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辨論時有人說，中共建政後，雖然有過錯誤，但其對中國也是做了一定貢獻的，尤其是大躍進之前，中國人民的日子過得還是可以的。我對此觀點並不認同。
由於中共統治下的學校教科書，對中共歷史上所犯下的錯誤，都是輕描淡寫的一帶而過。甚至根本不承認自己在歷史上犯下過錯誤，說什麼：「我黨一貫正確」。那麼，其實很多人也都是受了中共的矇蔽。為了讓這些人重新認識那段被塵封的歷史，我查閱了相關的史料，力求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以使更多受矇蔽的人重新認識，重新正視那段歷史，以求給中共在中國所犯罪行做客觀的評價。
在二戰後期，日本戰敗，幾乎是在一片廢墟上重建日本國。那麼中共在同一時期新建政權，兩國的發展可以說是同步的。
從上世紀50年代起至80年代，日本開始了新一輪發展。日本政府大力改革，並利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訂貨之機大力發展經濟，60年代末，日本已發展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
而當時，中國人正在共產黨的帶動下，進行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風運動、肅反、人民公社、反右、反右傾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或稱社教運動)和三年大飢荒，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等各種內鬥的運動。事實上，在那些年當中，中國的經濟發展幾乎是倒退的。
1.土改運動
1949年後，中共在大陸建政。在中共建國後僅三個月，就在全國範圍內全面開展「土地改革運動」。
事實上，現代經濟學已經證明了「租佃制」在自由契約制度下如果被選擇，一定是適應特定條件的有效率合約安排。而共產黨卻認為「租佃制度是地主剝削農民的制度」，因此在中共這種錯誤的認識下，那些向土地投資的人不但對經濟無貢獻，反而是罪犯。在這種完全錯誤的意識形態指導下，中共於1950年在中國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共產黨做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隨便成立一個「土改革命委員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於是地主富農就可以被就地處決（筆者的祖父即在土改中被共產黨迫害致死）。
土改中正式處決的地主大約在20萬至80萬，而加上土改運動鬥爭會上打死的地主，富農，總共大約殺害了一百至二百萬人。
很多地主的財產不但被非法侵吞，而且在侵吞過程中，共產黨又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是一種對經濟學的嚴重無知，而且國家政權在此時已經犯下了反人類罪，謀殺罪。而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產黨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憲制先例。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這種「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的時間，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要求農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並且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和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得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得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變成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2.三反五反運動
從1951 年底開始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及1952年底開始的五反運動(反偷稅，漏稅，反行賄，欺詐，反盜竊國家財產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和腐蝕官員)，開始用政治運動侵犯財產，迫害私人企業家，對很多私人企業家的批鬥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許多企業家被鬥爭後因羞辱而自殺。45萬私人企業中共有約3/4被指控為存在五害，不少企業家被政府派遣的工作組關押以及被任意重罰。
政府建立對經濟部門則採取了壟斷和直接控制的手段，即在遊戲中，既要當裁判，又要當球員，利用經濟上的壟斷特權與民爭利。而這正是國民黨執政時共產黨予以極力批評，且承諾自己執政時一定要放棄的機會主義行為。
在「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擊投機倒把和限制私人商業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官方及獨立學者都承認的商業蕭條，使私營公司營業額下降了42%，而合作社購銷額下降了33%，國營商業因此庫存上升了3.6倍。
按照交易費用經濟學，這種強制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製造了極高交易費用，使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
3.農業合作化運動
1951 年，中共政府開始進一步推進國家貿易壟斷，從1953年開始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1954年實行棉花的統購統銷,1955年中共政府對糧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壟斷進一步制度化，城鎮開始實行糧食配給制。從此以後中國上千年的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制度不復存在，限制人們人身自由的戶口制度開始實行了。
當時，由於政府的商業和工業企業無法與私人企業競爭，為了與民爭利，中共政府採用商業壟斷。以企使政府的工業企業及官員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對農村進行剝削。
統購統銷不但對長期經濟發展有著極大負面效果，而且在當時就已經造成了市場的嚴重供不應求，豬肉、蔬菜、糧食都由於統購統銷的實行於1954年和1955年出現嚴重的供不應求。這種統供統銷帶來的負面效果，卻成為中共要求進一步推行商業和農業合作化的理由。
當時在野的非共產黨人士非常清醒，對這些經濟效果極差的政策有極大的反對聲音，但他們的正確意見卻被思想改造，肅反等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的威脅所壓制，他們的正確意見中共根本就不肯採納。
中共推動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個人農場不利於機械化，不利於利用生產中的規模經濟，不利於為工業提供原料，糧食等等。可這些說法都不能在現代經濟學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實現了機械化就證明了這些論調的無知。
1954 年，中共政府建成了67萬個合作社，有1/4當年減產；1955年由於合作化，導致全國大牲畜減少二百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 1956年9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加上合作化時農民大量屠殺耕牛，豬羊的情況，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則根本沒肉賣。
所以合作化全國統計的糧棉產量增加是以產出結構扭曲加大，豬肉，蔬菜嚴重短缺為代價的。農業合作化對中國農業生產力長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很明顯且勿庸置疑的。
4.反右運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請知識份子「幫助黨整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
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份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7 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份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
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份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
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黨和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有些言論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反對黨天下」等論調。
1957 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發給黨內同志閱讀。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份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為日後的整治「右派」打下伏筆。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份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份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飢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份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份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份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後，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後活到1978年共產黨搞的所謂「右派平反」時的僅有十餘萬人。
在2005年8月，中共向自己的省廳級以上幹部解密的絕密檔案透露：在1957年這場給黨提意見而大禍臨頭的右派份子，不是中共以前騙人的55萬，而是317萬8千多人，還另有143萬7千多人被劃為「中右」……
也就是說當年被屈打成「右派份子」的有461萬6千多！加上受牽連的家屬子女，那可就是天文數字了！這些家庭成員所面臨的生活、工作、升學的窘境和受到的精神摧殘甚至長達幾十年之久。而一個人的生命有幾個幾十年？
1978 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復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份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事實上，這證明中共對待右派的問題上，並無認錯之意。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反右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極其重大。它標誌著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
而從反右開始，知識份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
經過反右運動後，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50-1978)》（楊小凱著）、《中國的「勞動教養」是怎樣教養右派的》（木人著）、《世界通史》和維基百科(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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