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人說起畢業20週年聚會,心中一驚:都20多年過去了!感慨之餘,也回憶起自己的大學生活。
中國77,78級大學生是非常特殊的一群,前無先例,後不再有。他們來自積攢了10年的考生,幾十人裡挑一,大多數是二十多歲的經歷豐富的老三屆和其後的‘文革中學生’。那時文革的嚴冬剛過,百廢待興,剛從禁錮中解脫的人們活動著還麻木的頭腦,憧憬著美妙的前景,還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少自由。而新上臺的統治者們也還沒打定主意給老百姓多少自由。
就在那充滿希望的躁動中,北京大學77、78還有79級的學生上演了一出自由競選的大戲,一時紅紅火火熱鬧非常,在他們四年的大學生活裡演奏出一個高潮。二十年後再回頭看去,更覺的那是最能代表當時北大學生精神狀態的一幕。可惜,官方的北大史是不願意記錄那一頁的。
1980年的自由競選,選的什麼呢?海甸區的人民代表,按人口分給北大學生2個名額,教職工3個名額。這大概是最低一級的人民代表,不足挂齒,但充滿了政治熱情和敏感的北大學生卻抓住了這個機會。夏申、房致遠、王軍濤最先宣布出來競選,貼出〖競選宣言〗,就在來來往往人最多的地方,小商店附近和學四食堂(現在已經拆了)。學四食堂俗稱‘大飯廳’,是當時北大最能裝人的地方,能塞幾千人,不像辦公樓禮堂,才幾百個座位。所以冬天開個大會看個電影都在大飯廳。飯廳的一頭是一溜賣飯的窗口,另一頭是個舞臺。飯廳裡空蕩蕩,連桌椅板凳都沒有,吃飯都得站著,不少學生買了飯端回宿舍吃。開會看電影時一人一個小馬扎,我們一入學一人發了一個。
在學四食堂吃飯的少說也有七、八個系的學生,人來人往的最多,所以競選人就趁著吃飯的時候作宣傳,在舞台上擺個桌子,放上麥克風,三兩個幫忙的一嚷嚷,吃飯的學生就圍過去了,等人夠多了,競選人就開講。第一個這麼幹的好像是夏申(經濟系的)。夏申的名字立刻傳遍北大,頭一個跳出來競選,這就是新聞人物。接著是房致遠。有了兩個就有了比較,房致遠似乎更誠懇,或叫老實,乾脆說不夠老練。一回答提問,競選人的水平就顯出來了。比方說當時剛剛抓判了魏京生,這當然是個必問的問題。只要講理的人就看的出來,判魏京生十幾年徒刑的理由(出賣軍事情報)根本站不住腳,純粹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站起來反對共產黨的專制。可是競選人在台上怎麼說呀?迴避?必遭選民拋棄。說判錯了?那可就是跟黨對著干了。是黨員的就要考慮黨票保的住保不住。而且說判錯了,選民也不喝采,因為那是誰都知道的事,你得說出更高的見解,讓人佩服才行。其它的尖銳問題還多著呢,像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資本主義哪個更好更民主,言外之意是中國該走哪條路,還有共產黨這幾十年到底干的怎麼樣,言外之意是還要不要擁護共產黨。這些問題怎麼回答?說多數選民愛聽的?那可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如何避免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論’,又能讓選民愛聽,是很要點水平的。房致遠就是誠懇十足,水平欠佳。選民一提問,他就順著走了,實話實說,罵開共產黨了。而且就算罵共產黨,選民也不一定買你的帳,因為不少人背地裏也罵。你必須罵的更有水平才行。
緊接著房致遠的是王軍濤,當時已經是名人,上過報紙,是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的英雄。據說‘揚眉劍出鞘’那首名詩就是他寫的,還為此蹲過監獄。王軍濤既是名人,又能考入北大,肯定是絕頂聰明。可光憑這個就想折服選民,那是別想。那會兒的北大學生可不是如今的追星族,是個名人就佩服。77、78年能考上大學又是北大,談何容易,哪個沒有點自負?所以面對名人先要挑剔一番,尤其是比自己年輕的名人,更挑剔的厲害,其中暗含了幾分嫉妒。王軍濤當時僅22歲,已是團中央候補委員,自然更容易讓人嫉妒。比如我自己,一聽王軍濤仨字,心裏就想:太狂!立即決定抵制,他的答辯會不聽!從王軍濤起,答辯會一般都在辦公樓禮堂。那天,不足一千座位的禮堂擠進去據說有一千五百人,盛況空前。我們班的小尤跑去聽了,去之前是將信將疑,去之後則對王軍濤佩服的五體投地。我沒去聽,所以沒機會改變對王軍濤的成見。接著他又貼出大字報,一貼一大片,還之一之二之三的隔兩天一換。