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團派與太子黨是中國兩黨制雛形？

從「太子黨」與「共青團派」的權力爭奪，隱約可以看到中國自魏晉以來的門閥世族與庶族寒門矛盾的延續；而從雙方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野，我們也依稀可以嗅到類似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政策對峙氣味。

「共青團派」，指的是由共青團這個系統在仕途上升遷者。再要細分，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的「共青團派」，只要是在共青團系統內擔任過一定領導職務，不論是當過團市委書記或者團地委組織部長，甚至企業團委書記，就都可以劃入「團派」行列。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劉雲山，擔任過共青團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後來轉到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當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區委副書記，他就可以算是廣義的「團派」。而狹義的「共青團派」，則特指在團中央擔負過一定級別（如書記、部長等）的領導職務者。

人們說慣了「太子黨」、「共青團派」。其實，「太子黨」難以算「黨」，只是一個陳述某人具有「紅色高幹血統」的特定概念而已，並不是說「太子」們真正成了能彼此呼應、協調行動的「黨」（最新中國「太子黨」名單及其任職一覽表，見附件）。中共上層的長期政治爭鬥在「太子」之間留下的創傷和其它後果，早已把「太子黨」拆得支離破碎，要麼因父輩的恩怨，要麼因彼此的競爭，他們各立山頭，各佔天下。當然，有種情況比較常見：某幾位元老交情很深，其家族子女在軍政兩界中，現在又加上商界，互相提攜呼應，形成一個利益的小圈子，例如，鄧小平的女婿、賀龍的兒子、楊尚昆的女婿、王震的兒子以及榮毅仁家族，就有錯綜複雜的權力與利益交易：一九九二年賀鵬飛升任海軍副司令員，原來的總參裝備部部長職務被鄧小平的女婿、原任其副手的賀平接任。此後，賀平又兼任了他在擔任副部長期間即已經擔任副職領導的中國最著名的軍火公司之一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楊尚昆女婿王小朝也任該公司的副總經理）。而原任中國投資信託總公司副總經理，兼任下屬保利公司總經理的王震的兒子王軍，先升任保利公司的上級公司——中信公司業務部經理兼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很快又擔任中信第一副總經理兼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長。

而到了一九九三年，鄧小平勸說王震交出國家副主席職務時，說好由與王震私交甚篤的「民主人士」榮毅仁接手，王震立刻提出交換條件，要求將榮毅仁在中信公司的一把手位置交給王軍。鄧小平恩准，王軍便陸續將保利公司的經營大權交給了鄧小平的女婿賀平。榮毅仁接任王震的國家副主席職務後，整個中信公司從名到實都已經是王軍的獨家天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以「紅色血統」做為彼此扭結的紐帶。某位高幹子弟拔擢另一位高幹子弟，收攬到自己門下，並不是抽象地看在其同樣出身高幹的分上，而是具體地看在其父輩與自己父輩是鐵哥們，而此人對自己又有用的分上。

當然，「太子黨」雖未成「黨」，太子與公主們卻都具有極大的能量，在各個領域，尤其是共產黨權力體系中的要害系統和部門，就拿軍隊中的太子黨來說，已經把持了作戰、情報、軍工、國防科研等等極多關鍵性崗位：聶榮臻之婿、國防科工委主任、上將丁衡高，和妻子、中將聶力；羅榮桓之子、二炮後勤部政委羅東進；譚震林之子、總參動員部部長、少將譚冬生；李先念之婿、空軍副政委劉亞洲；彭雪楓之子、第二炮兵政治委員、中將彭小楓；周恩來之侄、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中將周爾均；原副總參謀長王諍之子、中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王蘇民；董必武之子、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董良駒；賀龍之婿、前武警總部政委李振軍；賀彪之子、鄧小平之婿、解放軍總參裝備部長賀平；粟裕之子、北京軍區某集團軍長、少將粟戎生；彭真之子、中國核工業副總經理傅銳……

與「太子黨」比起來，「共青團派」確實像個派系的樣子。在中共對黨內小團體如臨大敵，絕不給予任何生存空間的情況下，「共青團派」固然不可能有成形的組織，更不可能有什麼成文的綱領，但是「共青團派」成員彼此不僅有感情的紐帶，有昔日上下級隸屬關係，還有很多在後來工作任務中互相配合的機會。

與前述「太子黨」相對應的一個明顯事實是，「共青團派」官員非常普遍地上下提攜呼應：一個前共青團幹部，很可能將他原來的團內下屬繼續提拔重用，逐漸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形成網路。

九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共政壇上流傳起「四大金剛」的說法，「海龜」和「地方實力派」，與「共青團派」和「太子黨」並列。但實際上， 「海龜」目前崛起政壇的人數還較少，多半是在金融、法律、科技等專業性很強的領導崗位上，他們除了工作聯絡，彼此之間的認同感、歸屬感並不強；地方實力派更難以形成全國的聲勢。這兩派更不足以挑戰「共青團派」和「太子黨」。目前在爭奪中共高層權力的中原逐鹿中，主要還是「太子黨」與「共青團派」對壘。

《胡錦濤傳》最新修訂版（總第五版）日前出版。該書兩位作者之一曾在胡錦濤手下任職，與胡有過工作接觸。他們遍訪在胡錦濤手下工作過的人士，在海內外廣集各種資料，歷時七年，寫出迄今資料最為翔實、分析最為客觀的胡錦濤傳記；在胡錦濤執掌中共黨政大權一年後，作者又做了大量重要增補和勘正。

與主要憑藉父蔭、先天擁有豐厚政治社會資源的「太子黨」不同，「共青團派」基本上是從平民階層，通過自我奮鬥而冒升的。儘管「共青團派」中也有劉延東、李源潮這樣的「太子黨」成員。《21世紀環球報導》記者韓福東在一篇反映共青團幹部集中出任政府要職的報導中指出， 「新的政治家將有不同的政治風格。共青團系統成長起來的官員多來自平民家庭，很多是農民的孩子，他們的成長經歷將影響他們的執政取向。」

如果說「太子黨」服膺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更理直氣壯強化自己的精英身份，那麼「共青團派」倒是更願意凸顯大眾平民色彩，更多地呼喚公平。在自由與平等這兩端，他們更傾向於「平等」，包括平等地被選舉、受教育和參政的權利，他們反腐敗的決心也可能更為堅決，他們也更關心弱勢群體，更願意擺出下層民眾利益代言人的姿勢。

從「太子黨」與「共青團派」的爭奪，我們隱約可以看到中國自魏晉以來的門閥世族與庶族寒門矛盾的延續；而從雙方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野，我們也依稀可以嗅到類似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政策對峙氣味。這種爭奪未來是否可能演變成某種有中國特色的體制化的制衡格局？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