年代要正在準備和平轉型的馬共恢復武裝鬥爭, 20多年後,為配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調整外交政策,又下令關閉了馬共電臺,最後導致馬共終結。(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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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轉載自《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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