確切題目記不清了,大意是‘論毛澤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我立即又呲之以鼻:譁眾取寵,標新立異!連看都不看。王軍濤的論點在當時確實一鳴驚人,馬上引起激烈爭論,但也讓我這種僵化的人反感: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是好是壞單說著,非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純粹是故弄玄虛,想引人注目而已。當時我認為一個22歲的人張口就敢點評毛澤東,實在太狂。思想領先時代但不夠老到的王軍濤就這樣丟了一些選票。(我對王軍濤的成見是在1989年天安門慘案之後才消除。他面對被捕入獄,平靜又坦然,實在是男子漢一個。)
北大學生會主席張煒稍晚一點(11月10日)宣布參加競選。這有點讓人意外。以他的身份,將來官運亨通已經有了保障,沒必要來爭小小的海甸區人大代表。而且競選有點‘不合規矩’,弄不好反而會影響他的仕途。再一個,他的身份對他競選也只能是幫倒忙。他的學生會主席是上邊指定的,這種‘官方 ’‘正統’的背景讓多數選民本能的反感。但張煒確實有兩下子,他的答辯會也是大告成功。不少人惡狠狠的用尖利的問題向他刺去,可他左一下右一下全給化解了,既沒有大罵共產黨也不顯的保守僵化,回答常常出人意料的‘得體’,不時贏得掌聲。有人評論他‘太油’,但更多的是‘有分寸’‘政治家’‘上下都能接受 ’。也有氣極了的乾脆問:‘張煒請回答:你和泥鰍有什麼區別?’‘你是官方代表,學賊,你沒有資格參加競選’。但說出這種話就已經表明敗給了張煒。張煒的才華雖然讓我佩服,但還沒有佩服到想投他的票。
最成功的競選人胡平那時是研究生。但當時的大學生們也沒拿研究生太當回事。不過胡平答辯演講會的廣告也寫的太狂了。其中有句話好像是‘你只要一聽胡平的講演,就會對社會哲學有一個全新的概念’!北大學生哪個沒有自己的一套?聽什麼人一講就全改了?誰那麼狂啊?我也像大多數人一樣,想領教一下胡平到底有多大本事。那天(11月17日)我提前一個多小時就到了辦公樓禮堂,但樓下已經滿了,剛上樓坐下一會兒,樓上也滿了。再來的就搶佔走道和一切空地。很快,坐著的就變成了小塊的盆地,因為四周擠滿了站著的‘高山’,據說外面還有好多人再也擠不進來了。
胡平講演的主題是‘論言論自由’,並不吸引人,不夠解氣,有點無關痛痒,似乎沒有抓住社會制度這個根本問題。但胡平一開講,擠的滿滿的人聲鼎沸的禮堂就沒人敢動沒人敢出聲了。胡平人並不起眼,屬瘦小型的。但他的邏輯力量太厲害了,沒一會兒,我原來心裏挑毛病的挑戰情緒就一掃而光。具體的詞句記不清了,但有幾個論點卻從此刻進了我的腦袋。今天再看沒什麼了不起,可當時的我卻是前所未聞。
第一個論點:言論自由就是講反對話的自由。所謂的反對話說白了就是‘反動言論’、‘錯誤言論’。那之前,我從沒懷疑過流行的觀念:錯誤和反動言論是不能任其自由發表的,那叫 ‘放毒’,必須禁止,放毒者也要嚴懲。可聽胡平一講有點恍然大悟:哪怕在最專制的社會裏,講順從話的自由從來就沒缺過。比如大清朝,老百姓一直享有高呼 ‘皇帝萬歲萬萬歲’的自由。所以說,‘言論自由’若還有點意義,那就僅僅在於講統治者不願意聽的話的自由。
#p#第二個論點:目前言論不自由的罪責不全在專制者,廣大人民群眾也有份。這乍一聽簡直是弄顛倒了。明明是專制制度的過錯,人民群眾是受害者,怎麼能把責任推給受害者呢?但胡平講的確實有理:任何專制的統治者總是少數,他們所以能實行專制就在於多數人的認可。這種認可不必是支持,只要面對少數人的惡行保持沉默就足夠了。胡平專門提到胡風,說1954年毛澤東以言論罪懲治了幾個小小的‘反革命’,然後就有了從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一步步的走向深淵。每次都有人民群眾的支持,都是多數人以思想言論罪迫害少數人。
第三個論點:全國人大代表的推選有根本缺陷,比如有些勞模僅僅因為是勞模就當選人大代表。我過去以為人大代表的推選還說的過去,至少考慮的挺全面,比如考慮少數民族比例,女代表比例,各行各業的比例,哪都照顧到了。不少人大代表都是傑出人物,像勞模、名演員、名運動員。聽胡平一講:人大是全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憲法是這麼說的),所以人大代表的首要條件是參與治國的能力。一個勞模在本職工作中有出色表現,但不一定有能力作稱職的人大代表。獎勵勞模可以用其它方式,但決不應當用人大代表的資格。
