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 (5)

 (6) 第一樁「反革命」案件

公安追查的「Z書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W姑娘把Z君和我,定為這個組織的重點發展對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號一棟老式木結構兩層樓房的樓上,距離Z君工作的印刷廠很近。某天在她家聚會,便特地邀請Z君參加,介紹與那幾位青年認識。幾個幼稚、莽撞、對「群眾專政」天羅地網毫不知情的年輕人,全然不顧一板之隔的鄰居是否在偷聽,便大發議論,大放厥詞,抨擊時政。

Z君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從開始到快結束時,一直坐著聽。最後,禁不住W姑娘一再慫恿,勉強講了幾句,一夥人竟鼓掌歡呼:「Z書記作總結報告。」

公安接到密報,一聽「書記」都有了,這還了得,肯定是條大魚!於是,順籐摸瓜,發現我與「Z書記」過從甚密,經過跟蹤確認,調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這個「一江之隔」的「薄弱環節」。如果我採取合作的態度,這個案子便十拿九穩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關押起來,再尋找另外的「薄弱環節」,待破案後一併處理。那年頭,政府「密捕」一個人,可以隨便藉個由頭,或者散佈一些謠言,絕對不會引起這個正在籌建中的組織震動。

我承認,當年我的確「怕死」。20出頭不多,人生剛剛起步,對「美好的未來無限憧憬」,哪裡會想到遙遠的「死」呢?

對我的人生來說,真是一場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後,成為他們利用的工具——線人(又稱「眼線」,長沙話叫做「公安局的眼鏡」),成為極權統治的幫凶,雙手粘滿了人民的鮮血,引起良心責備,終身痛苦和悔恨。成為線人後的「副產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許多中共濫殺無辜的秘密資訊。

人的命運不是「個人奮鬥」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個人無力抗拒。惟有在這種安排中,順時應勢,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補償。歷盡滄桑,九死一生,終於熬到今天,再不說出來就有可能把這些秘密帶到火葬場去。因此,置個人榮辱、生死於度外,將中共隱瞞了半個世紀的殺人秘辛公之於眾。——即楊小凱先生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所說「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的、長達數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續大屠殺。

接下來就進入了「破案」 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頻頻與W姑娘見面,很快,她把一號頭目W君、二號頭目S君的計畫原原本本告訴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著說:「陳沅森原來是個木腦殼,敲都敲不醒,這一向覺悟了,積極多了。」——W姑娘這句話證實了當年我確實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她用些什麼語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沒有一點印象。

說實話,開始干「秘密工作」,「新鮮感」特強,很刺激,很積極。而且,有一種幸運感,搭幫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選中我,挽救了我,否則,這輩子就完了。古往今來,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潛伏著一種被主流社會認同的強烈願望,都希望被主流社會接納,讚賞。年輕的我,毫不例外。每次與公安見面,受到表揚鼓勵後,心裏都產生一種激動和感謝,立志把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獻給黨算了,為建成社會主義這座大廈添磚加瓦,感到無尚光榮!

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養成特務統治的線人和工具,中共不擇手段地進行洗腦。在毛澤東時代,「出賣」一詞被「匯報思想」、「向黨交心」和「檢舉揭發」等黨文化中的「褒義詞」代替了。「出賣」,不再侷限於人際間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譴責,反而被官方推崇為「高尚的革命情操」、「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考驗立場堅定與否」和「對黨忠不忠誠的標準」;是生存和獲得認同、讚賞的機會,是靠攏組織、爭取進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覺融入主流社會的渠道;上樓去梯,落井下石,栽贓誣告,陰謀構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於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萬上億樁出賣,演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卑鄙、最惡劣、最醜陋的成千萬上億出人間悲劇,敗壞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一號頭目W君與我見了面。暑假期間,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訪了一趟。我與父親商量後他去走親戚迴避了。我準備了較好的飯菜(那個年代物資匱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飯菜無法做得豐盛),與W君作竟日談。

高考落榜的W君來自農村,見解獨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絕地歷數中共罪惡,幾乎把我驚呆了。不知他從哪裡蒐集來那麼多資訊和資料,對大躍進後各地餓死人的情況很清楚。許多從前我想都不敢想的問題,他都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個年代資訊閉塞,對中共的認識哪有現在這樣清晰?當年W君看得那樣深遠,完全可以稱得上先知先覺。說實話,我就是從他對中共的分析中,開始有所覺醒的。但是,我盡量壓抑自己,絕對不能苟同「反動言論」,要站穩立場跟黨走。