胡平的這幾個觀點今天看來太平常了,可當時的我卻是聞所未聞,乍一聽和我腦袋裡的觀念滿擰,細一想則不能不承認:還真是那麼回事!會場上的多數人大概和我差不多,所以胡平的講演一結束,不光是掌聲雷動,許多人乾脆扯開嗓子歡呼,就像如今聽流行音樂會的瘋狂場面。接著的答辯更熱鬧。那時有的競選人已開始互相攻擊,為的是消減別人的選票,就和西方的競選一樣。胡平的大獲全勝使有些人難以忍耐,正講著呢就有條子傳上去,胡平剛講完,有人就迫不及待的站起來提問,有的乾脆擠上了臺抓住麥克風大喊,其中好像就有其他競選人和其競選班子的,這是他們最按捺不住的一次,爭著發出自以為是有力的一擊。胡平當時的回答似乎反擊力不夠,但已經完全站在胡平一邊的大多數聽眾卻讓他們一敗塗地。一位自稱是經濟系一部分選民代表的跑到台上,在麥克風面前慷慨激昂、揮拳頓足。但僅僅是揮拳頓足而已,因為連一絲聲音都聽不到了,全會場千百張嘴在大喊:‘滾下去!不許搗亂!……’。雷鳴之中擴音器就像蚊子聲。當答辯會結束退場時我才注意到,牆上全是哈氣凝成的水滴,又一條條的流下來。窗戶全都大開,雖然已是冬天,要不那麼多人擠在那麼小的禮堂裡早憋壞了。
競選人還在一個接一個的往外跳,但已經不能吸引選民的注意了。例外的是張蔓菱,她一出來立即轟動。即是一位女士,所以她在政治、經濟、社會改革之外還要談談女性。張女士指出,共產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男人弄的不像男人(沒了骨氣沒了男人氣概),女人不像女人(又粗又野,張口就能罵人)。張蔓菱把這概況為‘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還提出口號,要恢復‘東方女性美’。她說的可是人品方面的內在美,像溫柔、女人味、熱愛家庭之類的,和相貌沒什麼關係。可中國男人毛病太大,精英的大學生們也一樣。不少人開始嬉皮笑臉的談論張蔓菱,本來對競選並不關心的也一口一個張蔓菱。很多人根本就沒看她的‘競選聲明’,對張蔓菱的論點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光是津津樂道兩句話:‘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和‘東方女性美’。張女士一開見面會和答辯會,立即爆滿,不亞於胡平王軍濤的號召力。但許多人只是想開開眼,看看張女士有多美:沒有金鋼鑽敢攬瓷器活嗎?自己不美敢口口聲聲的‘東方女性美’麼?這些人腦袋裡的‘東方女性美’就是東方美女的意思。
按說張蔓菱不難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眼睛挺大。可惜當時的張女士一點都不打扮。記得剛開學不久,我的一個同學在買飯排隊時指著前面不遠處的一位悄悄問我:你說那個是男的還是女的?從穿著上看絕對是男的,一身工作服式的棉褲棉襖,頭戴狗皮帽子,腳穿大頭鞋。這一身不光是男式,還是整天野外幹活賣苦力氣的男人服裝。可那位個子比一般男人都矮,臉更是女人像,體形在棉襖棉褲裡看不出來,反正絕不夠男人的健壯。經過一番觀察我們斷定那是個女的。後來才知道那就是張蔓菱女士。她幹嘛穿成個男的呢?還是個下層賣苦力氣的?後來才知道,那並不是張女士標新立異,而是生活使然。她曾經插隊,干勤雜工,被打成 ‘反革命’,經過許多男人都忍受不了的磨難。當然,到了競選時,張女士已經穿上了女裝,但絕沒有任何精心打扮。當時的女人都不怎麼打扮,除了上臺演戲的,沒人敢抹口紅,描眉毛。
一是張蔓菱一點不打扮,二是許多人心中的‘東方女性美’怎麼也得賽西施,比貂蟬,所以一見著張女士都大失所望。一天在42號宿舍樓吧,張蔓菱與選民見面。那是間活動室,挺大的屋子爆滿,連門口都被站在椅子上的人堵死了,門外還有不少人走來走去的幹著急。有一位搬來個桌子,硬推到門口,爬上去使勁把腦袋擠進了門框。可一會又退出腦袋,一邊大叫著‘完了,完了’,一邊爬下桌子。鼻子眼睛全擠到一塊了,臉上的表情比吃了個蒼蠅還難過:‘完了,完了!就是她呀!還東方女性美呢!大家快回去吧!別看了!美什麼呀?長的太困難了!太困難了!’
張女士就這樣面對著許多來看‘東方美女’的。有些人看一眼,一失望,走了。有的則打算為‘上當受騙’出口氣,於是遞條子提問題。比較客氣的類似:‘請問,你自己夠的上東方女性美嗎’?不客氣的就問:‘你是否想在選舉中出嫁?你找到對象了嗎?’‘你這雄化了的女人是否找到了一個雌化的男人’?把張女士都氣哭了。當然,同情、支持甚至佩服張蔓菱的也大有人在,但多數人是不以為然,即使明白‘東方女性美’真正含義的也搖頭:這和競選有什麼關係?幹嘛提這雞毛蒜皮的事?北大學生自以為應該放眼全球,關心政治經濟頭等大事。東方女性美?搗什麼亂呀?
理科學生參加競選的少,除了王軍濤(技術物理系),物理系的於大海算一個,他是老實人,口才差點,但也曾讓人小吃一驚。於大海一邊競選一邊參加了北大的物理競賽,拿了個二等獎。物理系學生個個了得,拿二等獎談何容易,而且人家於大海是‘革命生產兩不誤’,因此讓一些理科學生佩服。
跳出來競選的學生最後達到二十多人。但後出來的若沒有超人的才華(像胡平),特殊的身份(像張煒),特異的論點(像張蔓菱)就根本別想再吸引選民注意了。
理科學生的參與熱情明顯的差些,像我們地理系,也就是吃飯的時候捎帶著看看大字報,大多都捨不得花一晚上時間去聽答辯會。我們地貌班二十多人裡聽過答辯會的也就是五、六個人吧。但聽了答辯會的總要傳達競選人的觀點,於是旁人也有了機會發表評論。每次評論都會發展為爭論或乾脆吵架,從寢室吵到廁所再從廁所吵回寢室,吵到熄燈上了床,吵到有人強烈抗議才休戰。
文科學生就不同了,競選就是學習,而且是應用和檢驗自己那點學問的最好實驗課,所以大都精神十足的投入。最積極的參選,次一等的組織班子幫別人競選,再低一等的就到處批評人家的觀點宣揚自己的,高興了還寫大字報發表。號稱中立的就搞報導,抄寫大字報,收集資料。最起碼的也要看大字報,聽答辯會。當時還一下子冒出了好幾個學生刊物專門報導競選活動,有哲學系的〖競選動態〗,中文系的〖競選短波〗,歷史系的〖歷史的一頁〗,法律系的〖觀察〗。
答辯會、與選民見面會越來越多,凡名聲大的競選人的答辯會非要提前一、兩個小時去佔座位。大字報早把小商店和學生食堂一帶全帖滿了,只好帖向學生宿舍樓。自從胡平的答辯會,言論徹底自由了。立論、反駁、提問、反問、辯論、評論,再沒什麼侷限,從個人到學校到全國全世界,政治、經濟、歷史、法律、宗教、哲學,……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問什麼問什麼,想辯什麼辯什麼。也有人反感,說這是選海甸區人民代表阿還是選國家主席啊?這可說到點兒上了,此時的學生早就不管什麼人民代表了,要的就是一個自由言論的機會,把自己那點學問那點熱情全掏出來。管它選的是什麼呢,要的就是競選過程。也有競選人想‘務實’,提一提學生福利,還有北大和周邊地區的環境建設一類的實際問題,但聽眾毫無興趣。真照著選區代表那麼務實,那還有什麼意思啊?
至於北大的老師們,不少人也對學生競選感興趣。但經過了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老師們全長了心眼,只看不說。他們太清楚了:別看眼下鬧的轟轟烈烈,什麼都能說,說了好像也沒事,那是上邊還忍著呢,一旦想收拾你了,只是一句話的事。在競選答辯會上也有老師到場,但只是旁聽而已,決不加入。有學生通訊員向老師採訪,讓老師談談看法。但別管怎麼問,老師們總是笑而不答,既不說反對,更不說擁護。學生實在問不出話來,轉而問:‘您認為這些答辯的和提問的要放在1957年夠的上右派嗎?’一位老師這回張口了:‘全都是!全都是!’
至於北大校方呢,表現真不錯,對學生競選基本上是容忍,還提供教室、禮堂、擴音器材等條件。但北京市政府沉不住氣了,專門發了個通知,其中有什麼‘三條指示 ’,具體記不清了,基本意思是限制競選不要‘過線’。但學生的反應是‘對著干’,還立即又跳出幾位參加競選,想借‘對著干’的情緒給自己‘加力’。北大校方並不認真貫徹‘三條指示’,只是傳達了一下,也說過競選人的‘宣傳材料’(就是各類的大字報)要帖到指定地點。但指定地點太小了,哪帖的下呀。學生們不管那套,還是到處帖,校方也沒採取什麼限制措施。
競選了一個月,終於到了12月3日的預選,從20多個競選人裡選出前三名進入正式選舉。結果,胡平得票2812,王軍濤2400,張煒1723,三人勝出。下邊的是房致遠(1615票),夏申(1071),揚百揆(933),張蔓菱(695)等。12月11日正式選舉,胡平第一(3467票)。王軍濤第二(2964票),張煒第三(2052票)。學生總數為5976,半數為2988,兩個名額只選出了胡平一個,於是還要補選一次,在王、張之中再選一個。雖然十多名競選人聯合發出了〖呼籲〗,號召選民們為了民主選舉的成功,請積極參與。但結果呢,王軍濤2936票,差52票不能當選,張煒更慘,只得了1456票。兩人相加是4392票,距總數差了1584票。就是說,有1584個學生或者沒投票,或者投的廢票。是他們不珍惜選票嗎?恰恰相反,太珍惜了,所以決不湊合,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寧可把票廢了。我那次就投的白票。這根本就不是選區人民代表,而是用選票表示對候選人佩服還是不佩服。不佩服就是不佩服,再選十次也是那樣。王軍濤也該自豪了,幾乎有一半的學生佩服他。就連張蔓菱也挺了不起,有600多人佩服她。這可是77、78、79級的北大學生,哪個都自我感覺不錯。能有600多個這樣的人佩服,足以驕人啦。
這一轉眼居然二十多年過去了。
幾年前我又去了趟北大,一看今天的大學生怎麼全是孩子呀,想想也是,多半才十幾歲嗎。他們在教授(我當年的同學)面前的唯唯諾諾更比當年的我們相形見‘嫩 ’。但他們也自有成熟的地方,不少腰裡挎著BB機手機,除了上課就忙著打工、家教、飯局、生日派對。又使當年的我們相形見‘土’。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撥撥的學生替換著,一年一年的就改變了模樣。校園也是如此,大飯廳早已不見了,蓋起了那麼多新樓。可奇怪的是,那些新樓還沒幾年呢卻顯出了破爛像,比如地質系和地理繫在的‘逸夫樓’,白色外牆已贓髒乎乎,樓道滿是塵土,廁所堵塞發出惡臭。倒是那些看熟了的,不知多大年紀的老灰樓們看上去還和當年一個樣。而當年的77、78級呢,曾經是豪情壯志,‘我們肩負著祖國的未來’,如今混的不錯的是教授、研究員,大學系主任、副校長,科學院所長,政界有當到副部長的。但令人嘆息的是,那些超級的才子,像胡平、王軍濤、房致遠、於大海等人卻不被當局所容,如今流落海外。