W君頗具領袖氣質,號召和鼓動能力很強,確實是個優秀人才。但想到他「反黨」,又恨他,這樣的人「不優秀」罷了,一「優秀」反而對社會主義不利。有時也產生惻隱之心,想到他不久將要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心中充滿了負罪感。總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時站在正面,一時又站到了反面。還設想,將真相告訴他,讓他們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無濟於事,照樣會遭到逮捕,並連同我一起判刑,我還可能比他們判得重些。有時又責駡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隨即又原諒了自己,即使我不當這個卑鄙角色,公安也會脅迫另一個「薄弱環節」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W君他們覆滅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後來又與第二號頭目S君在市內一家餐廳見了面。見面的氣氛十分神秘,在約定的時間大家從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後,由W姑娘點頭確認「這是個可靠的人」,才開始談話。S君是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與他見面的時間很短,談話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將失去深造的機會,不能取得大學畢業文憑,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後,偶爾聽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廠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這一切全在公安的嚴密監控之中。預約見面的時間、地點,至少是一週前商定的。每次會面的當天晚上,我都要寫好匯報材料投入郵筒。不知郵局對寄給公安的平信有沒有快遞規定?我發現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沒有一次失誤。因此,一週之後,再與這些青年會面時,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個隱蔽的角落監控,甚至竊聽。見面談話時我從不左顧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雙方(指公安和「搞組織」的青年)懷疑。有一次,我們從原新安巷45號下樓,在門前告別時,我發現一位見過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遠的地方,背對著我們抽煙,顯然,他在張著耳朵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發現這個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與公安打交道,實質上是與「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謹慎,絕對不能耍小聰明,陽奉陰違。第一,不能說謊,既不能隱瞞包庇,也不要添枝加葉,如實地匯報。公安規定匯報材料中只敍述過程,記錄每人的原話,不添加任何評論和個人意見,以免影響他們的分析。第二,強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點口風。否則,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護他。

由於謹小慎微,兢兢業業,所以直至結案,公安綜合對每一成員的審訊,沒有發現我的匯報有任何虛假失實之處,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雖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當年我認為他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不但不能怪我,還連累了我。對於Z君,則一定得設法拉一把,並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學,而是他和我一樣,確實沒有搞「反革命」組織的初衷。

於是,當案情發展到一定深度時,就出現下面幾句至關重要的對話。

我趁天雨,深夜與他在小街上步行時(室內擔心竊聽)對他說:

「W姑娘已邀請我加入他們的組織,你怎麼辦?」

「你參加嗎?」Z君反問我。

「你別管我,各人對自己負責。」我回答。

「怎麼各顧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還在「重友情」。

「當然只能各顧各,這是要殺頭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膽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會兒,堅定地說:「我不參加!」

「對啦!」聽到這句我需要的話,情不自禁地跺腳稱讚他。

這裡一共七句對話,在當晚的匯報材料上,刪繁就簡,只出現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參加」這四個字鋪底,就足以使當初公安誤認的「Z書記」得到解脫。果然,破案後Z君只關押一個多月,就無罪釋放。——公安當然不會完全相信我的匯報,須從當事人的口供印證,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員相互印證;再者,「Z書記」曾作過「一次總結報告」,還得「榨一榨」,如確實沒問題,最後還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風險很大。公安要求線人盡量把對象的話引誘出來,怎麼可以通過提示讓他縮回去呢?因此,這種「不忠於職守」的小把戲,不可多玩,在整個案件中,僅此一次。

若干年後,Z君輾轉聽到我曾經當過公安局的「眼鏡」,欲與我斷交,我讓他回憶當年的上述對話。由於在獄中多次抗辯,「我不參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腦海,我引導他的話已經忘記了。我開玩笑說:「如果當年我說,這是個好機會,我倆趕快參加,將來會拜相封侯,你參不參加?」——Z君這才回憶起「我不參加」既是他當年的真實心態,也是我引導的結果。

(7)「怎麼都出佈告?這麼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日」或新年的前一、兩天。大約是9月29或30日,這個「反革命組織」就「收網」了。這個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佈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參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綱領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證據?還有沒有別的「薄弱環節」?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過問,至今都不知道。

說到證據,當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證據非常簡單,只要有人舉報你說過共產黨、毛澤東的「壞話」,「惡攻」(惡毒攻擊)罪名就成立。無論有無文字憑據,也無須舉報人出庭作證,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驚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個絕密資訊。

破案一、兩個月之後,某次見到L公安,他興奮地告訴我:「案子已經結了,都判下來了。」從他臉上的喜色我領悟到,破案這樣乾淨利索,他們受到了上級的表彰。與公安打交道的潛規則是少問,不該知道的就不要打聽,問得越少越好,甚至不問最好。因此,我沒有問「W君判幾年?」「S君判幾年?」……但我隨口問了一句:「怎麼沒看到出佈告?」興奮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麼都出佈告?這麼多!」——話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飾已來不及,我趕忙把話題岔開,裝著聽了不在乎的樣子。