更讓人嘆息的是,當年競選時,許多人以為有了那個開頭,一個全國範圍真正民主的選舉制度不會遠了。今天一看,說不準還要再等幾個二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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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77,78級大學生是非常特殊的一群,前無先例,後不再有。他們來自積攢了10年的考生,幾十人裡挑一,大多數是二十多歲的經歷豐富的老三屆和其後的‘文革中學生’。那時文革的嚴冬剛過,百廢待興,剛從禁錮中解脫的人們活動著還麻木的頭腦,憧憬著美妙的前景,還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少自由。而新上臺的統治者們也還沒打定主意給老百姓多少自由。
就在那充滿希望的躁動中,北京大學77、78還有79級的學生上演了一出自由競選的大戲,一時紅紅火火熱鬧非常,在他們四年的大學生活裡演奏出一個高潮。二十年後再回頭看去,更覺的那是最能代表當時北大學生精神狀態的一幕。可惜,官方的北大史是不願意記錄那一頁的。
1980年的自由競選,選的什麼呢?海甸區的人民代表,按人口分給北大學生2個名額,教職工3個名額。這大概是最低一級的人民代表,不足挂齒,但充滿了政治熱情和敏感的北大學生卻抓住了這個機會。夏申、房致遠、王軍濤最先宣布出來競選,貼出〖競選宣言〗,就在來來往往人最多的地方,小商店附近和學四食堂(現在已經拆了)。學四食堂俗稱‘大飯廳’,是當時北大最能裝人的地方,能塞幾千人,不像辦公樓禮堂,才幾百個座位。所以冬天開個大會看個電影都在大飯廳。飯廳的一頭是一溜賣飯的窗口,另一頭是個舞臺。飯廳裡空蕩蕩,連桌椅板凳都沒有,吃飯都得站著,不少學生買了飯端回宿舍吃。開會看電影時一人一個小馬扎,我們一入學一人發了一個。
在學四食堂吃飯的少說也有七、八個系的學生,人來人往的最多,所以競選人就趁著吃飯的時候作宣傳,在舞台上擺個桌子,放上麥克風,三兩個幫忙的一嚷嚷,吃飯的學生就圍過去了,等人夠多了,競選人就開講。第一個這麼幹的好像是夏申(經濟系的)。夏申的名字立刻傳遍北大,頭一個跳出來競選,這就是新聞人物。接著是房致遠。有了兩個就有了比較,房致遠似乎更誠懇,或叫老實,乾脆說不夠老練。一回答提問,競選人的水平就顯出來了。比方說當時剛剛抓判了魏京生,這當然是個必問的問題。只要講理的人就看的出來,判魏京生十幾年徒刑的理由(出賣軍事情報)根本站不住腳,純粹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站起來反對共產黨的專制。可是競選人在台上怎麼說呀?迴避?必遭選民拋棄。說判錯了?那可就是跟黨對著干了。是黨員的就要考慮黨票保的住保不住。而且說判錯了,選民也不喝采,因為那是誰都知道的事,你得說出更高的見解,讓人佩服才行。其它的尖銳問題還多著呢,像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資本主義哪個更好更民主,言外之意是中國該走哪條路,還有共產黨這幾十年到底干的怎麼樣,言外之意是還要不要擁護共產黨。這些問題怎麼回答?說多數選民愛聽的?那可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如何避免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論’,又能讓選民愛聽,是很要點水平的。房致遠就是誠懇十足,水平欠佳。選民一提問,他就順著走了,實話實說,罵開共產黨了。而且就算罵共產黨,選民也不一定買你的帳,因為不少人背地裏也罵。你必須罵的更有水平才行。
緊接著房致遠的是王軍濤,當時已經是名人,上過報紙,是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的英雄。據說‘揚眉劍出鞘’那首名詩就是他寫的,還為此蹲過監獄。王軍濤既是名人,又能考入北大,肯定是絕頂聰明。可光憑這個就想折服選民,那是別想。那會兒的北大學生可不是如今的追星族,是個名人就佩服。77、78年能考上大學又是北大,談何容易,哪個沒有點自負?所以面對名人先要挑剔一番,尤其是比自己年輕的名人,更挑剔的厲害,其中暗含了幾分嫉妒。王軍濤當時僅22歲,已是團中央候補委員,自然更容易讓人嫉妒。比如我自己,一聽王軍濤仨字,心裏就想:太狂!立即決定抵制,他的答辯會不聽!從王軍濤起,答辯會一般都在辦公樓禮堂。那天,不足一千座位的禮堂擠進去據說有一千五百人,盛況空前。我們班的小尤跑去聽了,去之前是將信將疑,去之後則對王軍濤佩服的五體投地。我沒去聽,所以沒機會改變對王軍濤的成見。接著他又貼出大字報,一貼一大片,還之一之二之三的隔兩天一換。確切題目記不清了,大意是‘論毛澤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我立即又呲之以鼻:譁眾取寵,標新立異!連看都不看。王軍濤的論點在當時確實一鳴驚人,馬上引起激烈爭論,但也讓我這種僵化的人反感: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是好是壞單說著,非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純粹是故弄玄虛,想引人注目而已。當時我認為一個22歲的人張口就敢點評毛澤東,實在太狂。思想領先時代但不夠老到的王軍濤就這樣丟了一些選票。(我對王軍濤的成見是在1989年天安門慘案之後才消除。他面對被捕入獄,平靜又坦然,實在是男子漢一個。)
北大學生會主席張煒稍晚一點(11月10日)宣布參加競選。這有點讓人意外。以他的身份,將來官運亨通已經有了保障,沒必要來爭小小的海甸區人大代表。而且競選有點‘不合規矩’,弄不好反而會影響他的仕途。再一個,他的身份對他競選也只能是幫倒忙。他的學生會主席是上邊指定的,這種‘官方 ’‘正統’的背景讓多數選民本能的反感。但張煒確實有兩下子,他的答辯會也是大告成功。不少人惡狠狠的用尖利的問題向他刺去,可他左一下右一下全給化解了,既沒有大罵共產黨也不顯的保守僵化,回答常常出人意料的‘得體’,不時贏得掌聲。有人評論他‘太油’,但更多的是‘有分寸’‘政治家’‘上下都能接受 ’。也有氣極了的乾脆問:‘張煒請回答:你和泥鰍有什麼區別?’‘你是官方代表,學賊,你沒有資格參加競選’。但說出這種話就已經表明敗給了張煒。張煒的才華雖然讓我佩服,但還沒有佩服到想投他的票。
最成功的競選人胡平那時是研究生。但當時的大學生們也沒拿研究生太當回事。不過胡平答辯演講會的廣告也寫的太狂了。其中有句話好像是‘你只要一聽胡平的講演,就會對社會哲學有一個全新的概念’!北大學生哪個沒有自己的一套?聽什麼人一講就全改了?誰那麼狂啊?我也像大多數人一樣,想領教一下胡平到底有多大本事。那天(11月17日)我提前一個多小時就到了辦公樓禮堂,但樓下已經滿了,剛上樓坐下一會兒,樓上也滿了。再來的就搶佔走道和一切空地。很快,坐著的就變成了小塊的盆地,因為四周擠滿了站著的‘高山’,據說外面還有好多人再也擠不進來了。
胡平講演的主題是‘論言論自由’,並不吸引人,不夠解氣,有點無關痛痒,似乎沒有抓住社會制度這個根本問題。但胡平一開講,擠的滿滿的人聲鼎沸的禮堂就沒人敢動沒人敢出聲了。胡平人並不起眼,屬瘦小型的。但他的邏輯力量太厲害了,沒一會兒,我原來心裏挑毛病的挑戰情緒就一掃而光。具體的詞句記不清了,但有幾個論點卻從此刻進了我的腦袋。今天再看沒什麼了不起,可當時的我卻是前所未聞。
第一個論點:言論自由就是講反對話的自由。所謂的反對話說白了就是‘反動言論’、‘錯誤言論’。那之前,我從沒懷疑過流行的觀念:錯誤和反動言論是不能任其自由發表的,那叫 ‘放毒’,必須禁止,放毒者也要嚴懲。可聽胡平一講有點恍然大悟:哪怕在最專制的社會裏,講順從話的自由從來就沒缺過。比如大清朝,老百姓一直享有高呼 ‘皇帝萬歲萬萬歲’的自由。所以說,‘言論自由’若還有點意義,那就僅僅在於講統治者不願意聽的話的自由。
#p#第二個論點:目前言論不自由的罪責不全在專制者,廣大人民群眾也有份。這乍一聽簡直是弄顛倒了。明明是專制制度的過錯,人民群眾是受害者,怎麼能把責任推給受害者呢?但胡平講的確實有理:任何專制的統治者總是少數,他們所以能實行專制就在於多數人的認可。這種認可不必是支持,只要面對少數人的惡行保持沉默就足夠了。胡平專門提到胡風,說1954年毛澤東以言論罪懲治了幾個小小的‘反革命’,然後就有了從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一步步的走向深淵。每次都有人民群眾的支持,都是多數人以思想言論罪迫害少數人。
第三個論點:全國人大代表的推選有根本缺陷,比如有些勞模僅僅因為是勞模就當選人大代表。我過去以為人大代表的推選還說的過去,至少考慮的挺全面,比如考慮少數民族比例,女代表比例,各行各業的比例,哪都照顧到了。不少人大代表都是傑出人物,像勞模、名演員、名運動員。聽胡平一講:人大是全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憲法是這麼說的),所以人大代表的首要條件是參與治國的能力。一個勞模在本職工作中有出色表現,但不一定有能力作稱職的人大代表。獎勵勞模可以用其它方式,但決不應當用人大代表的資格。
胡平的這幾個觀點今天看來太平常了,可當時的我卻是聞所未聞,乍一聽和我腦袋裡的觀念滿擰,細一想則不能不承認:還真是那麼回事!會場上的多數人大概和我差不多,所以胡平的講演一結束,不光是掌聲雷動,許多人乾脆扯開嗓子歡呼,就像如今聽流行音樂會的瘋狂場面。接著的答辯更熱鬧。那時有的競選人已開始互相攻擊,為的是消減別人的選票,就和西方的競選一樣。胡平的大獲全勝使有些人難以忍耐,正講著呢就有條子傳上去,胡平剛講完,有人就迫不及待的站起來提問,有的乾脆擠上了臺抓住麥克風大喊,其中好像就有其他競選人和其競選班子的,這是他們最按捺不住的一次,爭著發出自以為是有力的一擊。胡平當時的回答似乎反擊力不夠,但已經完全站在胡平一邊的大多數聽眾卻讓他們一敗塗地。一位自稱是經濟系一部分選民代表的跑到台上,在麥克風面前慷慨激昂、揮拳頓足。但僅僅是揮拳頓足而已,因為連一絲聲音都聽不到了,全會場千百張嘴在大喊:‘滾下去!不許搗亂!……’。雷鳴之中擴音器就像蚊子聲。當答辯會結束退場時我才注意到,牆上全是哈氣凝成的水滴,又一條條的流下來。窗戶全都大開,雖然已是冬天,要不那麼多人擠在那麼小的禮堂裡早憋壞了。