暗地裡,我大吃一驚!我問「怎麼沒看到出佈告?」很自然,因為當年我和廣大群眾以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傚尤」;戰鬥在一線的L公安回答「怎麼都出佈告?」也很自然,因為破獲「這麼多!」「反革命」案件不出佈告,已成定規,他們早已習以為常了。

這是我第一次獲悉「反革命」案件「這麼多!」。

L公安這一「說漏了嘴」非同小可。因為專制政權封鎖消息,當年大家只知道發生了幾樁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過節也可以看到幾張「對廣大群眾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件」的佈告,誰也不知道有「這麼多!」 2003年讀到楊小凱《中國政治隨想錄》中「多如牛毛」四個字,我立即聯想起L公安說的「這麼多!」三個字加一個驚嘆號。相隔40年的兩種說法相互印證,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這麼多!」,證明中共已民心喪盡,喪失了繼續執政的道義性;法院判決的案件不出佈告,說明法律的虛偽性和執法的非正義性。在這種無聲無息「政府行為」的掩蓋下,從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獲了多少「反革命集團」?判處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殺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內部,乃至高層,恐怕都是「一團漆」。他們不用統計,也不需要統計,按照一位公安說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辦幾個勞改工廠,勞教農場就是。」——當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後來才得到的。

破案後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時去火宮殿二樓小餐廳。我按時到達,一位小公安先我而來,原來是首長請吃飯。稍等了一會,由Y副局長(胖子)帶隊,所有與我見過面的公安都來了,一一熱情握手。那次到學校來抓捕我的「黃黑色國字型臉膛」也來了,滿臉笑容,握手特別有力。Y局長仍然是那麼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後把我拉在他的身邊坐下……

席間,Y局長表揚道:與黨和政府密切配合,為社會主義事業,為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榮。臨了,Y局長示意,小公安遞過來一個信封,我沒接,他放在我面前,說:

「這是給你的獎金。」

我搖搖頭說:「這個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資,不能拿另外的錢。」 ﹝注11﹞

公安們便七嘴八舌勸:「過河錢,河過錢,花了不少。」「還有買信封、郵票的錢。」「辛苦了,跑了許多路,收下吧」……

我推辭再三,誠懇地回答:「不是為了錢,為社會主義事業作點貢獻,是應該的。」

見我拒絕的態度非常堅決,最後,Y局長微笑著注視我,點點頭,輕言細語地慢說:「收下吧,別嫌少。」

首長開了口,再不收下,便有「過分矯情」之嫌。Y局長語輕言慢,內涵豐富;眼神深不可測,令人敬畏。為了表示「聽黨的話」,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裡。

乘小火輪過渡時,從信封裡抽出來數了數,6張5元的嶄新鈔票,便有些生氣。父親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曾拿來一些小冊子,其中有一本介紹耶穌的生平,我讀了,很受感動。耶穌是被猶大出賣的,正是30個銀圓。今天,公安獎我30元(當年相當於一個青工一個月的工資),不是具有諷刺意味嗎?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萬萬不能接受這「出賣朋友的30元」。

怎麼辦?

我有一個習慣,遇到問題喜歡躺下來獨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來時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藍天白雲凝想。深更半夜,一覺醒來,萬籟俱寂,沒有干擾,此時捫心自問,便可良心發現;風和日麗的日子,獨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懷抱裡仰望藍天,深邃莫測,白雲蒼狗,變幻無窮,容易理清頭緒,求得最佳解答。

當時天氣很好,我便不忙著回家,漫步到離渡口較遠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這些鈔票撕得粉碎,扔進水裡……忽然記起曾拾過一張5元錢,拾到時心中一陣竊喜,過後又想,丟了錢的人好心痛……鈔票是沒有罪的,何不把這些錢一張張扔到湘江裡,漂流到遠方,讓偶爾拾到的漁翁、婦人、孩子高興高興呢……對!就這麼辦,這叫做「製造快樂」。

於是,我翻身坐起來,把一張張鈔票搓成團,扔進流水,目送它們漂著,漂著,有的沉入水裡,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見……

製造了六樁快樂,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續)


[注10] 楊小凱判刑十年在岳陽建新農場勞改,與眾多「牛鬼蛇神」廝混在一起,獲得的資訊是可靠的。見楊小凱遺著《牛鬼蛇神錄》。

[注11] 當年規定,在一個單位工作,不能拿另一個單位的錢,否則便是投機倒把。見我的自傳體中篇小說《笑泯恩仇》(14)(15)《夜戰「打擊辦」》上、下兩章
本文留言

作者陳沅森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