競選人還在一個接一個的往外跳,但已經不能吸引選民的注意了。例外的是張蔓菱,她一出來立即轟動。即是一位女士,所以她在政治、經濟、社會改革之外還要談談女性。張女士指出,共產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男人弄的不像男人(沒了骨氣沒了男人氣概),女人不像女人(又粗又野,張口就能罵人)。張蔓菱把這概況為‘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還提出口號,要恢復‘東方女性美’。她說的可是人品方面的內在美,像溫柔、女人味、熱愛家庭之類的,和相貌沒什麼關係。可中國男人毛病太大,精英的大學生們也一樣。不少人開始嬉皮笑臉的談論張蔓菱,本來對競選並不關心的也一口一個張蔓菱。很多人根本就沒看她的‘競選聲明’,對張蔓菱的論點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光是津津樂道兩句話:‘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和‘東方女性美’。張女士一開見面會和答辯會,立即爆滿,不亞於胡平王軍濤的號召力。但許多人只是想開開眼,看看張女士有多美:沒有金鋼鑽敢攬瓷器活嗎?自己不美敢口口聲聲的‘東方女性美’麼?這些人腦袋裡的‘東方女性美’就是東方美女的意思。
按說張蔓菱不難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眼睛挺大。可惜當時的張女士一點都不打扮。記得剛開學不久,我的一個同學在買飯排隊時指著前面不遠處的一位悄悄問我:你說那個是男的還是女的?從穿著上看絕對是男的,一身工作服式的棉褲棉襖,頭戴狗皮帽子,腳穿大頭鞋。這一身不光是男式,還是整天野外幹活賣苦力氣的男人服裝。可那位個子比一般男人都矮,臉更是女人像,體形在棉襖棉褲裡看不出來,反正絕不夠男人的健壯。經過一番觀察我們斷定那是個女的。後來才知道那就是張蔓菱女士。她幹嘛穿成個男的呢?還是個下層賣苦力氣的?後來才知道,那並不是張女士標新立異,而是生活使然。她曾經插隊,干勤雜工,被打成 ‘反革命’,經過許多男人都忍受不了的磨難。當然,到了競選時,張女士已經穿上了女裝,但絕沒有任何精心打扮。當時的女人都不怎麼打扮,除了上臺演戲的,沒人敢抹口紅,描眉毛。
一是張蔓菱一點不打扮,二是許多人心中的‘東方女性美’怎麼也得賽西施,比貂蟬,所以一見著張女士都大失所望。一天在42號宿舍樓吧,張蔓菱與選民見面。那是間活動室,挺大的屋子爆滿,連門口都被站在椅子上的人堵死了,門外還有不少人走來走去的幹著急。有一位搬來個桌子,硬推到門口,爬上去使勁把腦袋擠進了門框。可一會又退出腦袋,一邊大叫著‘完了,完了’,一邊爬下桌子。鼻子眼睛全擠到一塊了,臉上的表情比吃了個蒼蠅還難過:‘完了,完了!就是她呀!還東方女性美呢!大家快回去吧!別看了!美什麼呀?長的太困難了!太困難了!’
張女士就這樣面對著許多來看‘東方美女’的。有些人看一眼,一失望,走了。有的則打算為‘上當受騙’出口氣,於是遞條子提問題。比較客氣的類似:‘請問,你自己夠的上東方女性美嗎’?不客氣的就問:‘你是否想在選舉中出嫁?你找到對象了嗎?’‘你這雄化了的女人是否找到了一個雌化的男人’?把張女士都氣哭了。當然,同情、支持甚至佩服張蔓菱的也大有人在,但多數人是不以為然,即使明白‘東方女性美’真正含義的也搖頭:這和競選有什麼關係?幹嘛提這雞毛蒜皮的事?北大學生自以為應該放眼全球,關心政治經濟頭等大事。東方女性美?搗什麼亂呀?
理科學生參加競選的少,除了王軍濤(技術物理系),物理系的於大海算一個,他是老實人,口才差點,但也曾讓人小吃一驚。於大海一邊競選一邊參加了北大的物理競賽,拿了個二等獎。物理系學生個個了得,拿二等獎談何容易,而且人家於大海是‘革命生產兩不誤’,因此讓一些理科學生佩服。
跳出來競選的學生最後達到二十多人。但後出來的若沒有超人的才華(像胡平),特殊的身份(像張煒),特異的論點(像張蔓菱)就根本別想再吸引選民注意了。
理科學生的參與熱情明顯的差些,像我們地理系,也就是吃飯的時候捎帶著看看大字報,大多都捨不得花一晚上時間去聽答辯會。我們地貌班二十多人裡聽過答辯會的也就是五、六個人吧。但聽了答辯會的總要傳達競選人的觀點,於是旁人也有了機會發表評論。每次評論都會發展為爭論或乾脆吵架,從寢室吵到廁所再從廁所吵回寢室,吵到熄燈上了床,吵到有人強烈抗議才休戰。
文科學生就不同了,競選就是學習,而且是應用和檢驗自己那點學問的最好實驗課,所以大都精神十足的投入。最積極的參選,次一等的組織班子幫別人競選,再低一等的就到處批評人家的觀點宣揚自己的,高興了還寫大字報發表。號稱中立的就搞報導,抄寫大字報,收集資料。最起碼的也要看大字報,聽答辯會。當時還一下子冒出了好幾個學生刊物專門報導競選活動,有哲學系的〖競選動態〗,中文系的〖競選短波〗,歷史系的〖歷史的一頁〗,法律系的〖觀察〗。
答辯會、與選民見面會越來越多,凡名聲大的競選人的答辯會非要提前一、兩個小時去佔座位。大字報早把小商店和學生食堂一帶全帖滿了,只好帖向學生宿舍樓。自從胡平的答辯會,言論徹底自由了。立論、反駁、提問、反問、辯論、評論,再沒什麼侷限,從個人到學校到全國全世界,政治、經濟、歷史、法律、宗教、哲學,……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問什麼問什麼,想辯什麼辯什麼。也有人反感,說這是選海甸區人民代表阿還是選國家主席啊?這可說到點兒上了,此時的學生早就不管什麼人民代表了,要的就是一個自由言論的機會,把自己那點學問那點熱情全掏出來。管它選的是什麼呢,要的就是競選過程。也有競選人想‘務實’,提一提學生福利,還有北大和周邊地區的環境建設一類的實際問題,但聽眾毫無興趣。真照著選區代表那麼務實,那還有什麼意思啊?
至於北大的老師們,不少人也對學生競選感興趣。但經過了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老師們全長了心眼,只看不說。他們太清楚了:別看眼下鬧的轟轟烈烈,什麼都能說,說了好像也沒事,那是上邊還忍著呢,一旦想收拾你了,只是一句話的事。在競選答辯會上也有老師到場,但只是旁聽而已,決不加入。有學生通訊員向老師採訪,讓老師談談看法。但別管怎麼問,老師們總是笑而不答,既不說反對,更不說擁護。學生實在問不出話來,轉而問:‘您認為這些答辯的和提問的要放在1957年夠的上右派嗎?’一位老師這回張口了:‘全都是!全都是!’
至於北大校方呢,表現真不錯,對學生競選基本上是容忍,還提供教室、禮堂、擴音器材等條件。但北京市政府沉不住氣了,專門發了個通知,其中有什麼‘三條指示 ’,具體記不清了,基本意思是限制競選不要‘過線’。但學生的反應是‘對著干’,還立即又跳出幾位參加競選,想借‘對著干’的情緒給自己‘加力’。北大校方並不認真貫徹‘三條指示’,只是傳達了一下,也說過競選人的‘宣傳材料’(就是各類的大字報)要帖到指定地點。但指定地點太小了,哪帖的下呀。學生們不管那套,還是到處帖,校方也沒採取什麼限制措施。
競選了一個月,終於到了12月3日的預選,從20多個競選人裡選出前三名進入正式選舉。結果,胡平得票2812,王軍濤2400,張煒1723,三人勝出。下邊的是房致遠(1615票),夏申(1071),揚百揆(933),張蔓菱(695)等。12月11日正式選舉,胡平第一(3467票)。王軍濤第二(2964票),張煒第三(2052票)。學生總數為5976,半數為2988,兩個名額只選出了胡平一個,於是還要補選一次,在王、張之中再選一個。雖然十多名競選人聯合發出了〖呼籲〗,號召選民們為了民主選舉的成功,請積極參與。但結果呢,王軍濤2936票,差52票不能當選,張煒更慘,只得了1456票。兩人相加是4392票,距總數差了1584票。就是說,有1584個學生或者沒投票,或者投的廢票。是他們不珍惜選票嗎?恰恰相反,太珍惜了,所以決不湊合,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寧可把票廢了。我那次就投的白票。這根本就不是選區人民代表,而是用選票表示對候選人佩服還是不佩服。不佩服就是不佩服,再選十次也是那樣。王軍濤也該自豪了,幾乎有一半的學生佩服他。就連張蔓菱也挺了不起,有600多人佩服她。這可是77、78、79級的北大學生,哪個都自我感覺不錯。能有600多個這樣的人佩服,足以驕人啦。
這一轉眼居然二十多年過去了。
幾年前我又去了趟北大,一看今天的大學生怎麼全是孩子呀,想想也是,多半才十幾歲嗎。他們在教授(我當年的同學)面前的唯唯諾諾更比當年的我們相形見‘嫩 ’。但他們也自有成熟的地方,不少腰裡挎著BB機手機,除了上課就忙著打工、家教、飯局、生日派對。又使當年的我們相形見‘土’。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撥撥的學生替換著,一年一年的就改變了模樣。校園也是如此,大飯廳早已不見了,蓋起了那麼多新樓。可奇怪的是,那些新樓還沒幾年呢卻顯出了破爛像,比如地質系和地理繫在的‘逸夫樓’,白色外牆已贓髒乎乎,樓道滿是塵土,廁所堵塞發出惡臭。倒是那些看熟了的,不知多大年紀的老灰樓們看上去還和當年一個樣。而當年的77、78級呢,曾經是豪情壯志,‘我們肩負著祖國的未來’,如今混的不錯的是教授、研究員,大學系主任、副校長,科學院所長,政界有當到副部長的。但令人嘆息的是,那些超級的才子,像胡平、王軍濤、房致遠、於大海等人卻不被當局所容,如今流落海外。
更讓人嘆息的是,當年競選時,許多人以為有了那個開頭,一個全國範圍真正民主的選舉制度不會遠了。今天一看,說不準還要再等幾個二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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